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篇　和谐共处

圣殿里的王后

王冠上的宝石

赶紧去见犹太人！

这是1642年5月的一个星期四。一艘遮着华盖的游艇正在阿姆斯特尔河（Amstel）上滑行，船上坐着三位殿下和一位王后。春天的阳光洒在河面上，随着浮沫在不停地跳动。木桨被一次次地提起来，以避开水面上溺死的动物残骸。天鹅绒华盖下面，在簇拥的座上宾中间，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总督奥伦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端坐于一把装饰豪华的椅子上，他温文儒雅，仪态威严，并且作为一个老将军来说还多了一些和蔼和幽默。他的对面坐着两个孩子，是一对刚刚结婚的小夫妻。儿子威廉，一脸的严肃似乎与他十六岁的年龄很不相称，上唇上方几根稀落的髭须表明他的王子生涯刚刚开始。但在他的新娘面前，他还显得有一些男子气，因为她更小，当时只有十岁。玛丽公主简直就是她的母亲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的一个娃娃版。作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后，玛丽亚的许多画像都出自她的贴身骑士范•戴克（Van Dyke）之手，后者开创的一代画风被誉为肖像画的奇迹。母亲和女儿都梳着流行的“菊苣式发型”（coiffures frisées），深色的卷曲假发下面是浅棕色的垂肩长发，白皙的脖颈上都挂着一条奶油色的珍珠项链。

正是为了卖掉身上的宝石才使这位母亲和女儿来到了阿姆斯特丹，来到了珠宝人——犹太人的面前。王后之所以到这里来，是想当掉王冠上的宝石，并且如果需要，她甚至想把戴在头上的宝石也一起当掉。她的丈夫查理一世试图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实施统治，但并没有取得成功。国王和王后都认为，在议会的监督下实施统治实际上就等于是议会治国，所以目前要想全面恢复王室的权威，除了用力量来检验这些有关国体的争议——也就意味着诉诸武力——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查理试图在不向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注67方面的“敲诈”屈服的情况下培育一支自己的力量，这样他就能在与他们讨价还价时握有另一个重要的砝码。在他的心里，自己已经成了他们的囚犯，如果要恢复合法的权力，王后就需要获得自由。玛丽公主与年轻的奥伦治亲王之间的婚姻正是这个王权独立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年前在白厅举行的隆重婚礼庆典上，金光闪耀的宝石显然是一个吉兆。作为宫廷常任御用珠宝商，迭戈•杜阿尔特（Diego Duarte）提供的镶有四块大钻石的胸针当时就别在新娘的胸前，而在范•戴克为这对小夫妻所作的画像中曾用写实手法描绘过这堆钻石。在17世纪30年代，查理实现了无议会治国的愿望后，迭戈•杜阿尔特获得了在伦敦居住的特权。当时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葡萄牙基督徒，但是在忠诚于教会的那副有些戴旧了的面具后面，他却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阿波连（Abolias）。在安特卫普，他的父亲、珠宝大亨加斯帕尔•杜阿尔特（Gaspar Duarte）也在圣母教堂假扮门面，在教堂的墙壁上挂满了佛兰德的精美画作，以便更好地保护他巨大的家产。

杜阿尔特家族的辉煌与显赫是很难用“克拉”来衡量的。尽管南、北尼德兰的新教和天主教势力之间陷入了长期的艰苦战争，但这个家族的服务对象却遍及整个尼德兰地区。虽然这片低地地区仍然分裂为两个部分，但跨边界的钻石贸易依然十分活跃。加斯帕尔是荷兰文化界朋友圈（同时也是一股地下势力）里的领军人物，虽然在艺术造诣上还难以与学识渊博的康斯坦丁•惠更斯（Constantijn Huygens）比肩，但他本身也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名噪一时的赞助人，其赞助对象就包括大名鼎鼎的伦勃朗•凡•莱因（Rembrandt van Rijn）。惠更斯曾经是杜阿尔特在安特卫普家中的常客，并曾一度为他女儿弗朗西斯卡•杜阿尔特（Francisca Duarte）甜美的歌喉所倾倒，于是专门安排她到荷兰去旅行，在那里，诗人C. P.胡夫特（C. P. Hooft）在具有穆伊登注68情调的庄园文化圈里把她称为“法兰西夜莺”（尽管她并没有丝毫的法兰西情调）。

杜阿尔特家族是惠更斯式的那种犹太人：光彩照人、温文儒雅，并且会说多种语言，所以把他家的人引荐给斯图亚特王朝和奥伦治亲王应该没有什么风险，并且他们都是珠宝业务方面的专家，装饰几颗钻石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所以，在1642年春天，我们这位王后就肩负着使丈夫摆脱困境的使命，前来进行一桩主客颠倒的交易。她当时还想，杜阿尔特肯定会邀请许多同胞出面，所以他们应该有足够的财力保护她的珠宝的安全。

王后和公主新娘与她受到牵连的堂妹——另一位流亡君主伊丽莎白同时下榻在海牙的馆驿中。荷兰人竟然把她们都安排在了一起！亨利埃塔•玛丽亚迫不及待地寻找犹太珠宝商，因为她必须及时完成所肩负的使命。她首先拿出来的是查理的珍珠纽扣。她在给她“亲爱的宝贝儿”国王的信中写道：“当这些珍珠从包着的金子上剔下来后串到一根项链上时，您简直无法想象它们有多么夺目，大部分足足有我大项链上的珍珠一般大。我向您保证，我断然放弃它们不无遗憾。”【129】下一件就是母亲送给亨利埃塔•玛丽亚的“大项链”和一个金十字架，并且她正准备拿出一个红宝石项圈送给安特卫普的杜阿尔特家人，还有一件珠宝将发往丹麦。但是在第一笔交易成功后，王后发现海牙的犹太珠宝商似乎失望中带着一丝不情愿。这种冷淡很可能与王室珠宝尚存在归属争议有关，因为议会坚决地认定这些珠宝属于全国人民，而不是国王和王后的私人财产。议会本身就有派驻海牙的代表，在拍卖前的展示会上，有几位代表就曾亲自到场检查过这些钻石。【130】所以，他们也需要到阿姆斯特丹，因为正是那里的犹太人从印度进口大量的粗石，然后切割、抛光和出售。他们到时肯定也会到场。

亨利埃塔•玛丽亚

亨利埃塔•玛丽亚对犹太人并没有丝毫敌意，恰恰相反，她在法国宫廷中长大，自幼就对犹太人非常熟悉，尤其对那些在传统的药物失去效用后以独特的诊疗方法治病而闻名的宫廷拉比医生更是如此。在这些医生中，最固执的犹太人当属费洛提奥•以利亚•蒙塔托（Filoteo Eliyahu Montalto）。就像许多同代人一样，他出生于布朗库堡区（Castalo Branco），然后在萨拉曼卡大学完成了医学教育，虽然表面上是一个葡萄牙新基督徒，但却一直秘密地奉行着犹太教的习俗。当他在里窝那（Livorno）劝说另一个年轻的新基督徒“要走正路”时，他的意思是相当显明的。1611年，他到了威尼斯，在那里，他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经常去听莱奥内•莫迪纳的布讲和所罗门•罗西的赞美诗歌，并且在装饰豪华的“西方人”犹太大会堂里摇头晃脑在诵读和祈祷。莱奥内还专门指定了一个叫扫罗•莫泰拉（Saul Morteira）的得意门徒给蒙塔托讲授希伯来语。在医学专业方面，蒙塔托以光学精细解剖研究的重大成果而声名鹊起。比萨、墨西拿（Messina）、博洛尼亚……各地的盛大邀请纷至沓来，但都被他一一婉拒，因为他不能肯定在这些地方是否能够自由地奉行自己的信仰习俗。有一段时间，法国王太后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Medici）的宠臣康西诺•孔奇尼（Concino Concini）曾邀请他出任她的私人医生，并且在他到任后，他很可能为孔奇尼的妻子莱奥诺拉•多利•加利加利（Leonora Dori Galigal）治过病，据传他曾把她因痉挛和癫痫而陷入昏迷诊断为一种魔症。当时，蒙塔托对自己的诊断非常自信。蒙塔托去世六年后，一份关于这次不同寻常的谈判过程记录被发表，记录中写道：“他答应可以来，但唯一的条件是他不会再隐藏或伪装他的信仰，而是能公开奉行犹太人的宗教”，同时他还明确表示，凡是他在安息日治疗的病人，均不收取任何费用。【131】由于担心他在巴黎会感到孤独，蒙塔托那位年轻的导师莫泰拉也来到了他的身边，作为犹太事务秘书和顾问一直陪伴着他。莫泰拉还时刻关注着鲁昂、波尔多和巴黎的新基督徒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威胁，一旦需要，他就会拽一下蒙塔托的衣袖，让他把这类难题提交给宫廷议会，最终，蒙塔托也成了这个议会的成员！（看来他把加利加利的抽风诊断为癫痫病发作并用缓和与镇静疗法进行了对症治疗，还是大有帮助的。）或许正是因为这次以个人的名义受雇于迫害的实施者，才给了蒙塔托巨大的勇气针对西班牙的恶劣行径写下了一本带有强烈谴责意味的宣传册。【132】

作为一个在宫廷里长大的女孩子，亨利埃塔•玛丽亚经常看到犹太人戴着小帽、穿着长袍匆匆走过枫丹白露宫和卢浮宫的一个个房间。1616年，在路易十三组织的一次皇家巡游期间，蒙塔托突发癫痫去世，王太后命令对他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等待着莫泰拉的到来，因为他已经搬到阿姆斯特丹，当时正在那里对在自由气氛更浓厚的荷兰刚刚回归犹太教的新基督徒进行培训和指导。尽管犹太律法要求尽快安葬，但当时却没有一个地方适合为蒙塔托举行葬礼，莫泰拉把蒙塔托的尸首辗转运回了荷兰，使他终于能够在刚刚开放的奥德克尔克（Ouderkerk）注69塞法迪犹太墓地得到安息，而这块位于阿姆斯特尔河上游、离阿姆斯特丹只有三英里的墓地又被诗意地称为“生命之家”（Beit Hayim）。一块十分简陋但却非常美丽的墓碑立了起来，不由得让人回想起威尼斯那些造型精致的墓穴。上面的碑文写着：“他对以色列来说就像一座山峰，愿他的生命之星永放光芒。”正是雅各•范•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在他的两幅关于奥德克尔克犹太墓地的画作中，让这种超凡脱俗的光芒永远照耀在阴森的黑暗上方，而蒙塔托的墓碑就位于画面的中央。亨利埃塔•玛丽亚对这位拉比医生的记忆实在是太真实了，以至于当她成为英格兰的王后后，她仍然还是想方设法地举荐像安东尼奥•德•维罗纳（Antonio de Verona）这样的意大利犹太医生，并确保他们在牛津和剑桥至少受到礼遇。

对于犹太人，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一直让亨利埃塔•玛丽亚感到好奇——就像当时欧洲的许多公子王孙一样热衷于神秘的启示。【133】她嫁入了一个对所罗门非常痴迷的家族。她的公公詹姆斯一世让画家鲁本斯（Rubens）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聪明国王”的形象，这幅画就一直高高地挂在白厅的宴会厅的墙上，而王位也被设计成所谓所罗门式的麻花状柱廊形式。《所罗门圣殿与来访的示巴女王》（Solomon ’ s Temple and the Coming of the Queen Sheba）是欢迎皇家宾客演出时最受欢迎的一出假面剧（尽管很不幸的是，在1606年的一次演出中，示巴女王喝得酩酊大醉，竟然直接吐在了丹麦国王的大腿上）。查理一世似乎继承了这种依恋所罗门的爱好。苏格兰和英格兰常常被比作以色列和犹大，或北国和南国，这正是在暗示，如果两家在大不列颠制造分裂，那么每一家都会在各自的时间以各自的方式灭亡。与耶路撒冷第一圣殿这个重要建筑相联系的喀巴拉哲学被引入了宫廷假面剧之中。尽管犹太人在“福音光照”之前遭受了所有不幸、贬低以及他们的任性和盲从，王后仍然把像费洛提奥•蒙塔托这样的犹太人视为深刻启示的守护者。

太神奇了！有人告诉王后，说在阿姆斯特丹犹太居住区的中央，完全按照以西结（Ezekiel）和弗拉维斯•约瑟福斯在《犹太古事记》（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描述的细节建造了一个圣殿的逼真模型。不仅如此，这位尽职尽责的拉比还曾经是康斯坦丁•惠更斯的希伯来语老师，所以他的学识和消息来源肯定是真实可靠的。亨利埃塔•玛丽亚很想去亲眼见证一下这个奇迹。

