魔法搭档
以色列人怎么会失踪了呢？虽然间谍兼印刷工罗伯特•博尔特（Robert Boulter）的触角可以精细地探测到最微弱的千禧年信号，但根据他的情报，他们好像突然在英格兰阿伯丁（Aberdeen）附近停了下来。【191】
在1665年10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艘驶往阿姆斯特丹的帆船由于遭遇恶劣的天气而偏离了航线，被迫停靠在苏格兰的一个港口。但令人惊奇的是，船上的货物全是稻米和蜂蜜，而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的船帆和缠绕的横桅索似乎是清一色的白色绸缎。主帆上悬挂着一条醒目的红色标语：“这里是以色列支派”。一位“熟悉多种语言的”苏格兰教授上前，与那些身穿蓝黑相间条纹斗篷的船员搭话，但却根本弄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知道他们说的似乎是一种神秘的、断断续续的希伯来语。
这个秋天，当时的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正在用他那理性的锋芒直指“孩子气的迷信”，而他留在阿姆斯特丹的社区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迹，并且这些奇迹并不全是对瘟疫的恐惧酿成的谵言妄语。从摩洛哥和利沃诺收到的信息表明，那里发生了一些与犹太人有关的事件。从各地的商人、拉比和医生传来的“现场报道”，在开罗和萨洛尼卡、布拉格和威尼斯、卢布林和曼图亚之间流传开来，都说出现了“一队欢乐的人潮”（尽管细节略有不同）。以色列人的各个支派正在向耶路撒冷进军！他们来自高加索山脉之外，来自安纳托利亚和波斯，来自阿拉伯半岛和/ 或非洲的蛮荒之地。一大群犹太人，据说超过一百万人，有的说由一位名叫耶罗波安（Jereboam）的将军率领，有的说没有人率领，他们只带着弓箭、长矛和诗歌，已经打败了苏丹穆罕默德的军团。土耳其人用大炮和火枪向以色列人射击，但炮弹却弹射回那些倒霉的炮手身上。土耳其近卫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惊恐万状。惊慌失措的奥斯曼帝国君主答应他们，只要他们能留下圣城，他可以把亚历山大和突尼斯让给以色列人。在大西洋对岸的波士顿，清教牧师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根据这些零星的消息开始向其教众布道，宣称以色列人正在返回他们祖先的土地。在非斯（Fez），据说有一群以色列人正在向内陆大漠里的一座高山进发，准备挖通一条通往一个秘密山洞的通道，传说里面藏着一支铜号，这支铜号一旦吹响，号声将响彻全世界。只要听到号声，整个大地将山崩地裂。“到那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将集合起来并会聚在同一……而所有的纷争都将平息。”【192】
因这些消息而激情燃烧的并不只是那些轻信和无知的人。在1648年和1656年两次失望之后，一些饱学之士也整夜整夜地守在蜡烛旁，数算着千禧年日历上的日子。迹象和预兆随处可见。1664年出现彗星，随后伦敦就发生了瘟疫，而阿姆斯特丹运河两岸的树木也神秘地大批死亡。后来，英格兰人和荷兰人之间爆发了战争。1666年，曾经出现过一系列著名的凶兆，预示当年是“最后审判日”来临的年份。还有1667年，彼得•塞拉留斯（Peter Serrarius）——一个瓦隆人（Walloon）、一个千禧年主义的牧师、一个希伯来学者，同时也是米拿现•本•以色列的朋友——由于从利沃诺的一个犹太人（消息是由他在亚历山大的一个熟人告诉他的）那里听到了确切的信息，于是深信自己很快就会看到“最后审判日”来临，并把以色列军队不可思议的神奇传说告诉了他的许多朋友。【193】在1665年的最后几个月直至整个冬季，似乎全世界都陷入了疯狂之中。一支由八十条船组成的船队满载着犹太人正在从印度驶向巴勒斯坦，显然是在重演集体“出埃及”的故事向耶路撒冷进军。另有一支由一百二十五条船组成的船队在阿姆斯特丹整装待发，准备加入这场伟大的救赎行动。
所有这些都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最后的救世主”即将降临，大卫后裔的犹太人的国王将带领他们胜利回归耶路撒冷。“圣殿”将再次矗立起来，其规制将完全按照阿姆斯特丹的圣殿模型建造。在布拉格，所罗门•摩尔科那件全身绣满神秘的威胁性字符的长袍也被从平卡斯（Pinkas）犹太会堂里请了出来，在犹太居住区的大街上游行和展示。因为在这方面，所罗门曾经是一个先行者。似乎“神明”已经等了一个多世纪，现在他终于把他们的国王送来了。
拿单•以利亚•阿什肯纳兹（Nathan Eliyahu Ashkenazi）甚至在迈出家门前就很清楚这个“救世主”兼国王的身份。在1665年，拿单只有二十二岁，还是一名在犹太学堂里潜心苦读的学生，一个由于自我强迫苦修而面容枯瘦的年轻人。他出生在耶路撒冷，后来搬到了加沙，当时在纳贾尔王朝统治下，这里是一个充满了犹太虔诚、学识和希伯来诗歌的地方。拿单也继承了上个世纪那些喜欢在萨费德的星空下漫步和看星星的犹太人的衣钵，而这种传统的影响力则越来越大——尽管不像著名的喀巴拉历史学家革顺•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所说的那样影响广泛。【194】像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拿单在传统习俗的约束之下并不怎么安分。《革玛拉》注94以及对《布就之席》的各种评论，对于培养他飞驰的想象力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有时会连续多日完全自我隔离，这种超常的斋戒苦修往往使他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出神状态。根据他后来写成的《创世之书》（Book of Creation）中的描绘，拿单有一次在这种出神状态中进入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幻想：好像他飞升到又高又远的天空中，在他的宇宙中悬挂了七天，从而目睹了整个创世的过程。当他继续飞升到遥远的星空中时，他看到了天堂里的战车，并且里面出现了一个美丽而温和的面孔。就好像完全不由自主，拿单的嘴就开始动了起来：“他的名字叫沙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他将对他的敌人哭喊。”【195】在“返回大地”之后，拿单感觉他见到了一个“马吉”（maggid）：一个仁慈而神圣的人物，用他的嘴和舌头说出了“神谕”的真理。
在加沙的犹太社区里，此时的拿单开始作为一位“灵魂治疗师”而广为人知。他的“天赋”是识别出“病人”个人的特定的过失和怀疑，也就是导致病人生病和痛苦的内在缺陷。拿单可以诊断出这类缺陷并开出独有的秘方，通常的方法无非是用他亲自为相应的“病症”写下的祈祷词进行悔罪祈祷，同时还要用他亲自试验过的那种严厉的、超常的斋戒方式进行苦修。