于是，一队人马开始向犹太人生活和祈祷的地方进发：四个街区围成的城郊岛屿弗隆恩堡（Vlooienburg）注70。这片街区是16世纪90年代从苏伊德克尔克（Zuiderkerk）注71东南的工业化城市边缘匆忙中临时向外扩建的，当时主要是为了接纳从佛兰德战场涌入的难民潮。阿姆斯特丹扩大城区的方式是，把一排排木桩深深地打进泥滩里，然后在上面搭建平台，从而形成一个个新的生活空间。周围都是一些大型的储木场，用于支撑的巨木发出刺耳的声响，沉重的压力下变得似乎有点“独木难支”。这个人工岛是一个喧闹的港口：一片拉锯声、磨锯声，以及按照驳船的长短大小截裁木料的轰鸣声；由于经济规模非常可观，整船发货的价格极为低廉，从而使其他国家的商船几乎失去了竞争力。一排排装着原木的木筏似乎把整个斯堪的那维亚森林都搬到了荷兰，随时会从运河河汊里冒出来，然后用漂浮的绳索松散地圈拢在岸边。糖和烟草这两种新令人易上瘾物就在小作坊里甚至院子里露天加工，晨雾中弥漫着一种带有甜味的芳香。在某种意义上说，弗隆恩堡虽然远离最近几十年为城里的宫廷商人开凿的同心环状运河网络，但却是忙碌的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缩影。这个岛上的房屋都是木制的，而不是砖石结构。在冬天的寒风中，这里的街道和一条条小巷到处是从运河和小河中溢出来污物和脏水。不过，如果你能在墙外各种造型的小桥上漫步十分钟，你就会发现这里其实也是城市边缘的一道乡村风景线。

当时居住在附近的伦勃朗•范•莱因有时会夹着他的素描板沿着阿姆斯特尔河向上游方向散一会儿步，大多是需要从专心致志于草莽英雄创作——表面上是在绘制一幅有关“弗兰斯•班宁•科克（Frans Banning Cocq）队长和民兵队”注72的油画，实际上是在构想一种理念，一种喧嚣中的自由城市的理念——的忙碌中小憩片刻时，他会把委托人的期望抛在一边，在日本画纸上草草地描下几笔，但就是这草草的几笔很可能会奇迹般地变成河边垂钓者手中的鱼竿或灌木丛中一对拥抱的恋人的脸庞。

在弗隆恩堡的街道上，平日的烟贩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乞丐（schnorrers）忽然都被请走。据说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许多新面孔，那里的“葡萄牙人”开始低声抱怨，说他们都是“皇党”，正在向这个岛的方向进发。这是犹太历史上的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惊人的一幕即将在胡格拉赫特（Houtgracht）运河边上的葡萄牙犹太会堂里上演。

拉比米拿现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罗马教会的行乞修士和神职人员及其皇家赞助人在安息日和斋戒日可以自由进入犹太会堂，并强迫里面的会众听他们鼓动“皈依”的长篇演讲。有一些地方，虽然宗教裁判所的魔爪尚未触及，但如果某一天基督徒没有出现在犹太会堂里，那么必然是一个恐怖的日子。在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犹太会堂倒成了那些到访的王公贵族及其随从的观光胜地。他们之所以进入犹太会堂，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因为他们想要欣赏坐在里面的犹太女人，而对在整个祈祷仪式中不合时宜的低声祷告和交头接耳却感到非常惊奇和不适。在这方面，17世纪30年代来到阿姆斯特丹的威廉•布莱雷顿（William Brereton）最为典型，他抱怨说，犹太会堂里几乎没有任何“虔诚”的迹象（起码要沉默吧），而是一片唱歌和谈话的嘈杂声。尽管如此，皇家的聚会还是举行了，这是第一次在犹太会堂里正式接待王室成员。于是，在5月22日这个特别的星期四，“神圣塔木德托拉公会”（Kahal Kados Talmud Torah）注73接待的不仅是亨利埃塔•玛丽亚，并且还有奥伦治亲王本人和一对（非常）年轻的新婚小夫妻。首先是一番礼节性的问候，著名的塞法迪犹太社区的约拿•阿布拉瓦内尔（Jonah Abravanel）还专门为当时的场景写过一首诗。然后，约拿的内弟、拉比米拿现•本•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生于葡萄牙马德拉群岛，接受洗礼后的名字是曼努埃尔•迪亚斯•索埃罗）走上前去，宣读他特意为这位总督准备的欢迎词。

尽管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教会和君主统治下受尽了苦难——所以在他们逃亡的恐怖岁月里，记忆中仍然有许多关于宗教法庭严刑拷打和酷刑的悲惨故事——但阿姆斯特丹的塞法迪犹太人仍然几乎是顽强地坚守着他们家乡的文化。【134】这位发言人（即拉比米拿现），他作为阿姆斯特丹希伯来文献（以及用当地其他语言写成的著作）的第一个出版者与印刷者，已经在基督教文化界作为模范犹太人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并且善于交际。他的事迹甚至为许多天主教徒所熟知。年轻时曾住在阿姆斯特丹的阿弗朗什（Avranches）主教皮埃尔•休伊特（Pierre Huet）称赞米拿现是“一个拥有绅士风度、容易相处和充满理性的人”（尽管他也曾错误地认为米拿现对喀巴拉哲学并不信服）。【135】当时最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作家、阿姆斯特丹图书馆的教授和修辞学家、该市的非官方代言人加斯帕尔•范•贝尔勒（Gaspar van Baerle）和莱顿大学的杰拉杜斯•福修斯（Gerardus Vossius）都是米拿现的朋友和信友，所以这位拉比迫切希望能够在阿姆斯特丹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以增加他作为拉比和教师的微薄收入。在1632年，他凭借《调解人》（Conciliador）而一举成名。【136】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地位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从曼图亚来的一位年轻犹太艺术家萨罗姆•伊塔利亚（Salom Italia）在1642年为米拿现刻了一座雕像，并以纪念杰出人物的传统方式显眼地将其安放在一个雕有涡卷纹的基座上，雕像的铭文写的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很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米拿现在自己的社区里并没有受到与其地位相称的尊敬，尽管他通过在“生命之树”（Etz Hayim）学校里教书，作为“精神领袖”参与管理社区事务，告诉他们谁打开约柜以及谁在安息日领诵经文，但他只能勉力维持生活，因为这虽然是两个受人尊敬的职务，但收入却十分微薄。所以，尽管出版了大量的希伯来著作（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但米拿现已经贫穷到勉强糊口的程度，所以在1639～1640年间，他开始考虑迁往荷兰的海外领地巴西，因为那里的犹太社区正在迅速繁荣起来。

然而，此时的米拿现•本•以色列却找到了自己的状态，虽然他还是那么矮小和肥胖，但却面色红润，并把他那已经有些灰白的胡须饱受争议地修成了铲子形状。他用古老的正规葡萄牙文写成的那篇“欢迎词”（gratulação）不只是改变了他忠诚的对象，而且他的纪念方式也带有更多的戏剧性。米拿现宣称：“我们不再怀念卡斯提尔和葡萄牙，而是把荷兰看成是我们的祖国。我们不再期待着西班牙或葡萄牙国王，而是期待着全能的荷兰议会，把最尊贵的亲王殿下看成是我们的君主，因为他的军队在保护我们，他的刀剑在卫护我们。那么，对于我们为什么每天为最尊贵的荷兰议会和最尊贵的亲王殿下，同时也为这座世界闻名的城市的尊贵的统治者们祈祷，任何人都不要感到惊奇。”

圣殿守护人

重新体验当时胡格拉赫特运河岸边的犹太会堂的会众肯定体验过的那种强烈情感是根本不可能的。【137】出于纽约注74的安全考虑写下这段文字，很容易会使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西方社会早晚有一天会提供一片天地，犹太人可以在那里自由地祈祷，而不被视为一种有嫌疑的、可笑的和危险的因素。甚至在荷兰共和国本身，犹太人做回自己从而也成为当地公民的自由空间，也没有很容易或很快地打开，但他们的确在那里享受着自由。除非塞法迪犹太人，无论是为了生意还是为了家庭，选择回到（有些人的确如此）被拉比称为“崇拜偶像的土地”的伊比利亚半岛，常年忙碌的宗教法庭的魔爪当时还伸不到他们头上。由于他的父亲曾经饱受宗教法庭的折磨，米拿现本人自然会对突然降临的幸运非常敏感。西班牙与荷兰之间长达八十年的战争并没有改变其既定的治国方针，但不宽容的暴力威胁正在越来越远离共和国的中心地带。“自由荷兰”（Hollands vryheid）并不仅仅是一时的良心发现，而是还要持续另一个三百年。在荷兰，那里没有“隔都”，也没有穿戴上的歧视标志。在荷兰珍贵的自由之光沐浴下，犹太人可以头上戴着披巾扯着嗓子大喊“阿门”（omeyn）。于是，有些人情不自禁地称阿姆斯特丹为“新耶路撒冷”。

更何况还有一个“圣殿”呢，尽管比例只是1∶300。在会堂中的盛大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亨利埃塔•玛丽亚和两个孩子（或许还有总督本人）顺着胡格拉赫特运河的拐角处走了几百码，然后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面前停下了下来，只见一块镶在墙里的铭牌上写着“所罗门王的圣殿”。在那里，惠更斯的另一个熟人跟他们打了个招呼，那人的穿着与城里任何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没什么不同：他头上戴着加尔文宗传教士常戴的那种无檐便帽；身上穿着同样朴素的黑色长袍，上面是通常的亚麻布硬领，长长的软布饰带垂向地面；还有同样经过仔细修剪的胡须，就像珍珠纽扣一样闪闪发光。被大家呼为“圣殿守护人”（Templo）的雅各•犹大•莱昂（Jacob Judah Leon）引导一众王室成员和随从进入了展览现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圣殿守护人”是第一个经书讲解员。在这里，他就站在以色列人的帐篷中间——这些帐篷好漂亮啊。“圣殿守护人”也是一个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奇迹的工匠，他已经意识到，犹太人故事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其可携带性。犹太人建造的第一个帐幕（他也会重建一个）是可以移动的，而第一个约柜本来就是放在轿子上的一个小橱柜，就像异域崇拜的偶像一样，可以背在身上参加战斗。因此，他把他的圣殿模型做成了可拆卸的、模块化的，每一个部件都编了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组装起来。在海牙和哈勒姆（Haarlem）的仲夏集市（Sint-Jan Kermis midsummer Fair）上，他会站在一个足以容下这个模型的展示台上解说。参观者支付适当的入场费，就可以近距离地观赏这个奇景（因为即使是圣殿建造者平日也需要面包、热汤和鲱鱼维持生活）。然后——一场有奖销售活动开始了！——他会摆上随身带来的行头和配件：一个用铜做成但尽可能涂得像金子的七枝烛台；一张无酵饼桌台（起码看起来很像）；一件大祭司穿的带有胸牌的法衣，上面镶嵌着四排、每排三颗共十二颗宝石，每一颗代表一个古以色列支派；乌陵和土明（urim and thummim）注75；还有一条长长的多层披巾和一个悬挂在长袍折褶上的叮当作响的石榴铃（rimmonim）。圣殿展示现场周边的墙上挂着一排手绘的彩色图画，其中一幅是一群耶路撒冷犹太人群聚集在圣殿院门的旁边，而另一幅则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各自按照自己的身份规规矩矩地排列在旷野中。然后，一根寓意丰富的“指经标”举了起来。参观的人群目瞪口呆地看着雄伟的圣殿，尤其是倾斜的撑木形成塔形，支撑着上面的主要结构，并继续向上延伸形成一个山头的形状。现在，随着提示大家“安静”的一声轻咳，我们的“圣殿守护人”出场了。【138】

在雅各•犹大早年的生活中，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主讲人和讲故事的高手。和许多其他的家族一样，他的家族决心走出伊比利亚半岛的阴影，去享受犹太教的阳光，所以他们甘愿冒着令人恐怖的危险走上了移民的道路。当时，有难以计数的冒险者落入了宗教法庭的圈套。但是雅各•犹大的家人还算幸运。他们离开科英布拉（Coimbra）附近的家乡小镇，大约在1605年的某个时间来到了阿姆斯特丹这个安全的天堂。至少他的父母认为，这个孩子（必然）是一个早熟的希伯来语天才，命中注定会成为一位著名的拉比。然而，塞法迪犹太人的阿姆斯特丹似乎是一个专门制造这类少儿天才的地方，甚至对于他们的三个会堂来说都显得有点过剩。他的家人后来继续流亡，首先到了汉堡，这本来就是一个使新基督徒回归犹太教的备选目的地。在那里，雅各•犹大成了一名教师，并在1628年他二十五六岁时重新回到阿姆斯特丹。十年后，犹太会堂的合并风潮使他成了富余人员，但雅各•犹大当时的名声足以使他在泽兰省（Zeeland）的米德尔堡（Middelburg）的一个私人会堂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都在该城设有海事法庭。或许正是在这个地方，他遇到了一个开明的新教徒亚当•博雷尔（Adam Boreel），并开始与他合作。