1665年开春一个又高又胖、红脸膛并留着一圈大胡子的男人找到了拿单。他剧烈的情绪变化（非常典型地在狂躁的兴奋与深度的忧郁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显然是一种自我意识严重错位的综合征。这位病人希望能得到有效的医治。然而，他不仅没有从这个年轻人那里得到什么启示，反而被告知，他叫沙巴泰•泽维，是港城士麦那一个为英国商人充当中间人的“罗马遗民”的儿子，他实际上就是人们期待中的“救世主”。对于这个离奇的说法，据说沙巴泰不由得笑了起来，并且承认他本人的确也曾这样想过，但这种想法很快就消失了。然而，既然这位学识渊博的年轻学者如此肯定，在沙巴泰的青年岁月里就一直萦绕着他的所有幻想和声音，最后都进入了这个自我认同的庄严时刻。在希伯伦，在阿姆斯特丹富商亚伯拉罕•佩雷拉（Abraham Pereyra）建立的犹太经学院里，所有的猜疑都烟消云散，而这个学院的院长拉比本•梅尔•希亚•洛夫（ben Meir Hiyya Rofe），则成了这一造假事件的第一个热情推动者。当他们于五旬节前后回到加沙时，沙巴泰的精神状态把他从狂躁无比的兴奋推向了神经紧张的深渊。当他就这样失去了自我辩解和行为能力之后，拿单则在“一群加沙的学者”陪同下开始忙活起来，他们发自内心地背诵着经书中所有能找到的预言，并命令所有的人高唱特定的赞歌。当庆祝仪式正在进行的时候，据说他们的房间里忽然充满了一种香味，而这种香味是如此不同寻常和如此奇异，有些参加活动的人甚至走出房间寻找香味的来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香味其实是由拿单身上发出来的，因为他已经开始手舞足蹈，撕掉了身上的衣服，只剩下一点贴身的内衣。只见他高高跃起在空中，然后摔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196】有的人为他把了一下脉，拿单似乎已经没有了脉搏。于是，他被宣布已经死亡，然后有人找了一块布盖在了他的脸上。但过了一会儿，却有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布下面传了出来，当有人把布掀开之后，他们听到了另一个声音传来：“你们要留神我的挚爱，我的弥赛亚，沙巴泰•泽维。”不久之后，拿单为沙巴泰涂了膏油，并当众宣布他“就是全以色列的王”。
说句实话，这位“救世主”算得上是一个无能的人。在奥斯曼帝国繁忙的港城士麦那，当沙巴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在他只有六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在他的名声达到顶峰的时候，也曾命令那些前来朝圣的人到她的墓前祭拜，所以在他的一生中对早年丧母还是刻骨铭心的。大约在他母亲去世前后（正如对他极其崇拜的传记作者后来声称），这个小孩子曾直接受到命运的“特别眷顾”——一场大火把他的下体烧坏了。所以，他的前两次婚姻都没有夫妻之实而不了了之。他的生日是阿布月初九注95，这一天不仅是第二圣殿被毁、后来以庄严的斋戒仪式沉痛悼念的日子，而且根据犹太贤哲们的说法，这一天也是“救世主”降临的日子。这很可能早早地就为他的未来命运提供了一种暗示，所以沙巴泰经常公然违犯有关直呼“神明”名讳的禁令，竟然在公开场合大声喊出“神明”的四个字符的名字“雅赫维”注96。在进行这种表演时，沙巴泰有时还会自行在海边实施浸礼仪式，这个小胖墩一边在带有咸味的海浪中又蹦又跳，一边嘟哝着一些“净身”之类的谵语。许多年来，他不过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小淘气包，后来他又开始表演犹太神秘主义的“三部曲”：斋戒、出神、自我隔离。但是，他的各种乖张行为逐渐令拉比们感到厌烦，他们或许觉得，让沙巴泰留在士麦那实在是太危险了。他应该更适合流浪生活。于是，他去了萨洛尼卡，后来又来到耶路撒冷，在一个囚室般的小房间里寄居下来。后来，他走进了犹地亚荒漠，据说他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山洞，并与负责立约的“天使”进行过交流。
耶路撒冷的拉比们对沙巴泰的过火行为所激怒，于是便把他送到埃及，让他为他们的犹太经学院募集资金。在开罗，沙巴泰又撞上了大运。这个“无能的人”反倒成了一个万人迷，并且引起了刚刚成为当地犹太社区领袖的收税官和富豪拉斐尔•约瑟（Raphael Joseph）的注意。拉斐尔•约瑟对沙巴泰的种种神秘噱头更多的是赞赏而不是排斥。他胆敢做出这样的事情，竟然直呼“神明”的名讳却没有得到报应，其中肯定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开罗，沙巴泰又第三次结了婚。他先前的两次婚姻（维持的时间都很短，并且女方的名字至今无人知晓）都是因为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最后以离婚而告终。【197】然而，这第三位新娘似乎有些不同。作为在1648年残酷的大屠杀幸存下来的一个遗孤，撒拉被一个波兰天主教家庭收养（某些史料说是一个贵族家庭），并在天主教会的环境中长大。据说她美若天仙，她的救命恩人的儿子曾想娶她为妻，但在婚礼的前夜，她已故的父亲却托梦给她，说出了她真正的信仰归属，并（据一篇史料记载）指示她到犹太人的墓地去，第二天会有某个人在那里下葬。于是，撒拉就去了墓地，她几乎没穿什么衣服（据上述史料记载，她根本没穿衣服），只是披着父亲给她的一张兽皮，上面画着一行神秘的字符：她将成为“救世主”的新娘。她把这件事完全当真了，因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女预言家，并在利沃诺公开地一再宣称这是她的天命。一些反对沙巴泰的人在他的传记中添油加醋，说她的坏话。听说这个女人决定要做自己的新娘，沙巴泰觉得“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的好事呢”。于是，他们在开罗如期举行了婚礼。对于他们最终是否以某种方式成功地圆了房，后来的评论家说法不一，但撒拉生下了一个儿子说明这件事似乎是真的。但至少在婚礼期间发生了什么变故，而经过沙巴泰的精心安排，他得以在装饰华美的婚礼彩棚里按照传统规定完成了婚礼。
正是拿单把一个平常人变成了“救世主”，也只有拿单才能设计出如此离奇古怪的闹剧和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在沙巴泰适时地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之前，拿单就宣称他“发现了”一篇古老的启示经文，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预言沙巴泰•泽维将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不消说，他当然模仿所罗门•摩尔科当年用错乱的方式涂写经文的方法写下了这句预言，甚至还把羊皮纸的表面进行做旧处理，使之看起来更像一件古物。（在这方面，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先例。根据《列王纪》和《历代志》的记载，在犹大国的约书亚王统治期间，大祭司在圣殿翻新的时候，在废墟里“发现了”部分古老的经书文本残片。）根据拿单发现的“预言”，生活在13世纪德国的一个叫作“亚伯拉罕的拉比”曾经做了一个梦，一个声音在梦中宣布了未来沙巴泰的降生，后者作为“真正的救世主”，将会“制服盘踞在河海之间的巨型赤龙”（大家都明白，这是以诗意的方式暗指埃及的法老们）。并且“不用动手”（尽管有如此众多的全副武装的以色列人），而只是靠念祷文和唱圣歌就能取得胜利，从而建立起一个能一直延续到“世界末日”的王国。一个“像擦亮了的黄铜般”的人将会出现，后面跟着一头雪貂和一只变色龙，然后是另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那就是“救世主”本人。这个人将用一把斧子劈开高山，然后他就跳进去消失了。那个“黄铜人”又说，不要害怕，“你将亲眼看到他的力量”。
事实上，这种变化无常的幻想更偏激和极端。在一个充满极端幻想的时代，他们不仅像通常那样施魔法，拿单还给埃及的犹太社区领袖拉斐尔•约瑟写了一封长信，并在那里经过印刷和翻译，供沙巴泰信徒占绝大多数的整个欧洲的犹太会堂里的会众阅读，而当时的时间是1665年11月至1666年秋，在这段时间里，正如格肖姆•肖勒姆所言，埃及正好是“穆斯林的天下”。这封信更为详细地阐述了喀巴拉哲学，并附有一个标明“救世主”降临年份的年历。人们满怀信心地一路唱着圣歌，胜利似乎就在眼前，而苏丹将成为沙巴泰的代理官员和总督。一旦“救世主”在耶路撒冷为其确定了精确位置并收集到伟大的净化剂——神圣的红色小母牛的骨灰，第三圣殿的建造工程将马上开工。沙巴泰会把他的领地的统治权留给他忠诚的随从，而他本人会到遥远的桑巴提安河对岸去隐居几年，然后带着他真正的新娘再次归来。沙巴泰将骑着一头天堂里的狮子回来，并且这头神兽由一条七头蛇牵着，而当“所有的民族看到他时，他们将全部俯伏于地”。
这一切本来应该作为疯魔的举动而一笑置之，但却不断地有“好消息”从“应许之地”传来：从加沙、阿勒颇、希伯伦并（间断地）从耶路撒冷传来，当然，这种好消息不可能像当年亚瑟•莱姆雷恩•罗伊特林根和大卫•流便尼出现时那样，从德国和意大利北部，或从神秘的非洲—阿拉伯半岛土地上传来。作为一对魔法搭档，拿单和沙巴泰，他们一个幕后和一个前台，无疑是一次完美的搭配。他们两个人（尤其是拿单）完全沉浸在传统文本和喀巴拉文献之中，试图把所有的迹象、预兆和符号与已有的预言取得一致，在基督徒和犹太人对“救世主”的期望最为强烈的17世纪60年代更容易使人相信。所有这些足以在资深的拉比阶层中间，以及在从波多利亚直到埃及的犹太社区内拥有权势和财富的俗人中间，制造更多的诚心诚意的“皈依者”。如果连开罗的拉斐尔•约瑟和亚伯拉罕•佩雷拉（阿姆斯特丹犹太经学院以及希伯伦犹太经学院的创立者）都成了狂热的信徒，后者甚至变卖了他数额巨大的不动产和商业财产后加入了这场运动，那么那些一般的犹太人还有谁会不赞成呢？
格肖姆•肖勒姆认为，当时的犹太世界完全可以接受像沙巴泰这类现象。但从莱奥内•莫迪纳以来，直到汉堡的拉比雅各•萨斯波尔塔（Jacob Sasportas）都认为，某些最喧闹的声音往往也是最值得警惕的，所以他们对喀巴拉这种魔法式教义实际上持排斥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无疑是在与异端调情。莱奥内•莫迪纳一直在呼吁，要理性地研究和解释经书，而不要通过装神弄鬼陷入一种盲目的不确定性。自从先知詹姆斯•内勒（James Nayler）模仿基督，骑着一头毛驴进入布里斯托尔并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的国王以来，并没有过去多久。他们往往把每一件事都与1648年发生在波兰和乌克兰的集体屠杀中的惨痛经历联系在一起。的确，某些沙巴泰的歇斯底里症发作最强烈的犹太中心，也恰恰是一些对犹太人来说最安全的欧洲城市——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和萨洛尼卡——但这样的地方往往也是那些饱受创伤、无家可归、除了血腥的噩梦一无所有的幸存者刚刚聚集起来的地方。（在近几年里，据估计几乎百分之九十的波兰和乌克兰犹太人遭到残害或被迫逃离。）沙巴泰的新娘撒拉就是这些伤痕累累的逃难者中的一员，这些人当然迫切需要一个为他们复仇的“救世主”。对于这些刚刚脱离苦海的幸存者以及接纳他们的所在城市的犹太社区来说，他们对以一种魔法般的方式胜利回归耶路撒冷——并把报应加在他们的迫害者身上——的期待，足以使他们一呼百应地加入“救世主”领导的“远征军团”。
在阿勒颇的人群中，拿单和沙巴泰行进在一会儿痛苦哀号、一会儿伏地跪拜、一会儿又吟诵和跳舞，他们当然知道如何做到角色互补。他们分工明确，拿单负责神圣话语、意义和预言方面的宣传，而不太擅于言辞的沙巴泰却精于戏剧表演，他俨然是一个违犯诫命的高手，善于煽动观众的反叛情绪（因为他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并且不仅把祝福而且把义务也传递给台下对他欢呼的人群。在耶路撒冷，为了挑战禁止犹太人骑马的法令，他宣称自己的身份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规定的高度，然后骑上一匹高头大马，并像约书亚那样骑马绕城七周，就好像他的神奇力量可以让苏莱曼建造的高大城墙瞬间倒塌一样。但是，他的反诫命行为却直接指向了拉比和传统典籍的整个权威性结构的核心，其依据就是这条被歪曲的悖论：“用违犯经书的方式履行经书。”（bittulah shel torah zehu kiyumah.）他当年在士麦那的年少无知的鲁莽行为——高声喊出“神明”的名字但却没有因为亵渎神明而受到惩罚——如今却成了他崇高身份的象征。当他宣布传统律法是为多余时，他的追随者们则以共享一次新启示的圣餐作为呼应。斋戒日（并不是赎罪日那种斋戒）变成了庆祝重建圣殿工程开工的节日。某些饮食方面的律法（这是理性主义的怀疑论者另一个喜欢攻击的目标）完全被扔到一边。他平日总是裹着一件代表他“国王”身份的绿色丝绸法衣——他的随从也把一些绿布条缝在外衣上予以模仿——或者骑着马招摇过市（看起来肯定也非常诡异），而一条祈祷披巾就歪歪斜斜地在头上耷拉着。他在接受了为“救世主”定制的斗篷后曾告诉拿单，为了以色列，我可以做任何我该做的事。似乎他的行为越大胆，他的身份就越可信。
在士麦那的光明节注97期间，沙巴泰的自信迅速膨胀为一种狂妄自大。在那里，他按照传统规定，重新在婚礼彩棚里举行了一次正式的婚礼。进入犹太会堂时采用的是列队游行的形式，在一队抱着花瓶和香料瓶的随从引导下进入会堂。队列中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被要求一起诵读经文。一位早就选定的拉比为他提起了长袍的边角。他性格上的两极性通过这样随意的安排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并被认为是“救世主”气质的典型表现。有人说沙巴泰是一个高唱甜美圣歌的歌手，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刻意复仇的令人恐惧的魔王。他的一个随身秘书撒母耳•普里莫（Samuel Primo）写道，安息日最神圣的事，莫过于在犹太会堂的院子里攻击任何胆敢表示不信的人。而在意大利和荷兰，沙巴泰的许多最疯狂的追随者正是这样做的。
拥有如此美妙歌喉和臃肿身材的“国王”也可能变成一个可怕的恶人。在士麦那的光明节期间，沙巴泰听说葡萄牙人的犹太会堂乃是怀疑论者的聚集场所。这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犹太社区最著名的人物、犹太商人哈伊姆•佩纳（Hayyim Peña）曾拒绝他进入他们的会堂。为了检验他们的抵抗力度，这个大男人带着一帮粗暴而愤怒的追随者来到会堂大门前，然后竟然挥舞着一把斧子破门而入。在几天前就曾差点被追随沙巴泰的暴徒杀害的佩纳只能打碎窗户逃命。当他逃回家里，令其感到万分沮丧的是，发现两个女儿已经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女预言家”，她们完全陷入了抽风般的幻觉之中，对着父亲大叫着“王冠，王冠！”“当这个消息传出来后，每一个人都急着想要听他女儿们的预言，尽管当时他们身边就有许多先知。因为每个人都想知道哈伊姆•佩纳的两个女儿对沙巴泰•泽维的预言是不是真的。”【198】
在葡萄牙人的犹太会堂里，安息日仪式顿时变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这位“救世主”终于暴露出他对所有传统礼俗的漠视，指责里面的会众竟然妨碍他（只要他认为合适就可以随意）修改会堂的律法和习俗的自由。他宣布，十八段祝福词即每次默祷的主祷词的祈祷仪式——早晨、中午、晚上各一次——是多余的，只念诵“示玛篇”就足够了。然后，沙巴泰又跑到约柜前，用斧子在至圣所的门上敲打了一阵子，就好像在命令约柜要乖乖顺服。他非但没有从羊皮卷上读每个星期该读的段落，反而从怀里掏出了一本破旧的“五卷书”（chumash）并从中读了一些片段，接着却突然开始高唱他最喜欢的拉地诺语情歌“梅利塞达”（Meliselda）注98，然后又把奥斯曼帝国的“各个王国”，从他的两个兄弟以利亚和约瑟开始，依次分封给了追随者。