对于荷兰的新教徒来说，把自己看成是新一代“特选子民”几乎是一种老生常谈，其实这不过是天主教徒对所谓奇迹的想象而已。他们有太多的“大卫”，面对着太多的“歌利亚”（Goliath）；他们总是在一位肩负上天使命的领袖人物的引导下从奴役走向自由。历史上的摩西说话结结巴巴，而16世纪的奥伦治的威廉则被称为“沉默者威廉”。他们对所有希伯来事物是如此迷恋［乌得勒支大学的希伯来语教授约翰内斯•勒斯顿（Johannes Leusden）曾抱怨说，共和国内的希伯来语法课比一年的星期数还要多］，竟然在1621年就绘制出了对犹太人和研读希伯来语的基督徒同样重要的第一幅现代的圣地地图。这是绘图师亚伯拉罕•古斯（Abraham Goos）和他的犹太合作伙伴雅各•本•亚伯拉罕•柴迪克（Jacob ben Abraham Zaddik）之间又一次跨信仰合作的产物，后者不仅提供了所有的文字说明，并且还绘制了一幅自画像，画面中的他就像一个风华正茂的荷兰公民一样衣着华丽，上面还佩戴着一个当时在印刷界和绘画界众所周知的最早的大卫六芒星。【139】

博雷尔希望接近像“圣殿守护人”这样的犹太人，并不意味着他与和他同代的其他基督徒有什么不同，会主动放弃鼓动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但他同时也认为，这一使命更有可能通过深入研究希伯来文本而得到实现。犹太人似乎更希望与那些在研读和理解他们的神圣典籍时感到困惑的人交往，而不愿意同那些对他们的典籍根本不屑一顾的人交流。他们早在13世纪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时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士——通常在犹太皈依者的指导下——在研读希伯来语时心里想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但他们的语气却一直是军事对抗式的。他们训斥和恐吓犹太人，但亚当•博雷尔和约翰•杜里（John Dury，他曾经在荷兰接受教育，并希望能在伦敦建立一所犹太研究院）之流却是把同情和深入研究犹太教作为一个他们帮助完成使命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劝降”的底气是友谊，工作上的同志关系可以升华为互相尊敬，有时甚至比当局期望的效果还要好。这种语气上的改变并不是一件小事，因为他们明白了从人性上接近犹太人的道理。

这是一条从泽兰通向圣殿山的道路。虽然雅各•犹大与亚当•博雷尔心中选择的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但两条路线在现实中却交会在一起。千禧年信徒博雷尔深信，“救世主再临”和“基督教的千年和平梦想”马上就要变成现实——这个时刻碰巧就在17世纪50年代的某一天——并且以建造第三圣殿为开端，清除掉犹太人皈依道路上最后的障碍。但对雅各•犹大来说，这位“救世主”是凡人而不是天神，但他将解放耶路撒冷，引领犹太人回归他们心中的锡安山，并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两个人都需要对所罗门圣殿原型的尺寸、结构和装饰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他们查阅了一些最权威的著作（其中不乏在这个对圣殿过分迷恋的时代出版的作品）：耶稣会传教士胡安•巴蒂斯塔•维拉尔潘多（Juan Bautista Villalpando）的著作，出版于17世纪初，但这本书只是莱顿大学希伯来语教授康斯坦丁•勒佩尔（Constantijn L’Empereur）的主要素材，而他的主要职责显然是为了“驳斥犹太人”。这两位作者都曾引用过经文，但是，弗拉维斯•约瑟福斯在《犹太古事记》的有关记述中却又对这些经文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勒佩尔与包括米拿现•本•以色列在内的许多犹太人都是好朋友，并出版了一个阐释《密西拿》专题文集的拉丁文译本。《密西拿》作为编纂于2世纪的犹太律法和习俗大全（作者们对第二圣殿的被毁仍然记忆犹新），其中描述了更多有关圣殿的细节。所以，当博雷尔和圣殿守护人开始写书时，他们同时也做了一个新的《密西拿》元音发声版（即标出元音及其发声方法），所以凡是学过希伯来语的基督徒也可以像犹太人一样高声朗读。人们往往会认为，这种合作方式中的犹太人一方对其基督徒合作伙伴劝他们皈依的企望似乎毫无戒备之心，他们会很容易地落入对方设计好的“圈套”，但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而“圣殿守护人”和博雷尔之间的合作关系绝非如此。同样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基督徒一方有时反而会被他们的犹太合作伙伴的尊严所吸引，并把这种好感扩展到整个犹太民族。

合作

坚冰正在被打破。学术上的联系有时会演变成一种社会生活中的亲近。巴塞尔大学的加尔文宗神学家、希伯来语教授约翰内斯•巴克斯托夫（Johannes Buxtorf）就曾因此与当局产生了纠纷，因为他不仅与许多犹太人过从甚密，并且在他准备写作《犹太会堂》（Synagoga Judaica）期间把一些拉比请到家里请教和密谈，甚至还经常就《密西拿》中的深奥问题以及其他典籍中的难点和解释进行热烈的对话和交流。结果就是巴克斯托夫出版了他的人类学巨著，其中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犹太习俗的崇敬之意和对拉比解释的欣喜之情，虽然他的官方使命与此南辕北辙。在哺育婴儿和喂养儿童方面，他几乎忍不住还要报告犹太贤哲的观点。【140】巴克斯托夫所继承的对犹太人的敌视看法与他在犹太人身上发现的善良人性开始打架。通常情况下，这不过是一个看一看他们日常生活的问题。一边是拉比加斯代（Chasdai）正在切卷心菜准备过安息日，而另一边的拉比纳赫曼（Nahman）正在打扫房子（根据“任何人都不要觉着自己太高雅、太富有或太聪明，根本不需要帮助”这一原则），这样的场面显然会产生一种亲密而温馨的感觉。与他全部的更高原则不同——这些原则也正是他的著作中饱受争议之处——巴克斯托夫深深为犹太礼仪习俗的诗意所感动。而更让巴克斯托夫感动的是拉比的规定，男性在去世的时候要张开手，表示他的生命已经结束，而婴儿在出生时要紧握双拳，表示紧紧抓住生命的全部精华，永远也不愿意失去。

如果巴克斯托夫强烈的敌意都可以化为一种人性的关怀，那么尽管进行过负面宣传，但当时（主要是在新教国家里）的所谓“亲犹主义”的确是一种真实的现象。毫无疑问，他们的目标仍然是犹太人的集体皈依，但鼓劝皈依的方式——友好的亲密关系——却使得这一使命半途而废，并且有些亲密关系，包括博雷尔与“圣殿守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工作上建立起来的友谊反而压倒了神学上的义务。

他们两人合作完成的这部著作被我们的“圣殿守护人”隆重地展现在这群尊贵的客人面前，与早期的一些小册子相比，这本书（至少对威廉亲王来说）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虽然原作是用西班牙语写成的，但显然是为了这个重大场合的需要而及时地翻译成了荷兰语。【141】并且将很快被翻译成包括拉丁语和英语在内的其他五种语言。如果有谁需要有关所罗门圣殿和公元前5世纪开始重建并最终由著名的大希律王完成的第二圣殿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可以向“圣殿守护人”索取。亨利埃塔•玛丽亚大为感动（或许是被“圣殿守护人”的演讲口才以及他手中的指经标所感动），她承认犹太人的阐释和学识是正确的。“圣殿守护人”后来宣称，年轻的威廉亲王甚至迫不及待地当场提议，他将再做一个旷野中的圣所模型以丰富他的展品，并且为其制造圣所模型提供资金，后者显然更为实际。（后来这个模型适时地造了出来，尽管似乎并没有得到承诺的资助。）但是，即便对于那些不能亲自到场参观的人来说，宣传册本身也十分受欢迎。曾经是正统派犹太人的巴录•斯宾诺莎注76甚至怀疑，安放在图书馆里的这本宣传册的荷兰语版就是一部著名的著作。

即使如此，这本宣传册也算不上主角。圣殿模型才是人们瞩目的中心。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里的显赫人物纷纷赶来瞻仰这个圣殿，其中有贵族市长杰拉尔德•比克尔（Gerard Bicker）注77，还有火枪民兵队队长弗兰斯•班宁•科克，他饱受争议的火枪队群像由绘画大师伦勃朗于1642年创作完成。在威尼斯城，像安德里亚•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和塞巴斯蒂亚诺•塞里奥（Sebastiano Serlio）这样的著名建筑大师都为自己制作了大量的更复杂的建筑模型，并被认为是他们在建筑艺术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当然，这些模型主要是为艺术鉴赏家或建筑师自己制作的。【142】但“圣殿守护人”的模型却是为了公开展示，并且他还通过手绘招贴画的方式做过广告。这个模型——二十英尺注78高十英尺见方——放在他简陋而狭窄的房子里显得非常拥挤，但却是一个奇迹，涂了漆的模型被置于一个高高的平台上，就好像高耸的圣殿山。慕名前来瞻仰的观众会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他们走进一个高大的院门，然后走向外墙（众所周知，不知多少个世纪以来，残留下来的一段西墙一直是犹太人在阿布月初九前来表达他们的哀悼的伤心地），接着进入女院，再进入祭司院，最后就直接（因为“圣殿守护人”和博雷尔设计的殿顶是可以打开的）进入了至圣所，这本来是只允许大祭司（hacohen hadadol）在赎罪日才可以进去的地方。

但这还不是全部。参观结束后，付费的参观者马上会看到另一个圣所模型，他们会在引导下参观一些仿造的礼仪用品，包括一个四角翘起的实物祭坛模型，还有古代以色列人的群雕以及他们在旷野中的营地。最后这个模型具有典型的重要意义（其实每一件都是如此），因为众所周知，一个“千年和平时代”即将来临，而这就意味着那些失踪的以色列支派将从他们在桑巴提安河以外的要塞中走进现代世界。所以，墙上的流便支派的画面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尽管关于王室的客人到底怎样看待这个圣殿展示会，并没有相关的记载得以保留下来，但后来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却几乎众口一词地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约翰•杜里至少两次回到阿姆斯特丹，一次是他还是一个保皇党人的时候，另一次则是在17世纪50年代的奥利弗•克伦威尔摄政时期，肩负着英国政府的使命。他在给他的学识渊博的朋友撒母耳•哈特里布（Samuel Hartlib）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看到有许多稀世珍品和古物，但其中的这件艺术品的确值得一看，因为与它相比，其他的展品都黯然失色。”【143】

阿姆斯特丹

故事

在他们到达荷兰共和国并经历了一两代人之后，当新来的犹太人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并且大部分开始富裕起来时，他们不由产生这样的想法：奥伦治亲王访问他们的会堂并受到社区长老的高规格接待，王后和年纪轻轻的王子参观由一位塞法迪犹太拉比兼教师制作的所罗门圣殿模型，这其实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一切似乎是天意使然，是该到了犹太人与荷兰人和谐共处的时候了。他们都有一段英雄史诗；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由上天选定的民族，并且他们追求自由和救赎的神奇历史必然是出于上苍的特别眷顾。在这部以誓约和慰藉为主线的编年史中，荷兰共和国始终是迫害和驱逐海浪中的一叶救命的方舟。阿姆斯特丹正是这样的“一块圣地”（Ha-Makom），犹太人被一只来自上天的手（可以肯定的是，这就像一条云柱或火柱）引领到这里，并使他们在这里最终获得了安全感。因此，一本记述重要时刻的场景和典范人物（一位牧羊的拉比，令人神魂颠倒的犹太美女，以及一个是地下犹太人从秘密集会逐渐发展成为公开的活动场景）的趣闻录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并被17世纪晚期的多产诗人和历史学家但以理•利未•德•巴里奥斯（Daniel Levi de Barrios）改编为标准的经文形式。【144】其中包括三个原创的故事，每一个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真正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其中孕育的诗情画意。

显而易见，这些故事的原创作者是一位名叫摩西的拉比：摩西•乌列•哈列维（Moses Uriel Halevi）。他生活在埃姆登港（Emden），恰好位于德国与荷兰格洛宁根省（Groningen）接壤的北部边界线上。像法国的圣让德卢斯（Saint-Jean-de-Luz）以及鲁昂、汉堡一样，埃姆登也是一个从葡萄牙和西班牙逃出来的秘密犹太人集中定居的地方。当一条被大风吹离了航线的帆船把他们卸在埃姆登附近时，哈列维一眼就发现他们迫切希望公开地作为犹太人生活，于是就告诉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个社区在秘密地奉行犹太教的习俗，并劝他们到那里去与他们的同胞会合。一粒必然会扎下深根的种子已经播下，摩西就跟着他的这些人赶往阿姆斯特尔河。但是，真实的历史记述却描绘了一个比坊间传说更乏味的故事。在阿姆斯特丹法庭的报告中，摩西•乌列•哈列维并不是一位先知和解放者，而是一个普通的赃物买卖人，并很快就因为收购赃物以及非法实行割礼和使用假名菲利普斯•约斯滕而被逮捕。在监狱里遭到严刑逼供后，摩西（菲利普斯）承认私下奉行犹太习俗。然而，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他的认罪并没有招致更严厉的惩罚，更没有把他从这座城市中驱逐出去。对于一个小小的新基督徒社区来说，这种令人困惑且有些随意的执法方式就意味着一种善意的承诺，因为他们在16世纪90年代到17世纪第一个十年这段时间里一直秘密地奉行犹太教的习俗。摩西•乌列•哈列维获得了缓刑，最终成为了这个新兴社区的族长。当第一个犹太会堂于1612年开门迎客时，他们在安息日祈祷时使用的正是他亲自抄写和订正的经书版本。