在1665年末的冬季，有关沙巴泰“伟大壮举”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犹太散居点，使得各地的犹太社区陷入了争议与动荡之中。虽然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犹太中心都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声音，但各个社区中持怀疑态度的人却都未能占得上风。那些遭到围攻的犹太社区领袖和长老会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心惊胆战地尽量假装保持中立。但几乎与此同时，他们的大部分会众都按照拿单的指令进入了一种悔过的状态。在意大利，自从莱奥内•德•索米的演出作为正当的犹太娱乐方式以来，观众第一次要求关闭剧场，并停止普珥节的化装舞会和联欢。从罗马到阿姆斯特丹，犹太人最疯狂的爱好——骰子和纸牌游戏遭到禁止。许许多多的人，无论富有和贫穷、好学和无知，纷纷涌向各地的犹太经学院，以致不得不增添座位才能接纳这些新学生。在许多地方，忏悔和打坐入定的苦修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斋戒的时间逐渐被延长到颇具危险的程度，有时会每个星期一连两到三天。在费拉拉，甚至这样长的时间还不够，据说有三个犹太人竟然连续六个日夜不吃不喝而被活活饿死。【199】这个冬季俨然变成了一个自我禁欲苦修的竞技场。根据阿姆斯特丹的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区的文书莱布•本•奥泽尔（Leyb ben Ozer）的记述，在波兰，有些犹太男人和女人钻到冰封的河水里，还有一些人则赤身裸体在雪地里一连滚半个小时。痛苦的考验往往发生在漫漫长夜里，因为拿单的所谓忠诚只有通过在午夜时刻诵经和唱诗才能表现出来。忏悔就需要忍受痛苦。有些狂热的信徒把熔化的蜡汁从头顶上往下浇，还有一些人则用带刺的荆条抽打自己，直至全身血肉模糊才罢手。但是，最有效的忏悔方式还是自罚的荨麻刑。一些对自己的忏悔最认真的信徒竟然浑身缠上长满棘刺的荨麻枝，然后再在外面套上一件紧身的棉毛衣服，以加重痛苦的感觉。这种狂热的自罚方式的结果就是荨麻的严重短缺，逼得那些忏悔者不得不到遥远的荒地和森林里寻找荨麻，或花高价从更远的地方运过来。
在阿姆斯特丹，本来繁荣而安全的“神圣塔木德托拉公会”（Kahal Kados Talmud Torah）葡萄牙人犹太社区被这场狂热的运动搞得一片狼藉。社区的拉比们分裂为两派。以撒•亚伯阿•达•丰塞卡成了一个狂热的沙巴泰信徒，还有刚刚从摩洛哥来到荷兰的亚伦•塞法蒂（Aaron Sarphati），以及塞法迪犹太社区的许多会堂领诵人和一些像以撒•纳哈尔（Isaac Nahar）这样的最富才智的学者。而雅各•萨斯波尔塔——他是主要的反对派——则被大街上以及犹太会堂里传来的阵阵歌舞声搞得心烦意乱。“经书的羊皮卷连同所有的精美装饰被从约柜里翻了出来，根本不顾由于引起非犹太人的妒忌和仇恨而可能带来的危险。恰恰相反，他们竟然公开地宣布（这些消息）并主动地向非犹太人报告情况。”【200】从汉堡开始，他以极大的愤怒对这种邪恶和轻信的行为进行谴责，但直到沙巴泰于1666年10月背叛犹太教而皈依他教之前，他的声音都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在阿姆斯特丹，像蔗糖业巨头亚伯拉罕•佩雷拉（Abraham Pereyra）这样一些最重要的犹太人都成了沙巴泰的忠实信徒。对于萨斯波尔塔来说，最郁闷的时刻出现在当年的阿布月初九，当时各地的会众大吃大喝，俨然把这个斋戒日变成了一个喜庆的节日。许多人甚至还想跳舞，以致沙巴泰的信徒不得不把围着诵经台跳舞的人数限制在每次十二个人。反对派能够表示的最大愤怒就是，每当信徒们在安息日（还有星期一和星期四）为沙巴泰•泽维念诵祈祷词时，他们会故意大摇大摆地离开会堂。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受到恐吓，由于害怕造成可怕的后果而噤若寒蝉。当时有一位著名的怀疑者，他就是犹太商人阿拉蒂诺（Alatino），他曾痛斥那些盲目的信徒：“你们都疯了！预兆在哪里？先知以利亚带来的消息又在哪里？”阿拉蒂诺有天早晨在证券交易所洗手吃面包，却突然倒地身亡。这个教训更让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刻骨铭心。【201】
在这个最商业化的城市，当局开始对犹太人的财产和资金进行清算。他们的财物被以最低的价格变卖，并禁止犹太人从其他犹太人的手里转手打折买进而获利。在德国的土地上，那里的城镇居民和农民急于把生意揽到自己手里，通过采取惯用的暴力手段迫使犹太人主动集体离境。与此同时，社会等级和习俗瓦解了。单身汉娶了没有嫁妆的新娘，富人们把一些勤奋的人领回家里。另一方面，财产转让的过程使得贫富之间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佩雷拉把所有的家产变卖了五万荷兰盾，从而顺利地带着全家去了威尼斯，在那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后来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他的“救世主”美梦彻底破灭。那些不太富有的犹太人则纷纷自寻出路。
“梦想”的结束
这一切该结束了，但在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土地上却还没有结束，因为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他的士兵已经在以色列人的长矛和齐声高唱的圣歌面前“败下阵”来。在阿勒颇“大获全胜”之后，拿单和沙巴泰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继续散布这类消息。1666年3月，沙巴泰离开他的随从控制下的家乡，完全为他自己所编造的神话所俘虏，之后乘船向君士坦丁堡进发。根据他的随从的说法，他乘坐的帆船在一场暴风雨中即将倾覆时被一条神秘的火柱相救，而这条火柱不时地出现在他的周围，以便在他遇到危险时保护他。然而，这条火柱并未能一直保护他。刚一上岸，他便遭到逮捕，然后被押解到大宰相阿哈默德•柯普律吕（Ahmed Köprülü）的面前，并在受到审问后被投入监狱。狂躁的沾沾自喜瞬间变成了彻底的绝望。尽管被这位“伟大的救世主”在抓捕者面前的胆小和无能所震惊，但君士坦丁堡、亚德里亚堡和萨洛尼卡（以及刚刚听到这一消息的士麦那）的犹太人却推断认为，这只是“救世主”计划的一部分。或许囚禁和苦难仅仅是救赎和复活的前提条件而已。
由于既担心穆斯林会对受骗的犹太人发动攻击，又害怕犹太人一方有可能试图解救他们的“救世主”，科普律吕只好用渡船载着愁眉苦脸的沙巴泰穿过马尔马拉海，送到达达尼尔海峡岸边固若金汤的加利波利要塞。他的策略是想通过这种淡化处理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处死一个身份不明的殉道者）把危险性降到最低。在加利波利要塞，沙巴泰并没有像在君士坦丁堡建那样被关进阴暗而恐怖的地牢，而是可以自由地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按照命令，他可以享用丰盛的饮食，并且他的房间里地毯和挂毯一应俱全。那些特意前来朝拜他的人，像从波兰赶过来的拉比——“调停者”末底改和令人尊敬的大师、“责备者”以赛亚，无不为这位“救世主”用餐时使用的豪华金银器皿惊叹不已，并且沙巴泰还与为其表演的土耳其乐手和歌手一起高唱自己最喜欢的歌曲。沙巴泰的信徒们不由得深信，他们的“国王”没有在君士坦丁堡被处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更神奇的是，苏丹和他的宠臣既然知道他们面对的谁，竟然没有把他匆匆打发掉，或许是因为害怕他有一天会从坟墓里站起来找他们算账吧。他在加利波利要塞遭到监禁，非但没能平息整个欧洲和北非地区狂热的“救世主运动”浪潮，反而在1666年的整个春夏两季掀起了新一轮高潮，尤其是在沙巴泰从低沉的情绪中恢复过来继续高调登场之后，信徒们更是一片欢腾。在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和也门，犹太人为沙巴泰举行了狂热的示威游行，并差一点引发又一场针对他们的大屠杀。在波兰，激动的人群抬着如此多的沙巴泰•泽维的画像穿过街道，天主教徒扬言要发动一次攻击行动，而当时的国王约翰•卡西米尔（John Casimir）不得不禁止这种公开的画像展示活动，同时也发布严厉警告，以反对攻击他的犹太人。
对于那些到加利波利要塞朝圣的信徒来说，多远的地方都不算远，多长的旅程都不算长。对他们而言，沙巴泰现在就是“国王”（Amirah），这个词其实是希伯来语“我们的主和国王，愿他的尊贵被高举”的首字母缩略语。有的时候，数百甚至数千人站在加利波利要塞的大门前，他们把高高耸立在爱琴海边的瞭望塔改名为“力量之塔”，希望从这座塔上能看他们的“国王”一眼。一些有备而来的信徒的确做到了。他们不光看到了沙巴泰“宫殿”的豪华场面，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人不知怎么地比他自由和胡言乱语时，更容易地进入他作为俘虏的角色的优雅之中。在一位拉比的率领下，一个来自乌克兰的代表团希望能向他讲一讲发生在1648～1649年间的大屠杀的恐怖以及那些死难者的故事。但沙巴泰的反应只是指了指他在桌子上翻开的一本记录这段历史的书。然后，他还问起了这位拉比的父亲的情况。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还能怎样，他得到的回答是：他病体虚弱。难道我们这位“国王”想帮他变得更强壮，或者活得更长一些？于是，沙巴泰掏出一块糖，递给这位拉比，并告诉他，愿这块糖能使他的父亲好一些，然后又取过一条织有金线的围巾和一件外套，作为送给父亲和儿子的礼物。从所有这些反常的虚荣行为来看，有的时候沙巴泰的举动的确就像一位“神医”和“国王”。难怪许多从加利波利要塞和他见过面的信徒回来后都一致地宣称，“国王”的脸上闪耀着神秘的辉光，这种辉光是如此强烈，任何一个凡俗的犹太人根本不敢直视，否则将被烧死。他们散布这样的谣言毫不令人奇怪。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他写了大量的赞美诗，不仅有意地绪语和犹太—西班牙语，还有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以及希伯来语，可以说铺天盖地。
正是在加利波利要塞他那宫殿般的囚室里，沙巴泰发布命令（恰好在两个斋戒日之前），不仅搭模斯月（Tammuz）十七日，而且他的生日阿布月初九，都要从斋戒日改成盛宴日，并规定了庆祝活动中演唱的歌曲和宴会的礼仪。或许正是这一无法无天的命令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土耳其引发了空前混乱的欢庆活动，同时也让柯普律吕改变了主意。到9月中旬，沙巴泰被押往苏丹最喜欢的避暑胜地亚德里亚堡。而正是眼前这次沙巴泰期待已久的会面使他非常恼怒，同时也改变了一切。从一扇带格子的凹壁式窗户里，穆罕默德四世冷冷地看着沙巴泰与亚亚德里亚堡省长、大伊斯兰酋长和著名的宫廷传教士穆罕默德•瓦尼•埃芬迪（Mehmed Vani Efendi）见面。沙巴泰被告知，他将为苏丹当一次练箭的靶子。如果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他确实是“救世主”，那么箭头自然会毫发无伤地从他身上弹开，而所有的人也就明白了真相。然而，如果他拒绝这次测试，那么他就会被扔到王宫大门前的尖桩上被处以刺刑。（根据另一篇史料记载，恐吓他被处死的方式是，把一根燃烧的火把绑在他身上，以游行的形式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上，一点一点地把他活活烧死。）
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并且沙巴泰立即就做出了选择，他把自己的帽子扔在地上，然后（据有些人说）使劲用脚踩了好几下，随后就缠上了一条王宫门卫那样的白头巾——这可是一项不小的荣誉！此时，这位“具有大卫血统的救世主”摇身一变成了穆罕默德•埃芬迪•帕夏（Mehmed Efendi Pasha）。他还得到了一袋银币，并穿上了与他的新信仰和身份相称的官服。阿哈默德•柯普律吕和苏丹明白，他们的恐吓终于可以结束了。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当他的众多追随者听到这个真假难辨的消息时，许多人竟然表示他们坚决不相信。他们有的说，沙巴泰并没有叛教，而是已经飞升到了“天堂”，只留下他的一个躯壳戴着一条白头巾。有的说，他只是（暂时地）下降到了长满邪恶之树（qellippot）的黑暗王国，他必会战而胜之，从而把最后的神圣火种保留下来。有的说，他不过是在假装是一个忠于苏丹的穆斯林臣民，好有一天能接管他的政府。有的则说，作为一个“国王兼救世主”，他之所以有这些令人费解的举动，无非是想让犹太民族逃过一场全面的浩劫。还有的说，他只是隐退到了桑巴提安河之外，“救世主”总是这样并且永远这样行事。诡计多端的阿哈默德•柯普律吕承诺，不再对沙巴泰的信众进行任何形式的集体惩罚，但一些曾经鼓动这场运动的带头的拉比却遭到了围捕。大宰相和苏丹不过是想让他们的幻想自然而然地慢慢破灭罢了。对大部分信徒来说，这种方法的确很有效果，因为无论是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上还是在欧洲，这场虎头蛇尾的戏剧毕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至于这次叛教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最重要的并不是信仰的丧失，而是还有多少人能够更坚定地恪守着自己的忠诚。回到阿姆斯特丹后，毫无悔意的亚伯拉罕•佩雷拉仍然继续接见一些顽固的沙巴泰信徒，其中有一个会堂领诵人一直在一个私人处所里为佩雷拉的幸福前程祈祷。更令人惊奇的是基督徒在信念上的固执。有一个女基督徒曾经当过沙巴泰的女先知，但她却拒绝公开认错。瓦隆教区的牧师彼得•塞拉留斯曾被认为是所有卷入这场声势浩大的闹剧的伟大人物——包括米拿现•本•以色列、约翰•杜里、巴录•斯宾诺莎——的朋友，即使在他的垂暮之年却仍然试图改变拿单的忠诚，他甚至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准备到亚德里亚堡亲自与沙巴泰面谈，却不幸在途中去世（他的离世或许恰好使他避免了后来的极大失望）。
沙巴泰当然知道这些，但仍然试图在亚德里亚堡以一种双面人生活的身份为他们打气。他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忠实地去清真寺做礼拜、出席星期五的祈祷仪式和聆听布道，但同时又像许多人传说的那样，每到星期五晚间也会点亮蜡烛，并尽可能地遵守安息日的习俗。到后来，他有点过于明目张胆，所以在1673年他被指控为亵渎信仰或对犹太教不忘旧情。对他而言，这一指控无疑会起到双重的作用，既可以迎合那些曾对他施以“绝罚”的拉比，同时也会让所有曾盲目地公开表示效忠他的人感到欣慰。但柯普律吕再次决定采取一种相对温和的处罚方式：把穆罕默德/沙巴泰流放到遥远的阿尔巴尼亚。他在那里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再次结婚，后于1676年去世。
然而，沙巴泰曾享有的声望使他在“地下”仍然是沙巴泰，也就是说，尽管犹太社区的拉比和长老会不断对他进行谴责并驱逐，但一直到17世纪70年代，仍然有许多人愿意相信他。来自加沙的拿单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当他沦为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之后，仍然拖着两条老腿从一个犹太社区去到另一个犹太社区，为沙巴泰寻找逃亡的忠实信徒。此前，他曾经两次到亚德里亚堡与他的“救世主”重聚，而这位当时已经沦为皇室看门人的“救世主”很可能奉劝过拿单，让他相信穆罕默德•埃芬迪•帕夏的面具后面仍然是沙巴泰•泽维。在威尼斯，拿单曾编造说做过一次“忏悔”，并声称他是受到蒙骗才犯了错误、干了傻事，但这次编造太蹩脚，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所犯下的暴行使人们不得不担心，他仍然是非常危险的。其中最激烈的批评者约瑟•哈列维（Joseph Halevi）曾把拿单描绘为“一个没有头脑的青春少年，他不光不满足于自称为先知，还凭空把沙巴泰•泽维这样一个粗俗不堪、本性邪恶的疯子打造成了所谓的‘以色列的国王’”。【202】