这本原创神话中的第二个英雄人物是玛丽亚•努内斯（Maria Nunes），她与哥哥一起刚刚被从葡萄牙送到阿姆斯特丹。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途中，她坐的船被武装海盗截获。被带到伦敦后，这个黑眼睛美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最为她神魂颠倒的是一位高贵的（隐去名字的）贵族，他坠入情网，向她求婚。但是，玛丽亚•努内斯天生就不是一个愿意穿那种用鲸骨箍撑开的大裙子的料。她拒绝了优美的十四行诗和哀婉的情歌。这位美丽的女郎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无情妖女”（sans merci），似乎只有在国外才能如鱼得水。于是，伊丽莎白女王被请来帮忙。因为同样也很喜欢她，女王就用皇家马车带着她一起出游，并请她继续留在英格兰。但是，对于所有的请求甚至命令式的要求，她都一概听不进去。对她来说，比被授予某某郡的公爵夫人封号更重要的是祖先的信仰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面对来自英格兰的甜言蜜语，玛丽亚不为所动，而是再一次毅然登上了一条驶往荷兰的船，并与她的塞法迪意中人结了婚。这个传说中的故事——除了皇家的马车和高贵的情郎——也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并且女王本来就有一名“马兰诺”医生，他很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种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像犹太人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真相往往要比传说更引人入胜。

玛丽亚的父母已经被宗教法庭投入了监狱。为了避免遭到同样的命运，玛丽亚特意换上了一身男装，甚至当她被英国的武装海盗抓住并被带下船时，她看起来仍然是一个无须的美男子。玛丽亚是一个真实人物，她在1589年偷偷地与阿姆斯特丹的同胞曼努尔•洛佩斯•霍梅姆（Manuel Lopes Homem）结婚也同样是真实可信的（有文书记载）。但与这个传说对不上号的是如下的事实：她的丈夫在1612年返回了里斯本，并在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Ⅳ）注79的宫廷里受到了接待，而腓力四世后来成了宗教法庭的热情的赞助人，所以玛丽亚的丈夫可能再也没有回到荷兰，回到他美丽的妻子身边。【145】

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偶然事件。在一次打探天主教徒在阿姆斯特丹秘密集会的巡逻行动中，有一个城市治安官（schout）发现在一个房间里挤满了正在祈祷的人。但当天正好是赎罪日，而这些人并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犹太人。谢天谢地！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不由地松了一口气。为了能继续祈祷，他们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手段，据说这个治安官曾告诫犹太人，一定要弄清楚你们是在为阿姆斯特丹这座最高贵的城市及其伟大而善良的市长大人而祈祷。作为回应，第一批移民中有一个人——曼努尔•罗德里格斯•韦加（Manuel Rodriguez Vega），当时已经改名为雅各•蒂拉多（Jacob Tirado）——站了出来，为当局宽容政策的公正性和经济上的好处据理力争。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蒂拉多同样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犹太人与荷兰人

在所有这些有关新移民的传奇故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多元化的张力：两个民族的相遇打开了与世界交流的通道和语言。对于尼德兰地区（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形成的这些美谈，犹太商人科内利斯•彼德松•胡夫特（Cornelis Pirterszoon Hooft）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老天用仁慈赋予这片土地尤其是这座城市在贸易和船运方面的巨大优越性，迫切需要在民族之间培育一种友善的情怀。”【146】这种利益需求与和谐共处之间的一致性最终将惠及一直环游世界的所有犹太人。

然后是在胁迫的魔爪下共同经历的种种痛苦。犹太人和荷兰新教徒对宗教法庭共同的痛苦记忆并不是一个神话。伴随着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残忍的“公开审判”也（以文字的形式）深深地镂刻在荷兰人的当代历史记忆之中，这与他们在书写那些重新回归犹太教者的悲惨历史时的描述并无二致。两个民族都有各自崇拜的殉难者和残酷的牺牲品，在向他们的后代讲述的故事里都能罗列出一长串人物名单。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一本西班牙语和希伯来语祈祷书改编了“纪念祷文”的庄重形式，是为了怀念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公开审判大会上被活活烧死的特定家庭成员，这与如今在悼念大屠杀的死难者时经常使用的祷文几乎完全相同。不过，阿姆斯特丹祈祷书表露了更强烈的复仇锋芒：“愿他（上天）用大能的手用他们/她们的血向他的敌人复仇，以彼之道，还施彼身！”【147】荷兰人对这样的狠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感受。在这本书的作者胡夫特在其有关“西班牙人在安特卫普的暴行”的血腥记述中，他的妻子的祖母就是这样一个殉难者的形象；他的这本书（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作者）表达了自由荷兰第一代犹太移民当时的心态，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破坏婚礼和杀戮的场面。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1598年，伟大的国际法学家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他的《低地国家编年史》注80本身就是对这段艰苦的考验与解放历史的巨大贡献）就明确提到过这些为了逃避宗教审判并希望回归自己的信仰而辗转来到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人”，“他们希望其他所有的城市都能这样做”。尼德兰地区的新教徒于1566年发起了反抗运动，他们焚毁了佛兰德各省的画像，并把他们的教堂刷成白色，把各种画像从共和国的土地上全部清除了出去。而当阿姆斯特丹的塞法迪犹太人警告大家不要回到西班牙（甚至不要去那里做买卖）时，他们称呼西班牙的标准术语就是“偶像的土地”。

当然，这些都不能确保会形成一种全面而有效的宽容政策。【148】虽然根据乌得勒支联邦第十三条修正案，尼德兰地区七省于1578年合并，以便共同抵抗西班牙，并提出让共和国肩负起卫护“良心的自由”的责任，但这被认为不过是为了压制基督徒。而在16世纪90年代第一批到达阿姆斯特丹的为数不多的犹太家庭正是以“伪装”的（新）基督徒面貌出现的，所以他们才能在最初的几年里秘密活动，在弗隆恩堡岛上的私人会堂里举行祈祷仪式，并用像“菲利普斯•约斯滕”这样的荷兰名字或保留他们在葡萄牙洗礼时的名字作为掩护。阿姆斯特丹在接纳犹太移民时的这种谨慎做法，促使荷兰的其他一些城市以公开表示欢迎的方式试图提前截留刚刚到达的犹太人：阿尔克马尔（Alkmaar）是在1604年，哈勒姆是在1605年，最晚的鹿特丹则是在1610年。创建这些城市的元老往往是从赤裸裸的经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鹿特丹市的元老们甚至毫无顾忌地放言，他们“认为把这些葡萄牙商人邀请过来住在这座城市中，并享有一些特权和自由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促进当地贸易和商业的发展”。【149】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逃过来的犹太人把他们与各个商业帝国（从西非到印度和巴西）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带了过来，而荷兰正跃跃欲试地试图加入全球化的商业竞争。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并且仍然与伊比利亚半岛有联系。当曼努尔•罗德里格斯•韦加来到荷兰时，他也带来了他在丝绸加工和蔗糖进口方面的丰富经历，并且他的家族商业网络覆盖了安特卫普、鲁昂、阿姆斯特丹、巴西和几内亚，还与埃姆登、威尼斯、摩洛哥和但泽（Danzig）也有生意上的联系。【150】

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去世使紧张的局势稍有缓和。1601年，腓力三世的首相勒马公爵（the Duke of Lerma）提出，新基督徒只要能支付一笔高达十七万克鲁扎多注81的费用，就可以获得移民国外的优先权。更关键的转折点是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于1609年签订的长达十二年的停战协定。这个和平的间隙成为在荷兰建立塞法迪犹太社区的形成期。因为当时那些自称为“来来回回（nação）的葡萄牙人”可以安全地往返两地，所以有数百个新基督徒家庭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他们刚刚到达，就公开恢复了犹太人的身份。到1620年，可能已经有一千名犹太人在弗隆恩堡和通向北面的安东尼斯街［最终被定名为“犹太街”（Judenbreestraat）］生活。而到了1640年，这里已经有两千名塞法迪犹太人和至少一千名从德语区和波兰语区移民过来的更贫穷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然而，像在其他荷兰城镇中一样，阿姆斯特丹人也更清楚地知道他们不想要什么——西班牙天主教的高压统治——而不是想从这个战争中诞生的共和国索取什么。新生共和国的自由往往会变成一个辩论的舞台，因为公民们总是希望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场战争到底为了什么？”在尼德兰，一场漫长、痛苦而没有结果的争论把共和国分成了两派：一些向往自由的人道主义者认为，国家（不管是天主教的还是加尔文宗的）无权规定或禁止信仰，而另一些人则希望把改革宗定为国教。尽管毫不妥协的加尔文宗在1618年获得了胜利，剥夺了“抗辩派”（Remonstrants）的权力，并处决了其领导人奥登巴内维尔德（Oldenbarneveld），但却从来没有对其采取信仰垄断这样的决定性措施，更谈不上制度化的一统天下。当时的主要障碍就是过分依赖于那些地方领主，因为他们曾经是荷兰反抗以西班牙为核心的独裁统治的主要力量。但是，每到星期天，加尔文宗的神职人员仍然虚张声势地从布道台降下“恩典的雨露”，而像亚伯拉罕•科斯特（Abraham Coster）所写的《犹太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Jews）这类书籍则再一次为犹太人的“错误”罗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改革宗的这种敌意意味着，那些刚来的犹太人所能指望的至多是一种既成事实的宽容，根本不能指望官方宣布一个对他们能真正起到保护作用的宪章之类的东西。在荷兰这个基督徒的共同体中，犹太生活的改善进展缓慢，并且作为主人的政府方面还有许多限制和保留。但是，如果这就是他们该得到的全部，考虑到整个欧洲的时局，犹太人也会安然接受。盲目的仁慈毕竟也是一种仁慈。1614年，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可以公开地在弗隆恩堡岛上的第一个犹太会堂里祈祷。而同样是在1614年，在法兰克福，以“新哈曼”自诩的姜饼烤制师文森特•菲特米尔奇（Vincent Fittmilch）带领当地行会的一伙暴徒袭击了犹太胡同（Judengasse）及其会堂，杀死了一些正在祈祷的人，并引发了一场群体逃跑事件。在德国的许多地方，新教徒们以蔑视和暴力对待犹太人。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死敌却成了在舞台上经常出现的恶人形象。在雅各•雷维尤斯（Jacob Revius）和约翰内斯•塞沃特尔（Johannes Serwouter）创作的许多戏剧中，都会看到哈曼会出现在舞台上，并且总是被描绘为一个杀人恶魔，其实是通过这个形象暗指和讽刺荷兰反抗运动中的大恶人阿尔瓦公爵（the Duke of Alva）。这种亲密和好奇心虽然是出于无拘无束的想象，但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敌意和疏离感。

尽管在共和国的宽容政策与“神的旨意”的对峙中形成了某种平衡，但是一些与犹太人有关的事情开始在荷兰统治阶层中议论纷纷，反而很少听到天主教地方官员有所抱怨。雨果•格老秀斯公开宣称，既然犹太人已经选择阿姆斯特丹作为逃避宗教审判制度的避难地，那么就应该允许他们在这里公开居住。当时已经改名为方济各•尤尼乌斯（Franciscus Junius）的加尔文宗神学家弗朗西斯•杜•乔恩（Frano is du Jon）告诉格老秀斯，他的家人曾亲身感受过狂热信徒的疯狂。他的父亲就是被一个天主教民兵杀害的，并且在尤尼乌斯本人刚刚被任命为“沉默者”威廉的牧师之后，他心目中的英雄就被另一个天主教徒射杀在德尔夫特王子酒店的楼道上。在结束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逃避追捕）之后，他最后作为一位宽容的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在莱顿大学当了一名教授。他最著名的门徒格老秀斯在1615～1619年间写了一篇“抗辩文”（Remonstrance），尽管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但却发出了人道主义宽容的先声。格老秀斯甚至更激进地揭露了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到虐待的事实真相。“众所周知，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曾受到过粗暴的对待。他们被嘲笑，被奚落，被推搡，被殴打，被扔污物，这些行为不仅得到当局的默许，甚至还受到当局的称赞。”当然，格老秀斯本人也没有完全摆脱古老的偏见。他一边在呼吁对犹太人要有同情心，同时也对共和国率先接纳犹太人的政策表示遗憾，并且还老生常谈般地重复着“犹太人会对基督徒造成伤害”的老调。（犹太人在一代代地受到不公对待后只会变得仇恨满腔，这样的推定已经成为那些以“亲犹主义者”自诩的人的现代词典中的标准术语。）格老秀斯本人还和蔼地解释道，他们这种反社会行为的原因就在于限制和逼迫他们只能从事放贷生意的环境。所以，治疗方法也必须从社会和政治上入手。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在他们居住的城市里自由地生活，自由地从事贸易活动，做生意和搞生产，充分地享受自由，像其他的市民和公民一样享有各种豁免和优待，不要让他们负担任何特别的税赋和贡赋”。当然，事后的资格认证是免不了的。同时在人数上必须有所限制，以免造成犹太人在荷兰人满为患：大多数城镇是两百个家庭，阿姆斯特丹大概是三百个家庭。但是，他对于他们是否能公开地奉行自己的宗教习俗一事却没有明确表态。单纯地禁止，或者像更狂热的改革派教会建议的那样限制他们的祈祷仪式只是读读经书中的段落，这种威逼只会有两种结果：或是他们继续过一种不诚实的双面生活，或是出现一种被冲洗掉所有犹太特点的犹太教。

当然，有些人走得更远一些。在阿姆斯特丹图书馆教授加斯帕尔•范•贝尔勒为米拿现•本•以色列的一本新书所写的一篇序言中，他提出了“跨信仰友好相处”的原则（尤其是在共和国的学者圈子里），并且得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结论。这几乎相当于公开提倡宗教多元化，在这样一个年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151】

范•贝尔勒的友好态度及其提出的兄弟式信仰平等原则立即引发了一片谴责的声浪。那些控制着阿姆斯特丹的有钱人可不好对付，如果大家是暖心的兄弟，那么一切都好说，但如果逼急了，就很可能使幕后达成的临时协议毁于一旦，因为这种过渡办法本来更就利于商业繁荣，只是为了避免陷入一种无谓的原则之争。最好是先让传教士们强势一下，然后达成一致，然后大多数人就会把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限制犹太人的权利，因为大家都清楚，任何一项措施都不会真正严格地实施。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把荷兰变成一个四处窥探的“宗教法庭”。

在这种相对温和的环境下，第一个犹太会堂在阿姆斯特丹建立起来。1612年，“雅各之家”犹太社区的会众请求在胡特拉赫特运河岸边建造一所更大的房子，显然这是要用作犹太会堂。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令人恐惧的怒火立即从星期日教堂的布道台上喷泻而下。为了平息事端，城市元老们摆出一副善良的面孔，同时提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就是以实际行动消除对他们的怀疑。难道犹太人不能购买这样的房产？答案是可以从一个买家手中租用。由于对犹太人的习惯推定而引发的愤怒仍在持续着，市政当局又做出了另一个夸张的举动，直截了当地宣布这座新建筑中只能举行当时教堂里采用的仪式，如有违犯，受到的惩罚就是拆除它。

有人透露说他们不过是在说大话，所以“雅各之家”的长老们并没有被吓住。基建工程仍在继续，但显而易见，这的确是一座会堂，因为一个被雇来做木工活儿的名叫汉斯•杰里森（Hans Gerritszoon）的木匠被告知，他从星期五到星期六晚上不用出工。作为对基督徒敏感神经的一个小刺激，他还被告知在星期天也不要过来。于是，汉斯•杰里森得到了一个轻松的工作，而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个犹太会堂也如期开门迎宾，并在此后的二十七年里一直举行祈祷仪式。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因为违犯规则而受到严厉惩罚的威胁。在那个年代里，这种短暂的自治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两年过去了，反对犹太人购买房地产的禁令也开始宽松了一些。用购买的土地用作墓地并没有引起争议。按照犹太教的规定，墓地要建在城墙外面，而荷兰人肯定也不希望他们在城区内掩埋故去之人。最早的一块墓地离阿姆斯特丹足有三十英里。在距离弗隆恩堡三英里的奥德克尔克的一块土地也被买了下来并得到官方认可后，于1614年正式开放。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在尽量不去冒犯“城市主人”的原则下一点点地扩大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后来，为了对“阿姆斯特尔河两岸的生活区要保持（相对）安静”的明令规定表示尊重，犹太自治委员会曾提醒大家，不要在婚礼时闹哄哄地在街头游行，不要在普珥节狂欢，也不要在街上跳犹太律法舞蹈（Sefer Torah）——犹太律法节（feast of Simchat of Torah）上庆祝律法的一项传统。虽然是犹太人，但也要像荷兰人那样尽量举止适度。

这次“特区”的试运行显然是成功的，所以在由于休战而引发的移民潮期间，一船船“马兰诺”的涌入并没有引发新的敌意。在1619年，荷兰行省当局和荷兰议会（共和国立法机构）做了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把与犹太人相关的一应事务的管理权下放给当地的各个市议会。早在三年前，阿姆斯特丹就已经允许犹太人申请公民身份（poorterschap）并获得了批准，这在基督教欧洲的整个犹太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然而，这次至关重要的让步并没能使得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成为与基督徒完全平等的市民，因为与其他的荷兰人不同，仍然不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公民身份自动地传给他们的后代，而是需要重新申请，并且代代如此。这就等于说，还要看他们的日常表现。尽管如此，1616年的一项法令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使他们感到在阿姆斯特丹生活是非常幸运的（的确，在荷兰共和国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当然这主要取决于这项法令禁止他们做什么。这项法令并不限定犹太人集中居住在城市中一个特别划定的街区。事实上，荷兰共和国政府唯一侵犯各个城镇自行做出具体安排这项权利的地方，就是法令中有关反对建立类似“隔都”和禁止在衣服上佩戴歧视性识别标志的条款。这类事情——犹太人在什么地方居住，或他们以什么面貌公开活动——并非小事。可怕的种族歧视和近乎监狱的城区监禁会使人们永远保持这样一种感觉：犹太人不仅不能礼貌待人，而且他们自己也不值得尊敬。这项法令也并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那种威胁和警告的传统语气，因为其中的许多条款都是按照咄咄逼人的加尔文宗牧师的命令制定的。犹太人不得以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形式诋毁或攻击基督徒的宗教。（这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因为为了回应宗教法庭为他们带来的痛苦经历，的确有一场反基督教的大论战正在酝酿之中。）他们永远也不要试图回归自己的宗教，并且禁止犹太人与基督徒结合。其实，有些人对这两项规定毫不在乎。据了解，基督徒女仆如果嫁给犹太雇主，就要以皈依犹太教作为结婚的先决条件，这样的事其实早已司空见惯。更离奇的是，多明我修会的忏悔牧师皈依了西班牙公主玛丽亚，维森特•罗卡莫拉（Vicente Rocamora）归顺了以撒•以色列•罗卡莫拉（Ishack Ysrael Rocamora），嫁入了图拉（Toura）的塞法迪犹太家族，她的丈夫以行医为业，还和她生下了两个儿子，并且后来也都继承了他的职业。【152】禁止与基督徒维持亲昵关系这一条甚至显得有些异想天开。阿姆斯特丹的犹太自治委员会经常接到报告，说有许多的犹太男性，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与他们的女仆私通，对此，他们所得到的不过是口头上的批评。但是，城市治安官也不时地听到怀孕的女仆向犹太人索要生活费，并指责他们要为她们的生活状况负责之类的事件。还有逛风月之地的不良风气，据说，当时只有十五岁的亚伯拉罕•佩索亚（Abraham Pessoa）和加百列•亨利克斯（Gabriel Henriques）与两个风尘女在床上被当场抓获时只穿着内裤，这样的事件司空见惯，最大的惩罚也不过是遭人白眼，或者自治委员会罚一点钱而已。

难道犹太人和基督徒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也过着同样的生活？在城里找到一些隔离区还是相当容易的，大多位于他们的生活区。1632年，为了回应对犹太人低薪、低价竞争的抗议活动，同时也考虑到德国发生的类似抗议活动最后演变为难以收拾的暴力事件，荷兰犹太人被从行会组织的所有贸易和手工艺行业驱逐了出去，这意味着他们被排斥在荷兰务工人口的大部分行业之外。在18世纪90年代巴达维亚共和国注82废除行会制度之前，一直没有犹太人做烤面包、裁缝或——尤为令人吃惊——女装裁缝生意。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因为当时有大量的基督徒需要希伯来文献和各种版本的传统典籍，而工艺精湛的犹太印刷—出版商恰好可以满足这种需求，所以犹太人获准进入这个行业，并率先发行了非犹太人最喜欢的犹太人——米拿现•本•以色列的作品。像其他各地的基督教社会一样，荷兰共和国自然也废除了对犹太医生的禁令。一位名叫约瑟•布埃诺（Joseph Bueno，最初是一个新基督徒）的犹太医生在约翰•莫里茨（John Maurits）总督1625年临去世前就陪在他的床边，尽管这位王子是一个坚定的加尔文宗信徒。布埃诺的儿子以法莲（Ephraim）在波尔多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来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位跨宗教文化界的名人：诗人、哲学家、慈善家和米拿现作品出版的赞助人，并且著名画家伦勃朗和他在莱顿的老竞争对手扬•利文斯（Jan Lievens）都曾为他画过像。在利文斯为其创作的蚀刻画中，以法莲•布埃诺正摘下名人们戴的那种传统的荷兰帽子，露出下面的无檐便帽，画家正是用这样一顶女帽来表达他所代表的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之间令人愉快又模棱两可的暧昧关系。

布埃诺只是一个特例。其他所有的犹太人所受的职业限制迫使他们进入了烟草加工之类的行业，因为这类全新的行业还来不及组织起专门的工艺行会，并且他们可以通过熟悉的途径搞到原材料：喀拉拉钻石粗料以及巴西烟草和蔗糖。对任何人来说，这类原料加工都不会是无利可图的。同时，犹太人也非常及时且不成比例地涌入了一个刚刚出现但却不受监管（除了受到自己内部传统观念的约束）的利润与风险并存的行当：证券交易。【153】犹太人喜欢“赌博”的弱点是尽人皆知的。有些人认为，他们喜欢接触神秘数字和符号的名声或许来源于他们早年玩纸牌的习惯（他们在意大利甚至曾印过纸牌）。如果说像莱奥内•莫迪纳这样的制定宗教律法的拉比权威也曾无助地迷恋赌博纯属偶然的话，那么在犹太人的世界里，这种“贤哲和傻瓜”的性格组合却是司空见惯的。当这种实用的预感技巧与他们的多才多艺结合起来时，他们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展示出了强大的募集资金的能力。所以，犹太人注定会成为证券经纪人中的佼佼者，到1700年，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里的交易额已经占到十分之一。第一部传奇式的作品是由“马兰诺”约瑟本索•德•拉•韦加（José Penso de la Vega）完成的，它是一部带有中世纪犹太传奇风格的半喜剧且被诗化的著作，风格类似于犹大•阿哈里兹（Judah Alharizi）的《智慧书》（The Book of Tahkemoni）【154】。尽管《混淆的困惑》（Confusion de Confusiones）一书不能等同于真正的历史记述，但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

几乎在所有的场所，包括宝石加工作坊、证券交易所、烤烟房、药材店和印刷厂，犹太人都与基督徒在一起工作，并且每天都和他们接触。但不管是塞法迪犹太人还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他们还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他们的社区内部。塞法迪社区的头面人物定时地组织社区自治委员会开会。帽子和烟斗堆放在铺着桌布的桌子上，然后开始讨论一些日常事务：家庭或教义方面的事情，以及一捆捆有关遗嘱、婚姻、财产的卷宗。在经过仔细讨论并提出仲裁意见后，他们会走到潮湿的大街上，带着一种对他们很体面地统治着社区的会众所带来的满足感。在他们内部这个圈子里，整个社区的机器一直按照犹太日历在忙碌地运转：安息日和节期、神圣的节日和斋戒日，还有经文领诵人和经文教师、屠户和割礼执行人。割礼执行人有时并不一定是拉比，但他们在第一代塞法迪犹太人的生活中心却特别忙碌，因为在阿姆斯特丹，作为未行过割礼的新基督徒想要回归犹太教的成年犹太人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正是因为这次流血的肉体痛苦和戏剧化场面，割礼才被看成是最终完成回归的主要标志。从孙子到爷爷，家里的所有男性都按照礼仪分批地实行这一仪式，并以隆重的庆祝方式接受自己的希伯来名字，其中有一次仪式的宏大场面被罗曼•德•霍夫（Romeyn de Hooghe）在1668年用素描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关于这种近乎夸张的仪式感，至少有一个案例是广为人知的：巴录•斯宾诺莎的祖父为了能埋葬在“生命之家”这块墓地里，竟然在去世之后受了割礼。

荷兰犹太人的这个内部世界本身是自我组织和自行管理的，但如果形势需要（如1642年5月接待一位亲王和一位王后时），社区也会自信地把这种恪守礼仪的场面展示给外人。犹太社区在实行严格自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荷兰共和国的生活。这是因为，共和国本身就是一个含有多种细胞的社会和政治有机体。在基督教世界里，犹太人第一次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而是生活在其他许多族类——门诺派（Mennonites）、路德宗、天主教徒——中间的另一个微型社会罢了。因为在荷兰共和国里既没有一个在制度上至高无上的教会，也没有一个只对自己的王朝效忠的集权统治者，所以也就没有一种整体的“荷兰人身份”概念，唯其如此，犹太人才不被看成是不可同化的外邦人。在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个个有着利益关系的“星座”。所以，犹太人才能出走出社区，并且实际上过着一种比天主教徒（他们的礼拜仪式反而是秘密的）还要公开的宗教生活，这一点对于本书来说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样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最平稳的（尽管是间接的）革命方式；他们所做的只是如何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式而已。