对于这位跌下神坛的“救世主”，还有许多更刻薄的说法，主要是为了震慑一些跃跃欲试的妄想狂，让他们打消试图充当先知的念头。尤其是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米格尔•卡多索（Abraham Miguel Cardoso）的“皈依者”医生，当沙巴泰“当红”的时候，他正住在利沃诺，据说他的嫂子精于幻术且不可思议，曾治好了他的白内障，还治好了她自己的四肢畸形。卡多索的表述——包括有关他只有三岁的女儿就会描绘“救世主”的幻象，并告诉她的父亲这些幻象都是“来自于你的脑袋里的一个男人”的记述——应该是出于讲故事的灵感，并且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故事（尽管表述形式不尽相同），这当然也算不上是什么叛教行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把获得救赎和回归故土的使命押在“救世主”一个人身上的这种强烈愿望一直没有消散，并且尽管像雅各•埃姆登（Jacob Emden）这样的犹太教正统教义的卫士的声讨不绝于耳——他甚至把沙巴泰称为“一个油嘴滑舌之人……用他的魔爪捕获猎物……”——但犹太教中的神秘主义“幽灵”却一直在大地上徘徊。
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伤感和沮丧的场景。根据来自哈默尔恩（Hameln）的日记作者格吕克尔注99的记述，她的公公就是一位忠诚的沙巴泰信徒，他曾经把许多桶注100亚麻布料和干制食品送到汉堡，时刻准备向圣地进发。在（沙巴泰）事件过去三年之后，他仍然拒绝打开这些木桶。“三年过去了，那些木桶还依然按原样存放在那里……而我的公公一直在等待着出发的信号。但最高的‘神明’似乎并没有看到。”当然，即使是干梅子、干豌豆和香肠也是不可能永久保存的。一直到这些腐坏的食物将会浸染和毁坏放在一起的精美的亚麻布料时，这位老人才同意把他心爱的木桶撬开，但人们发现，里面装着的“救世主梦想”已然爬满了蛆虫。【203】
第三种选择
在弗隆恩堡，在严谨的义务与错乱的梦想之间，似乎有一种生命的脉搏跳动着：犹太软帽和果篮，黎明前鱼市上的点点亮光和股票交易所里的喧闹声；高高的棉帽和沙沙作响的绸缎长袍；滚铁环和打陀螺；方头雪茄烟头儿和涂着丁香的指甲；犹太新年早晨的两种声调的羊角号打断了“南教堂”（Zuiderkerk）的钟声；犹太会堂里的沙土地面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声；一条驳船装载着逝者划向位于阿姆斯泰尔河上游的安息之地“生命之家”。在那里的犹太家庭中，生命的戏剧也在上演着神圣的一幕：割礼。在这个喜庆的场面中，也许只有那些老辈的人，还记得当年一些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逃亡过来的成年人决定接受割礼时的情景。在亚德里亚堡的（沙巴泰）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年的今天，这个神圣的仪式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割礼执行人”再次出现在画面的中心，就像当年伦勃朗画面中的民兵队队长弗兰斯•班宁•科克一样；然后是自豪的父亲和仍然在产床上喂奶的母亲；他们不安分的喜欢嬉闹的大儿子；以族长身份出现的白胡子拉比；或许还有一位“贤哲”，他很可能就是年事已高的以撒•亚伯阿•达•丰塞卡本人，虽然他的眼睛几近失明，但他已经从两年前的沙巴泰信徒的梦魇中清醒了过来。在这个画面的背后，据说还有一个尽管不知道细节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故事：一次非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合作。注101当时，这位犹太人［有些人认为他就是这个犹太社区中最富有、身份最高的摩西•库列尔（Mozes Curiel）］受托为一个犹太家庭绘制“全家福”画像，而这位非犹太人就是当时最具天赋的平面绘画大师罗曼•德霍夫，他当时虽然颇有前途，但却以自己的声望和财富带头对总督威廉三世大加嘲讽并据理力争，并且当这位亲王变成了英格兰的国王威廉三世之后，他却又变成了一个为王室歌功颂德的画家。【204】
或许正是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在犹太人的编年史上演绎了一个伟大的奇迹：赞助人与艺术家之间的亲密合作；犹太人的庆祝仪式与统一的荷兰装束之间的完美结合，除了犹太人俯身于割礼刀托盘上的喜悦，他们与其他的阿姆斯特丹人并没有什么分别。十年之中，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犹太会堂里只发生了两个引人瞩目的事件：一个是对巴录•斯宾诺莎施行“绝罚”，另一个就是亚伯阿在阿布月初九与他们一起跳舞而塞法迪犹太人却报以掌声。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一些场景引领着犹太人步入了未来的现代世界。但这条所谓的“捷径”却在阿姆斯特丹之外分离为截然不同的方向：一条是直接拒绝承认和尊重律法、传统经书的历史地位，不再喜欢那种犹太会堂的院子里设有停车场的犹太教，反对那种普遍受到跨信仰约束的“内心挣扎”；而另一条则深深陷入了极端的神秘主义，进入了一种盲目的、摇摆不定的自我清除式的专注状态，一种极端的忠诚，以至于排斥任何杂念而反复地诵经，或默默地念叨祝福词，或在诵经的过程中“灵魂出窍”。
但是，在阿姆斯特丹还有第三种选择：一种例行公事的生活，顺其自然地回归每个星期、每个月、每年的生活节奏；每个星期六按时过安息日；过了逾越节就开始数算“七周斋期”（Omer）注102；在光明节震摇棕榈树叶；在普珥节孩子们要歌唱和祝福。从某种程度上讲，从基督教时代开始后被犹太人淡忘了的某种东西，在荷兰共和国得以重新找了回来：一种外表上看起来正常的生活。到1670年，这种正常生活现象就更多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乞丐，富人的住宅门前出现了更多的石桩，有些人从原来的“犹太街”搬到了阿姆斯泰尔河滨区，或者是城郊的“富人区”，“绅士”运河街上的住户甚至已经达到586户。客厅里有更多的音乐，墙上挂着更多的油画；还有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葡萄酒，更多的假发，更多的诗歌，更多的戏剧，更多的意大利舞蹈大师和更多的法国诗歌朗诵会；用更多的语言出版的图书，当然还有更多的犹太人：两千五百名塞法迪犹太人和一千八百名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然后，就该建造集体祈祷的殿堂了。几乎就在斯宾诺莎最终完成但却以匿名的方式出版他的重要著作《神学政治论》的同时，那里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一致认为，他们必须要有专门的祈祷场所，并且还要足够大和足够美，从而作为他们永远在阿姆斯特丹合法存在的标志。在建筑格局问题上，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塞法迪犹太人表现出的傲慢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决定聘请伊莱亚斯•鲍曼（Elias Bouwman，他姓氏的意思就是“建筑师”）作为总建筑师。