在荷兰，犹太人与基督徒共享着同一座城市，这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如果大部分犹太人集中居住在某一个街区，那只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过是为了方便地步行去他们的会堂。他们也与其他的阿姆斯特丹市民一样，遵守着同样的法律。（犹太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到市民政部门进行婚姻登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小小的历史奇迹在1628年在大卫•居里埃尔（David Curiel）身上应验了，在他的庞大家族里，有的成员曾遭到宗教法庭的监禁和拷打。当时，居里埃尔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被一个德国盗贼打翻在地。在一片喊叫声中，居里埃尔的基督徒邻居赶了过来，和他一起在大街上追捕罪犯，并最终将其擒获。正常审判程序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公正。这个盗贼最终被处以绞刑，他的尸体按照习惯被送到莱顿的外科医生行会进行公开解剖。这次感到不习惯的反而是犹太人，因为解剖所用的牺牲品并不是犹太人的尸体。这个故事成了荷兰犹太人记忆编年史中的另一个典型案例。然而，尽管这部编年史主要由暴行和殉难构成的，但这次增补的现代故事（有五件手稿得以保留下来）对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来说无异于重新找到了一卷《以斯帖记》羊皮卷，为每年的普珥节在犹太会堂里诵读《以斯帖记》增添了新的内容。

这种对以斯帖的崇拜几乎像对所罗门圣殿的迷恋一样，意味着犹太人在他们的历史与他们当时置身其中的民族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真实的联系。亨德里克•格尔齐乌斯（Hendrick Goltzius）为“沉默者”威廉雕刻的巨大的正面雕像显然是一个当代摩西的形象，椭圆形的边饰刻画的都是《出埃及记》描述的场景。有时，他被描绘成大卫，而继任的总督莫里茨则被刻画成约书亚的形象。伟大的诗人、剧作家约斯特•范•登•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他作为穆伊登城堡的常客，曾在那里与弗朗西斯卡•杜阿尔特碰过面）在他所写的戏剧《逾越节》（Passcha）中记述了一个新的“出埃及”故事，剧中的人物摆脱了奴役的枷锁后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终于进入了“上帝”的自由王国。

伦勃朗

当然，对这种亲和关系的描绘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卡罗•西戈尼奥（Carlo Sigonio）的一整套政治理论，虽然是在摩德纳（Modena）率先提出的，但却在威尼斯和新教世界里掀起了轩然大波。西戈尼奥把自己所称的所谓“希伯来共和国”誉为法律共同体的典范。【155】伦勃朗于1659年前后绘制的全景画面（他绘制的诸多《旧约》故事中最美丽的场景之一）很可能也属于同一项市政规划工程。【156】像他通常的画风一样，伦勃朗并没有遵循传统的人物表现形式，而是更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中复杂的心理冲突。人物的面部表情充满了悲伤和沮丧。由于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对人体的仔细观察，一改过去固有的、疯狂的妖魔化形象，人物头上的双角（米开朗基罗在为教皇陵墓制作雕塑时采用了写实的手法）被委婉地掩盖在蓬松的拉比式发型之下。

其实，伦勃朗对严格照抄希伯来字符如此认真，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在他的画笔下，这些字符可以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对某些情节加上一行学究式的注解。与所有同时代的艺术家相比，伦勃朗更像是一个伟大的戏剧作家，往往会有突然的灵感从他的画笔下流淌出来：拉撒路（Lazarus）神奇地“死后复活”；“会说话的毛驴”对巴兰（Balaam）咴咴地叫着，让他在诅咒以色列人之前三思而后行；亚伯拉罕的手被“天使”紧紧地抓住，阻止他杀死自己的儿子献祭。但是，在他于1635年创作的著名的《伯沙撒的盛宴》（Belshazzar）中，破坏巴比伦王盛宴的中介——由于使用圣殿中的器皿而亵渎了宴会，因而动摇了他的餐桌、他的朝臣和情妇甚至他的帝国——却是一只神秘的、脱离肉体的手写在墙上的希伯来字符。这些字符组成了一条不可翻译的、神秘的阿拉米语信息——“Mene，mene tekel upharsin”——并且伦勃朗把这些字符从上到下排列，而不是按照希伯来语的习惯从右向左读。即便如此认真，但他还是把最后一个字符写错了，写成了希伯来文中的第七个字母。伦勃朗的希伯来文书法很可能（但不能肯定）是向米拿现•本•以色列学的，因为他毕竟不仅是一位真正的希伯来语教师，并且还是一位希伯来文印刷—出版商和附近的“和平绿洲”（Neve Shalom）犹太会堂的贤哲。二十年后，这位艺术大师又为这位拉比所写的喀巴拉文献《尼布甲尼撒雕像的光辉》（Piedra gloriosa de la estatua Nebuchadnesar）加了配图。在这本书中，米拿现重申：“凡是善良的并且心中时刻怀有律法的非犹太人，必将在来世得到回报。”【157】但是，甚至在17世纪30年代，米拿现就开始致力于把深奥的学问与先知的直觉结合起来，而伦勃朗也非常喜欢用画笔把这种令人感到新奇的启示方式记录下来。

邻近并不能确保互相同情。邻里之间有时会互相争吵，并且伦勃朗的确与烟草商人但以理•平托（Daniel Pinto）因为在他们共用的宅基地分界线上大兴土木的噪音和费用发生过争吵。（投诉的一方是平托。）伦勃朗家另一边的邻居也是一个塞法迪犹太人，名叫萨尔瓦托•罗德里格斯（Salvator Rodrigues），两家的关系似乎更和睦一些。但唯一一次，一位赞助人拒绝了在伦勃朗那里定制创作的肖像画，理由是画中的形象根本不像模特儿本人，而争论的一方是一位富有的犹太商人，名叫迭戈•安德拉德（Diego d’Andrade），他由于在画作完成后拒绝按时支付酬劳而激怒了伦勃朗。（模特儿是一个小女孩，很可能就是安德拉德的女儿，所以他才会感到郁闷。）你肯定不希望这位大艺术家在争吵的过程中会抱怨犹太人，抱怨他们的金钱和品位。【158】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与米拿现合作。

在17世纪40年代，伦勃朗一直在为当地的塞法迪犹太人作画，因为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很快就成了收藏家和鉴赏家，并且希望能拥有自己的油画画像和蚀刻像。以法莲•布埃诺作为这拉拉比和“圣殿守护人”的赞助人，几乎像伦勃朗的赞助人、商人兼诗人简•西克斯（Jan Six）一样，被描绘为一个在思想和行为方面都极具活力的公民。伦勃朗曾为布埃诺画过一幅头部的油画素描，非常精美。这件事有点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类油画和蚀刻画充分表明，犹太人的神态并没有任何被隔离的迹象。伦勃朗最后完成的蚀刻画抓住了布埃诺从楼梯上下来的瞬间，一缕思绪爬上了他的额头，似乎当他即将走上大街进入外面的世界时陷入了某种沉思。他手指上的戒指发出刺眼的光芒，标志着他的身份和职责。布埃诺是一个平民医生，在病人的病房与世界的迫切需要之间显得泰然自若，他甚至被誉为运河岸边的迈蒙尼提斯注83。

与“圣殿守护人”的朋友与合作者亚当•布雷尔不同，伦勃朗并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亲犹者”。这位艺术大师观察犹太人时，他的眼光并不太像一个世俗的神学家，而更像是分配角色的导演。由于每天与他们擦肩，他在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真实的画稿，在荷兰人通常戴的那种高帽子和塞法迪犹太人的披巾——或者不太常见的波兰软帽（kolpak）、长袍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大胡子——下面，他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此时他就会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必须把他们的故事用美丽的画面表现出来。

创作

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另一面也同样引起了伦勃朗的注意：那就是他们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有公德心的市民，同时又是世界的流浪者。从他在破产时出具的财产清单来看，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日本盔甲、外国乐器和服装，伦勃朗自己显然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世界流浪者。他还在日本传统手工纸上为自己画了一些莫卧儿人模样的微型画像，画了许多狮子和大象的素描，以及各种头戴穆斯林头巾、身穿丝绸长袍的人物画像（包括他本人）。他性格中这种来自国内外的一面完全是荷兰式的，不可避免地会把犹太人纳入到他的喜剧世界之中。尽管他一生中从来也没有去过共和国之外的任何地方，但伦勃朗•范•莱恩或许是那时欧洲产生的最没有狭隘偏见的艺术家。

以他那种愿意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生活，愿意在哪里创作就在哪里创作的性格，他不可能不知道犹太人苦难的流浪史的最新篇章：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1648年躲避波兰赫米尔尼茨基（Chmielnicki）领导下的哥萨克人残酷屠杀的大逃亡。幸存者们艰难地来到欧洲少数几个有机会受到人道对待的地方之一。所以仅仅过了几年，阿姆斯特丹就涌入了大量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是与很快接受了荷兰人穿戴风格的塞法迪犹太人不同的是，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穿戴传统，通常戴宽边扁平帽或高桩的软帽。尽管他们的“会堂”可以站下十位成年男性这个法定的人数，但其充满想象的砖石结构却更像是“圣殿守护人”的圣殿模型的一角，反而不如弗隆恩堡会堂的木质结构实用，但在伦勃朗的蚀刻画中，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显然就是在这样的“会堂”里祈祷。即使如此，也不管在创作时是否有同情心，画面中那些上了年纪的、弯腰驼背、步履蹒跚、交头接耳的犹太人形象还是非常典型的。伦勃朗在1648年即哈萨克大屠杀的那一年创作的《年轻的犹太人》（Young Jew）也同样不同凡响，可以说形象地再现了普通的人类家庭中的犹太人形象。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这并不是一幅单纯受托而完成的画像，而是一次角色研究，即所谓“人物刻画”（tronie）。但是，与伦勃朗创作的那些狂笑的恶人或憔悴的古代人不同，这幅美丽的头像并没有任何戏剧化的夸张痕迹。他并不是一个舞台上的犹太人，而是一个真实生活中的犹太人。的确，他很可能是一个刚刚从遥远的几内亚海岸或巴西回来的混血犹太人。尽管在伦勃朗的油画和蚀刻画中，加尔文宗的传教士也大多头戴无檐便帽，但却没有一幅是穿着开领的、泥褐色的棉毛外套和马夹，也不会有弯曲的卷发。这是那些在逃亡中突然在弗隆恩堡运河边停留下来的犹太流浪者特有的穿衣习惯。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半身像后来如何引发了（尤其是在德国）关于伦勃朗与犹太人发生情感共鸣的浪漫故事，尽管这些故事通常都发生在他的画坊里，而主角大都是一些长着大胡子的老人，在他长长的顾主名单上往往标着“拉比”的字样。然而，你只有是一个盲目的怀疑论者，才会不合理性地假定我们面前的这张栩栩如生的脸是属于某个门诺派教徒。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何处。难道伦勃朗把他所有的对犹太人常年忧伤的想象都集中表现在头像中沉重的眼睑、浅色的眼袋、紧皱的眉头和丰满的嘴唇上了？或者他用绘画的全部艺术力量创作了这个形象，而其背景和装束却只是草草的几笔，只是为了使非传统的美丽脸庞更催眠？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一束来自身后某个神秘角落的光线打在这位年轻的犹太人皱巴巴的白色衣领上，并照亮了他的侧脸。他的眼神并不是直接对着我们，而是略微向下，他好像无视我们的存在，而是完全陷入了对某些更重要的事情的思索之中：这个星期该读经书的哪个段落；蜡烛是不是涨价了；妻子的咳嗽是不是好些了；老天是不是听到了他的祈祷等等。在表现人物的忧郁表情方面，任何一个画家都无法与伦勃朗相比。长期以来，整个欧洲还没有一位欧洲画家能够像他一样，找到一种表现犹太历史的沉重并通过思想之光减轻这种沉重的创作方式。

误入歧途？

绝望的乌列

在1640年的阿姆斯特丹，即使你头脑清醒、技术过人，但如果你想射杀某个人，也很可能难以成功。但乌列•达•科斯塔却不这样想。【159】四月的阴雨可能会使黑火药变得潮湿；手枪的枪膛可能会被上一次射击后残留的药渣堵塞，尽管你从枪口看进去似乎很干净；点火装置可能失灵，无法及时地打开火药池；火星可能会发生偏离，无法点燃枪膛里的火药。或者即使手枪的发火装置一切正常，但你握枪的手只要有轻微的抖动，也很可能使射出的枪弹偏离目标。无论发生过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反正乌列并没能射中他的堂兄，或者说是别人口中他的哥哥。乌列指责这个人破坏自己的婚姻，还反过来向社区的长老会告发自己，使得自己被逐出教会，整个人被扔在地上，任由社区的会众踩着他的身体进进出出。

乌列的确没有射中目标。都是这个可恶的亲戚，也就是他所有不幸的制造者逃走了。但是，乌列早就为这种最坏的结果做好了准备。复仇只是计划的一个方面。在任何呼叫声传出之前，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然后把房门紧紧地关上并上了锁。他精心准备的第二支枪就放在桌子上。他用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这一次发火装置并没有失灵——他自杀了。

但这并不是他的故事的全部。当乌列的尸体被发现时，他写的自传也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似乎正等待着他的读者证明作者的无辜。在四年之后的1644年，这本自传由一个名叫约翰•穆勒（Johann Muller）的路德宗牧师出版，因为当年这部手稿有一个抄本落入了他的手中。而在又过了整整四十三年后，牧师菲利普•范•利姆巴赫（Philip van Limborch）出版了另一个发行范围更广的版本。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同胞悲剧命运的同情，其目的很可能完全相反。因为他除了重复那些通常使用的诽谤和妄想症言词外，还在整体上对犹太人进行指责。因此，由于向会众坦露心迹而殉难的乌列•达•科斯塔的故事充分暴露了拉比们的一些问题，而这恰好对上了利姆巴赫的口味。但是，由于充当了利姆巴赫指责拉比们的有用的辩论工具，所以特别是对后来的一代代有改革愿望的犹太人来说，乌列就成了一个更为超常的样板：犹太人自由思想的悲剧英雄。19世纪的德国非犹太作家卡尔•古茨科夫（Karl Gutzkow）把乌列的生死故事改编成了一出情节剧，在被翻译为意地绪语后，立即成为中欧和东欧地区意地绪语舞台上的保留剧目。肖勒姆•阿莱赫姆（Sholem Aleichem）通过其优美而引人注目的小说《流浪之星》（Wandering stars），使这个剧本成为他的巡回演出公司的主打产品。这个传奇故事的确令人震撼。如果没有乌列•达•科斯塔作为先锋的鲁莽行为，按照世俗犹太人的家族发展，那么巴录•斯宾诺莎也就没有勇气像他做过的那样思考和写作，整个世界也就只能是一个完全不同且更令人压抑的正统之地。当然，真相或许是另一个不同的故事：更复杂，更神经质，但却少了一些英雄气概。然而，传说与历史之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乌列的人生是以加百列这个名字开始的。这样一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你既可能是基督徒，也可能是犹太人。像葡萄牙［他家就住在奥波尔图（Oporto）］的许多“皈依者”一样，他也是一个信仰上的双面人。在他的自传里，他把父亲描绘成了一个真正的“皈依者”，一个享有贵族称号的新基督徒和一个葡萄牙宫廷的收税官。他本人曾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教会法，并曾一度出任大主教的秘书，而在重返校园后，他师从最著名的神学权威、传教士和忏悔牧师安东尼奥•奥梅姆（Antonio Homem）。但是，他很可能同时从事两方面的教学活动。因为在1619年，也就是乌列秘密地离开葡萄牙五年之后，奥梅姆被宗教法庭逮捕，并被指控召集已经回归犹太教的犹太人举行秘密集会，为他们主持斋戒和节日庆祝活动。后来，奥梅姆还因为其他行为而遭到指控，并于五年后的1924年被处以绞刑后并焚尸。在自传里，乌列宣称他在葡萄牙并没有任何犹太教的经历，但毫无疑问，他的家庭一直奉行着犹太习俗。1621年，他的姐姐玛利亚及其丈夫由于回归犹太教而遭到逮捕，而他们在宗教法庭上的证言表明，他们的母亲布兰卡曾要求他们在安息日要穿上干净的衣服，点上蜡烛，并且不要吃禁食的食物——这都是一些通常让“马兰诺”感到自己仍然是犹太人的习俗，并且总有一天会完全公开化。表面上看，一个人指认自己的母亲有罪似乎显得太冷酷无情，但对于遭到指控的“皈依者”来说，在确保他们指认的亲人的人身自由不会受到宗教法庭侵犯的情况下，这往往是正确的选择，布兰卡碰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其他许多家庭也都是如此。所以，尽管他在自传里一再表白，但很可能加百列（乌列）是在一种与其民族的历史和宗教密切联系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

对真实的加百列的追寻并不能直接进入犹太教的核心。在1614年，尽管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离开葡萄牙早在1610年就已经被严格禁止，但还是像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布兰卡抓住荷兰与西班牙之间暂时停战的间隙，带着全家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她有两个儿子留在了这座城市，他们几乎立即恢复了犹太人身份并接受了割礼，米盖尔变成了末底改，若昂则变成了约瑟。布兰卡、加百列（乌列）和他的兄弟雅科莫（当时已改名为亚伯拉罕）则继续流浪来到了汉堡。乌列（他此时已经开始用这个名字）在港口刚刚接触到犹太生活的现实，便开始反对它，因为犹太教并没有实现他多年来秘密且虔诚地奉行犹太习俗所培养的那种远大理想。不仅没有形成高尚的情操和在精神上的得到慰藉，他所看到的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机械呆板的礼仪、愚蠢拙劣的吹毛求疵和毫无道理的禁令。尽管他几乎没有任何希伯来方面的知识，但这并未能阻止他在刚刚到达汉堡只有一年后的1616年就对拉比犹太教和所有的口传律法传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虽然他的所谓觉醒主要来自于他在阿姆斯特丹和汉堡对犹太人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但他对拉比律法教条主义的攻击却很容易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传统教义中找到依据。

警钟已经敲响，尤其是在威尼斯，因为乌列曾经向这个城市发出了一封煽动性的公开信。最感到震惊的是莱奥内•莫迪纳，他当时正负责长期监测那些刚刚回归犹太教的塞法迪“皈依者”的再教育情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秘密生活中非正式的教育环境下长大的，从来没有系统地学过希伯来语，更谈不上对传统典籍有所了解。如果想让犹太教在他们身上真正获得重生，而不只是为了移民的一时方便而表面上做做样子，对他们进行一次再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必须把乌列•达•科斯塔这种恶作剧式的破坏行为扼杀在萌芽之中，以防止在“马兰诺”中间滋长怀疑情绪。但是，至于莱奥内为什么会如此不快，还有另一个不太体面的理由。因为当乌列最令人震惊的言论与莱奥内的想法相去甚远，他也在思考什么是与遵守犹太教的习俗无关紧要的和犹太教实践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然而，他却试图假借别人的名义来实施他的改革思想，其实他手中的这部佚名的手稿写于一个世纪前，书名叫《一个傻瓜的声音》（Kol Sakhal）。尽管这个“傻瓜”提出的大部分建议的确不怎么聪明——例如精简祈祷仪式，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是经书专家”——但莱奥内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暴露自己是一个向异端敞开大门的人。所以，面对乌列对拉比犹太教的无理诽谤，他才担负起了保卫犹太教正统的责任。在威尼斯，乌列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处以“绝罚”注84，并要求汉堡的犹太公会照此办理。【160】

“绝罚”

从表面上看，“绝罚”完全是一种残酷的隔离措施。这其实是一种剥夺犹太身份的处罚，意味着被禁止的一方已经失去了进入举行祈祷仪式所要求的“法定人数”名单的资格。他的儿子将不再有权利接受割礼；即使食物表面上符合有关洁净的规定，其他犹太人也不得与他同桌进餐。按照这种驱逐令，被处罚人不可能再与其他犹太人以任何形式交往。但在实践中，这种处罚通常是为了激励被处罚人在悔罪后重新回归犹太会众的大家庭中。当米拿现•本•以色列在会堂里对着那些拒绝称呼他的兄弟为“先生”的人（到底怎么做才更像犹太人呢？）大喊大叫时，他也曾被判禁闭一天。另一方面，这种处罚上的灵活性无异于是在鼓励某些管理机构——特别是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的长老会，他们甚至被赋予了实施和撤销“绝罚”的特权——把这种禁令作为对各种能够想象的过犯行为（从生活不检点到携带武器进入会堂）的一种威慑手段。

对乌列•达•科斯塔而言，这种“惩戒式”的处罚并没有发挥预期中的作用。1623年，他和母亲一起回到了阿姆斯特丹，并且很快出版了一本更具煽动性的小册子《对法利赛传统的审查》（Exame das tradicoes phariseas）。【161】但乌列这次却一反常态地把自己的观点指向了撒都该人——圣殿里的祭司阶层，也就是古老仪式和信仰的卫护者，或许是因为他对所有与圣殿有关的事物的激情使他认为这是一种不错的战术。乌列再次对犹太习俗和礼仪大加诽谤，并将其诬蔑为拉比的杜撰：在散居状态下，有些节期举行两天庆祝活动（根据日历上的日期间隔往往有所调整），而不是传统明确规定的一天。更激进的是，他竟然对一些表征犹太人团结和维系着犹太人与他们的“神明”日常交流的外在标志和习惯横加指责，如祈祷披巾和每天戴经匣注85。他声称（显然是无中生有），所有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经文的规定。对乌列持批评态度的人则攻击他完全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势利行为，过激地嘲笑传承下来的习俗，他们的批评也并不完全是错的。乌列肯定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文艺复兴学术知识的继承者，正在与愚昧的迷信支持者进行斗争。

乌列早先在阿姆斯特丹的某些高谈阔论（或许正在印刷中）或许就已经在犹太社区中引起了一片惊慌，而莱奥内在这个社区中的得意门生扫罗•莫泰拉（Saul Morteira）曾于1616年在那里埋葬了以利亚•蒙塔尔托（Elijah Montalto）的遗体，随后留下来担任三个犹太会堂之一的“雅各之家”的贤哲。对于莫泰拉和社区的长老会来说，乌列手中随时会爆炸的“炸弹”，已经对在阿姆斯特以及自从1616年发布相关法令（即犹太人不得散布或出版任何对基督教传统有害的言论）以来在整个荷兰共和国形成的犹太宽容的大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而荷兰的第一代犹太人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这类行为规范。

然而，他们现在却不得不处理乌列•达•科斯塔的问题，因为1618年发布的官方禁令仍然有效。像通常一样，他们的第一步是和蔼地进行劝说。但是，事实很快就证明，乌列非但没有对他这几年的言论所造成的冒犯进行深刻反思，反而相关言论收入了《对法利赛传统的审查》（Examination of the Pharisaic Traditions）一书中，甚至还声称这本书是他为了他的“马兰诺”同胞便于理解而专门用葡萄牙语写成的。同时，这本书也以另一种大胆妄为的方式打击了犹太教的基础。

所以，这种冒犯行为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果然在1624年，这本书刚一出版，毫无疑问，在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的强烈要求下，乌列便被逮捕，后被判十天监禁且罚款三百荷兰盾。在他的兄弟为他缴纳了一千二百个荷兰盾的保释金（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并担保他未来不再做出冒犯行为之后，他被放了出来。按照当局的命令，这本书的所有副本将全部予以没收并公开焚毁。但是，大火中有两本得以幸免并流传下来，并且其中一本曾于18世纪在海牙被拍卖，而这很可能就是聪明博学的侦探H. P.所罗门（H. P. Salomon）在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图书馆里发现的那个版本。

当时，为了使乌列能够在散布“错误的、虚假的和异端的观点”的歧途上“改邪归正”，汉堡的犹太公会开始对他在阿姆斯特丹实施“绝罚”。这张判决书要求乌列立即远离他的兄弟和姐妹，而他们也不得不断绝了与他的一切联系。从此，他们再也不能全家一起吃饭或见面，也不能互通任何信息。在乌列遭驱逐期间，只有一次例外。为了表达母亲的慈爱和忠诚，当时已改名为撒拉的布兰卡曾公然违抗禁令，于1627年赶到乌特勒支与乌列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甚至冒着违犯其中一项会被逐出教会的明文规定的风险，烹制和食用她儿子亲手屠宰的肉类，并严格地按照儿子的做法，而完全无视犹太传统的节日和斋戒。也就是说，当其他犹太人在某一天不吃不喝时，乌列和撒拉却在大吃大喝；而当其他犹太人在某个星期庆祝逾越节时，他们却在吃发酵的食物。这些粗暴的违禁行为，使得当时已经风蚀残年的撒拉面临着被拒绝埋葬在奥德克尔克的“生命之家”墓地的危险。但是，针对撒拉的情况，一向以“严格照章办事”著称的莫泰拉开始考虑放宽限制。

撒拉于1628年去世，并且的确被安葬在“生命之家”。但似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乌列并没有与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出现在葬礼上，而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或许正是这个悲伤时刻所产生的情感力量，促使他表达了与自己的社区和解的愿望。当时，他所要做的只是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足以使他有资格返回这座城市，尽管他有时更愿意使用化名“亚当•罗麦斯”（Adam Romez）。然而，由于他的自传《典范》（Exemplar）中充满了抱怨和痛苦，乌列再次被指控进食不符合洁净规定的食物，并且更危险的是，他还劝说刚刚到达的“皈依者”不要回归拉比犹太教。一场危机即将爆发。根据史料记载，他在1639年前后就住在弗隆恩堡犹太区，离胡格拉赫特运河岸边刚刚合并的新会堂仅有一箭之地。同年，他把自己所有的世俗财物转到了他的合法妻子迪纳的名下，并且这一行为是在两名证人（一位是非犹太烟草商人；另一位则是犹太制造商，他为了在游乐场所取悦游客，曾制作过各种眼睛、脖子和头部都可以转动的自动玩具）面前完成的。