鲍曼来自一个著名的建筑工匠世家，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东教堂”和其他许多地标性建筑物都是由这个家族建造的。但是，鲍曼的设计和施工工作却是在另一位在建筑界更牛气的人物监督下进行的，他就是许多教堂以及巨大的东印度公司货栈的建筑师但以理•斯塔尔佩特（Daniel Stalpaert）。不用说，这种做法只能刺激塞法迪犹太人想方设法超越他们。1670年11月23日，在胡特格拉赫特运河岸边的犹太会堂里，以撒•亚伯阿•达•丰塞卡专门做了一次布道演讲，呼吁为新的祈祷场所建设工程募集资金。通过这次演讲，他筹集了四万荷兰盾——几乎是整个预算的一半。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为了不被对方比下去，另一位来自德•索托家族（de Sotto）的巨贾愿意预支整整十万荷兰盾，条件是预先确定还款的日期。但他却遭到了塞法迪犹太自治委员会的婉言谢绝，因为当时在乡间有度假庄园、在银行里有大额存款的有钱有势的百万富翁，可以说比比皆是。面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挑战，塞法迪犹太自治委员会选择了鲍曼的同一个建筑团队在斯塔尔佩特的监督下实施建筑工程，试图在与阿什肯纳兹社区的经济实力竞争中占得上风。当时，围绕新会堂是否在旧会堂原址上重建这个问题曾进行过讨论，但他们也在穆德格拉赫特运河（Muidergracht）边的“麻风病院”对岸买下了一大块土地，并且离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犹太教大会堂”（Grote Sjoel）大约只有一百码。尽管这次“炫富”竞赛显得有点儿愚蠢，但这两座会堂将共同构成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双子星”祈祷殿堂。
建筑工程始于1671年，但很快就因为1672年——一个灾难之年——荷兰共和国同时受到英格兰的舰队和法国路易十四的军队两方面的突然袭击而告中断。法国的入侵是如此突然和恐怖，似乎只有掘开河堤，利用泛滥的洪水才能使共和国免遭被占领的命运。海牙的一伙暴徒杀害了作为替罪羊的大议长约翰•德•韦特（Johan de Witt）和他的兄弟科内利斯（Cornelis）后，竟然公开展示他们残缺不全的遗体，并割下一块块鲜肉在城里叫卖。曾在1642年访问过老犹太会堂的那位总督的孙子威廉三世反而成了这场灾难的受益者，他作为海陆军队总指挥全面接管了共和国的权力，并且在犹太银行家提供的贷款和战争物资的帮助下，成功地遏止了侵略者的进攻。罗曼•德霍夫通过在海陆战场散发歌功颂德的宣传册的方式庆祝这次胜利，同时也为在已经占领的乌得勒支地区建立狂热的宗教审判制度大肆进行宣传活动，而原来属于新教的圣约翰教堂（Saint Jans Kerk）注103也改成了天主教大教堂。德霍夫在葡萄牙人犹太会堂（Esnoga）注104落成典礼上写的一首诗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犹太人任何试图“在塞纳河或塔霍河两岸寻找避难地的想法都是徒劳的……聪明一些的话最好还是留在阿姆斯泰尔河边的这座城市里”，这实际上也是对犹太人的信仰的一种间接认可。
在当时的荷兰，摆脱了宗教迫害——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灾祸的根源——而获得自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同样真正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犹太人的建筑工程在遭到另一次挫折——1674年8月1日，一场猛烈的飓风席卷了这座城市——后重新开工没有不久，人们却忽然发现在城市的大片建筑群中耸然矗立起两座高大的犹太会堂而震惊万分，因为当时就连罗马天主教徒和门诺派教徒也不得不把他们教堂临街的正门掩盖起来，等于是在偷偷地做礼拜（尽管有时是公开活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犹太人却拥有足够的自信，不仅建造了人们想象中最宏伟的会堂，而且还以此为豪、引经据典，对“建造祈祷场所时要高于和大于周围的所有建筑”的诫命大加炫耀。在一个由大片低矮建筑物包围着的院落中央，一座独立的高大建筑更显得鹤立鸡群。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社区：为两个会堂执事安排的住处，为两个祈祷领诵人设立的诵经台（他们在仪式上肯定充满了自豪和快乐），还有供他们学习的“生命之树”教室以及宽敞漂亮的图书馆，为犹太自治委员会准备的会客室，以及为即将到来的会众准备的洗手池。
走进这座犹太会堂，便沐浴在阳光下，并且这样的享受显然与中世纪主要是为了避难和安身（往往这一点也难以做到）而建造的会堂里那种狭小的哥特式空间有显著区别。会堂的屋顶足有一百英尺高，从上到下有三排窗户，以便于底层的座席区和顶层的女性座席区采光。上下两层之间是巨大的拱形窗，前后各有五个，两边各有七个，以利于阳光充分照射进内部的空间，这与最气派的加尔文宗教堂的风格非常相似。会堂的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长一百三十英尺，宽一百英尺，这样的空间足以在底层容纳一千二百位男性，顶层的廊道容纳四百位女性。在举行开光典礼时，有一篇布道词中甚至声称这座会堂只比维拉尔潘多注105描述的和供“圣殿守护人”仿造的那座真正的所罗门圣殿小一点点。【205】诵经台和安放经书羊皮卷的约柜都是用橡木制成的，表面镶着一层被荷兰人称为“黑黄檀”（sakkerdan）的伯南布哥注106花梨木，这些最精美和最名贵的木材都是由摩西•库列尔购买和捐献的。所有的雕刻也都是用坚硬的花梨木制作，而在约柜的前面，他们把“十诫”刻在了科林斯式立柱上。还有一个巨大的多枝烛台，据说能插满八百支蜡烛。
心中的“圣城”
在这座犹太会堂准备举行开门盛典时，1675年8月2日星期五晚间，这些蜡烛全部点了起来。阿姆斯特丹几乎所有的人纷纷来到穆德格拉赫特河边参观这座辉煌的建筑，不光是犹太人，而且还包括城市的各色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市长、议员以及城市治安官。这一天正是“安慰安息日”（Shabbat Nachamu）的前夜，也就是说从阿布月初九斋戒后要连续“安慰”一个星期，并且要念诵《以赛亚书》的经文。开门盛典持续了八天，这也正是当年马加比起义注107时把圣殿解放出来后清洁圣殿的天数。当然，谁也不愿意错过这个在日历上和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对于这样一个局部实现“救赎”的时刻，就不用麻烦“救世主”了。
整个社区的显贵们聚集在犹太自治委员会的新会客室里，他们拿出了经书的羊皮卷，卷轴上装饰着绣着金银线的幔布，上面绣有王冠和顶饰。年纪最大的亚伯阿欣喜地拿出了第一卷羊皮纸，他有幸成为带队走场的领头人，其他人则按照严格的顺序跟在他身后：犹太学堂的老师，救助老弱病残基金的管理人，社区的长老……并且他们每一个的前面都有一个手举火把的人，他们是从全体会众中间专门挑选出来的。他们就这样在院子里走场，在围着会堂转了三圈后进入会堂内，巨大的铜烛台上闪动着耀眼的烛光。当约柜的门被打开时，会众们看到了又一个奇迹：镶金的牛皮覆盖着约柜的内壁，上面镌刻着深红色的花卉图案，据说这是塞法迪犹太人从立陶宛的记忆中带来的一种古老传统。然后，社区的“贤哲”开始进行第一次布道演讲，另外七名学者则在随后的七天里各讲一次经。在开门盛典上，还要念一篇表示“恭贺新禧”的祝福词，为一座新房子、一个新季节、一个新奇迹而祝福。然后，还要在所罗门•范•拉斐尔•科罗内尔（Solomon van Raphael Coronel）创作的音乐伴奏下，高唱“颂歌”（yimlokh）和“大卫之歌”（mizmor le David）。
在库列尔的请求下，德霍夫还印制了一本记述这些伟大场面的宣传册，其中包括他们走场的场面，以及他们认真对待每一个建造细节的严谨态度。但是在介绍约柜的内容前面，他却加进了一段冷嘲热讽的编者按语，以表明这个犹太社区如今在这个伟大的城市里所拥有的崇高物质地位，可共和国毕竟还基本上是一个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联邦。一方面，无论他们来自何处，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化身和阿姆斯特丹的“女仆”，但另一方面，这座犹太会堂也是他们的化身。这一次，他还特意在书皮中配了一幅手里举着打开的经书羊皮卷的亚伦的插图。上面写着一句拉丁铭文：“良心的自由是共和国的主要动力”（Libertas Conscentientiae Incrementum Republicae）。令人吃惊的是，犹太人的新房子就是明证。
在随后的几年里，又出版了一系列的宣传册，旨在为所有希望了解真相的人以及那些醉心于描绘他们的礼仪和习俗的犹太人，揭开笼罩着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神秘面纱。他们可以正常地举办“逾越节家宴”，而不再被认为是一种险恶的阴谋（当时“血祭诽谤”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仍然非常盛行）。婚礼或在奥德克尔克墓地举行的葬礼上，他们可以放声大哭，而不用再像米拿现当年试图消除英国人最极端的想象时不得不怀有的那种防范心理。有一次，以教堂内部装饰画见长的艺术家伊曼努尔•德•韦特（Emanuel de Witte），曾为这座犹太会堂画了三幅内景，其中至少有一幅是为一位犹太赞助商画的。【206】像他的教堂装饰画一样，德•韦特有些放纵。穿戴时髦的女性在大街上闲逛，或走出家门进行社交活动，而作为标准的画面陪衬物，稀奇古怪的小狗甚至在会堂的院子里到处乱跑。这或许是为了描绘某个游人如织的场面，因为对于游客们来说，这座会堂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比过去的许多旧会堂更值得“到此一游”的著名景点。犹太自治委员会经常接到类似的投诉，说有些在里面祈祷的会众有时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欢迎非犹太游客来参观他们漂亮的会堂。在荷兰，这种相互友好的亲密关系或许将会以这样的方式一代代地维持下去。这座犹太会堂以及不远处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会堂，无疑成了邻近地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线。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当纳粹在1940年开始针对犹太人实施其“一揽子”方案时，那些非犹太邻居、码头工人和其他工人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举行大罢工的原因。
在阿姆斯特丹塞法迪犹太人的这场戏剧中，似乎只有一个“道具”从舞台上消失了，尽管印象中他作为建筑商代理人曾出现在工地上，他就是“圣殿守护人”雅各•犹大•莱昂。在建造这座会堂时，他们曾经查阅过最新出版的雅各•德•盖尔斯（Jacob de Geurs）为圣殿模型精心绘制的彩色插图，并采用了所罗门圣殿模型内墙以曲线形扶壁为主导的形制，尽管在一个不起眼的关键点上，由于过度装饰而使这座新建的会堂外墙的扶壁一直延伸到了地面。【207】既然“圣殿守护人”的财源（即使不是他的名声）已经开始衰败，但当看到这座真材实料的会堂竟然采用他首创的装饰方式，他也应该感到满足了。他似乎一直作为米拿现•本•以色列的继任者靠在“生命之树”学校里教书维持生计，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更愿意找其他的私人教师上课，他的生活开始难以为继。1661年，他被禁止在星期六向付费的观众开放他的圣殿模型！【208】于是，他逐渐开始到阿姆斯特丹之外甚至共和国之外寻找引起关注以及赚取生活费的机会。他最后出版的著作是一本西班牙语版的《诗篇》（Psalms）：适于国际化的塞法迪犹太人阅读。他可能已经意识到，在北海的对岸，尤其是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的同胞们，可能会对他的圣殿模型怀有更大的兴趣。在1674年，他曾经的希伯来学生康斯坦丁•惠更斯当时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向同样对圣殿建造颇有研究且制作过大量建筑物模型的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写了一封推荐信。他请求雷恩做出安排，以便让这个圣殿模型及其制作者能在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坎特伯雷大主教面前和在查理二世的宫廷中进行展示。【209】于是，“圣殿守护人”和他的家人一起来到英格兰出席他的圣殿模型的展览活动。据说这次展览在英格兰学者、科学家和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事实上，或许正是这次展览，刺激以撒•牛顿（Isaac Newton）注108对所罗门圣殿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深入研究，并最终发表了他对以西结所描绘的圣殿细节的评论，以及对典籍中记述的圣殿具体尺寸的学术研究成果。牛顿对有关圣殿的知识非常痴迷，他的研究热情甚至一直持续到18世纪20年代另一个圣殿模型的出现，即格哈德•肖特（Gerhard Schott）在伦敦举办的圣殿模型展示会。【210】1675年夏，“圣殿守护人”独自一人返回了阿姆斯特丹（原因不明），但或许他感到去日无多，希望最后能被安葬在奥德克尔克的墓地“生命之家”。最终他得偿所愿，就在七月，在那座借用过其模型建筑元素的新会堂正式开门迎客前几个星期，他在阿姆斯特丹离开了人世。
当时圣殿模型仍然留在了英格兰，据说一直展览到1680年。根据著名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记述，他曾与牛顿就这个圣殿模型展开过长期的讨论。【211】后来到19世纪中期，这个模型曾受到英国共济会成员的大力追捧，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崇拜本身就建立在圣殿的神秘之上。1771年，据海牙的一家报纸报道，这个模型正在当地展览，但显然是在为拍卖造势，因为这则消息的最后一句是“凡有兴趣者均可购买这座圣殿”。显然无人问津，因为这个模型于1778年又回到了英格兰，据说连同“圣殿守护人”的一本题为《高大辉煌的所罗门圣殿的精确描绘》（An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and glorious Temple of Solomon）的英语新版本一起，成了M. P.迪卡斯特罗（M. P . Decastro）的私人收藏品。虽然历代都有各种笔记在猜测这个模型的行踪，认为它可能在荷兰或在英格兰，但它后来却神秘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如果有一天某个人能在某块防尘布下面找到这个模型并将其送回这座城市，那就太好了，因为毕竟对于其制作者来说，这里就是他心中的“圣城”：阿姆斯特丹——他的圣殿的诞生地（Ha-Mak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