到当年春末，乌列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在犹太会堂里举行一场正式的赎罪仪式。整个过程无疑是一次直接的心灵创伤和公开羞辱。这个赎罪的人身穿黑色的丧服，举着一枝黑蜡烛，当他的罪状被高声一一列举出来时，他就好像是一个命悬一线的待决犯。尽管按照规定鞭刑要抽三十九下，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就是用一条鞭子或皮带在他裸露的肩头比画了一下。按照规定，赎罪者实际上还要匍匐在地，任由会众排队从他的身体上踏过。

至于他是在会众从他的身体上踏过之后还是之前开始记述他的生活故事的，我们无从知晓，但实际的写作过程无疑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之中，随着他写下最后一个字符，他突然生出了自我了断的念头。他在心烦意乱中首先想到的是火药和手枪。所有的迹象表明，当他对来世失去了希望时，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乌列•达•科斯塔并不是一个深刻的人，但他在犹太故事中的形象却恰恰是一个深刻的人：一个在痛苦中出生而又早早离开这个世界的世俗的、过分沉溺于争论而又非常理性的犹太人，尽管他怀疑一切，但他仍然希望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绝罚”的最终目的（如果严厉实施的话），就是要剥夺一个犹太人最后的联系感，而这种联系并不是与律法的联系，而是与幸福的家庭滋养的联系。乌列失去了同胞情谊，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亲人的关爱。正如他在自传中所抱怨的那样，“绝罚”使他失去的，或许是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归属感”。

尽管他非常笨拙、幼稚、迷惘甚至有些固执，但乌列•达•科斯塔毕竟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并且开创了某种并不会随着他的自杀而结束的生活方式。如果出生在其他的时代（如我们所处的时代），他也许能找到一个能够解除他的所有怀疑、问题甚至阵阵愤怒的犹太会堂。一位拉比（不一定是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会让他坐下，使他安静下来，并为他找到一条做一个标准犹太人的正确道路。

但是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有许多像乌列•达•科斯塔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就像逾越节家宴上的“坏孩子”：乳臭未干，无理争三分，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推倒无数代贤哲建立起来的知识大厦；他们蔑视犹太人的牺牲精神；他们对犹太典籍所用的语言（尤其是一些典籍中使用的优美而古老的希伯来语字符）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又用自己的小聪明自以为是地把传统的犹太教说得一无是处。有许多次，乌列好像实在难以忍受。他甚至威胁莱奥内•莫迪纳——他的宗教仪式音乐剧中充满了暴力色彩——要他把剧中的“好犹太人”（被那些经常去犹太会堂和聚会的基督徒大加称赞的犹太人）换成“坏犹太人”（他们正迫不及待地要推翻那些公认的犹太权威）。那些社区的保护人在这方面想得越多，遭到指责的理由就越充分。他是个什么人，这个乳臭未干的傻小子，这个曾经的基督徒，他前一天还在信仰犹太教，第二天就反过来用迫害者用过的所有古老伎俩攻击犹太教，竟然还指责经书被篡改？他是个什么人，竟然向那些死难的犹太人的坟墓吐唾沫，而后者却是怀着坚定的信念走向死亡。他又算是个什么人，竟然把阿姆斯特丹的非犹太人好不容易给他们的这点狭小的生存空间置于危险的境地？这就是乌列•达•科斯塔的历史意义。他是第一个挑战犹太自由的试金石：如何才能不让离群者误入歧途。其他类似的考验将会接踵而来。对于世俗犹太人来说，阿姆斯特丹首先是一个孵化器，然后才是世俗犹太人的实验室。

巴录•斯宾诺莎

与此同时，一个高鼻梁、黑眼睛的孩子正端坐在学堂的书桌旁，但他的老师们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名叫巴录•斯宾诺莎的孩子会为犹太社区管委会带来比乌列•达•科斯塔还要大的麻烦。他的父亲米迦勒•斯宾诺莎（Michael d’Spinosa）是一个商人，一个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贩运果脯和干果的进口商：从遥远的地方进口马拉加（Malaga）葡萄干、无花果、阿尔加维（Algarve）杏仁和橄榄油。作为“雅各之家”犹太会堂的成员，他良好的品行足以使他在犹太社区中受到尊敬，并被拥为“十五人委员会”（由在1639年合并前的三个会堂的代表组成）的“主席”注86。这个委员会对内负责管理社区的一应事务，对外则代表犹太人与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打交道。同时，米迦勒还在社区中经营着一家当铺，并且是犹太学堂董事会的主席，对所有的社区学校负有监管之责，包括他早慧的儿子巴录从七岁到十四岁就读的各级学校。在求学期间，巴录有机会学到了系统的希伯来知识，深入研习了传统典籍，从而明白了用西班牙语解释每周的诵读内容的重要性。至于他是否继续学习过更高级的课程，我们无从知晓，但令人好奇的是，如果他在五年级就学习过《布就之席》的话，那么他的老师应该首先是米拿现•本•以色列，第二个就是“圣殿守护人”。即使巴录没能成为研究院的一个优秀学生（他们的大多数将被培养为拉比），但他那段时间肯定沉浸在犹太文献中，因为正是在这些犹太文献的基础上才使他后来养成了一种批判意识。【162】虽然巴录很可能在十四岁时就离开了“生命绿洲”学校去帮助他的父亲打理不太景气的生意，但他似乎加入了一个专为世俗成年人开办的周末研讨班——扫罗•莫泰拉举办的“律法高级研习所”（Keter Torah）。几年之后，很可能正是因为莫泰拉听说他当年的学生斯宾诺莎在传播一些“异端邪说”，他才大为震怒，决定对巴录实施曾经用在乌列•达•科斯塔身上的那种最残忍的“绝罚”处分。【163】

1656年7月27日，犹太社区长老会宣布了这个“绝罚”决定。或许巴录的父亲米迦勒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已经不在人世，无法再插手关系到他儿子命运的处罚决定，所以他的儿子与家庭乃至所有以色列会众的联系只能被无情地切断。在一年之前，巴录还曾为他的父亲祈祷并缴纳各种公共和慈善税——尽管在帮助经济困难的人时数量有所下滑，但这也意味着他家的进口生意已经一蹶不振。为了逃避在债务清算中的责任，斯宾诺莎实际上曾向犹太社区“监护委员会”要求对其实行遗孤监护，因为他当时的年龄（二十三岁）还是符合规定的。根据规定，大多数人可以延长到二十五岁，所以斯宾诺莎这种明显逃避责任的伎俩应该是完全合法的，但却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怨恨和敌意。【164】

在“绝罚”期间，长老会曾表示，“既然已经弄清楚了巴录•斯宾诺莎的邪恶观点和伎俩”，并曾一度想劝说他，让他不要再继续发表这种应受谴责的言论和做出不光彩的行为（很可能是明显违犯有关安息日和禁食的律法）。当时，巴录的家庭生意已经日渐衰落。他的母亲底波拉•汉纳（Debora Hanna）早在1638年他只有六岁时就已经去世，所以巴录作为一个未成年人被剥夺了他认为应该从他母亲那里继承的遗产这件事显然就成了争论的焦点。他的父亲、他的继母（米迦勒的第三任妻子）和他的姐姐米利暗也在一年之中先后去世。当时荷兰正在与英格兰进行海上战争，这就使进口生意变得比以往更加艰难。英格兰的武装民船和北非海盗沿途疯狂劫掠装运红酒、橄榄油和干果的货船，而这些正是斯宾诺莎家族进口生意的主要货源。尽管巴录在他父亲去世之后又使商号的生意勉力维持了差不多两年，但在难以承受的债务压力之下，家族生意开始一落千丈。【165】在累西腓注87向葡萄牙人投降后，荷兰在巴西的最后一个桥头堡向斯宾诺莎家族供应的另一个货源——蔗糖——也趋于枯竭。巴西的那些“马兰诺”又纷纷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他们大多数都身无分文，而在犹太社区中日益弥漫开来的恐惧气氛使长老会深深感到，这样的形势下更需要对所谓“异端邪说”保持高度的警惕。这些“马兰诺”的忠诚本来就很难保证，并且正如乌列造成的灾害所表明的那样，他们很容易在“异端邪说”的诱惑下冲动地走上歪路。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本来还一时找不到一个毁坏犹太社区的借口，这个年轻的斯宾诺莎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显而易见，这场危机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对巴录的“绝罚”决定书中声称：“社区长老会各位成员已经通过各种手段并做出承诺，劝说巴录能及时地迷途知返。然而却没有成功，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恰恰相反，他们每天还是听到越来越多的有关他传播可怕的异端邪说和做出种种荒唐行为的报告，并且有大量的可靠证人可以证明，说明他毫无悔改之意……他们对这件事的真相已经深信不疑……所以他们决定，上述斯宾诺莎应该被处以‘绝罚’，并将其从以色列子民中间驱逐出去。”【166】后面的措词甚至比使用在包括乌列•达•科斯塔在内的此前三十八个“绝罚”案例中的语言都要严厉。巴录，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是“被祝福的”，现在却变成了“被诅咒的”。【167】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当他在1656年夏天遭到驱逐时，斯宾诺莎实际上还未曾出版过任何文字（这点与乌列不同）；但当他在1660年前后真正开始解释他的观点时，他承认这些观点是他“长期反思”的产物。很难说这个“长期”到底过了多久，但在1655年，一个犹太人怀着同样的疑问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但以理［或胡安（Juan）］•德•普拉多（Daniel de Prado）要比斯宾诺莎年长二十岁，他是一名医生兼诗人，按照一位目击者的描述，他高高的个子，皮肤黝黑，并且长着一脸大胡子和“一个长鼻子”。他与斯宾诺莎见面，是因为他们一起参加过扫罗•莫泰拉的“律法高级讲习所”，当时，这位拉比对经书的讲解和阐释不过使他们私底下进一步加强了思考这部典籍的冲动。就在他们互相打气的时候，第三个“反叛者”（也是一个刚刚移民过来的“马兰诺”）加入了他们这个小团体：但以理•里贝拉（Daniel Ribera），他在不久前刚刚退出了天主教会，心里充满了疑问，并且正准备带着这些疑问向他重新发现的犹太教“发难”。

关于斯宾诺莎的作品有一个普遍的说法是， 或许正是弗朗西斯卡斯•范•登•恩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在他辛厄尔运河（Singel）岸边的家里举办的拉丁语学校使斯宾诺莎走上了用他的“异端观点”质疑经书的道路。范•登•恩登不仅以我行我素闻名于世，更是一个危险的自由思想家，而众所周知，斯宾诺莎在1657～1658年间曾与他有过交集。很可能斯宾诺莎曾直接住在他的家里，而可以肯定的是，前者在范•登•恩登根据罗马剧作家特伦斯（Terence）的作品改编的戏剧中扮演过角色。然而，并没有可靠的史料记载可以证明，斯宾诺莎在遭到“绝罚”处分之前的几年里曾在任何地方接触过范•登•恩登，更谈不上曾经是勒内•笛卡儿（Renè Descartes）相关理论的门徒。在这一时期，斯宾诺莎怀疑论的指导教师只能是一个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有着密切联系的曾经是“皈依者”的真正的犹太人。而从乌列•达•科斯塔那里继承了许多“异端邪说”的普拉多可能恰好就是这个思想更深刻的年轻人的非正式的指导教师。1659年8月间，在马德里宗教法庭上曾有两位（友好的）证人——行乞修士托马斯•索拉纳•罗伯斯（Tomas Solana Robles）和船长米盖尔•佩雷斯•德•马特兰尼拉（Miguel Perez de Maltranilla）——证实，他们曾在当时的前一年见到过普拉多和斯宾诺莎。【168】他们两人被认为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并且都遭到了被驱逐出犹太社区的命运。就在前一年即1658年，普拉多和里贝拉曾遭到十个十几岁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叫雅各•皮纳（Jacob Pina），他还自诩为是一个“诗人”］的指控，说这两个人向他们发表了一些诽谤性的言论。这群孩子甚至还指控普拉多和里贝拉，试图怂恿他们把剑藏在披风下面进入犹太会堂，并准备发动“一场起义”，甚至用死亡去威胁那里的拉比。最后这一条或许是一个笑话，也可能并不是。

然后，但以理•德•普拉多俨然成了一群吵吵闹闹、寻衅滋事、故作姿态的没有信仰的人的首领，这些没有信仰的人甘愿追随着那些少不更事、易受蛊惑的孩子，并把他们奉为“犹太暴政”的终结者。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完全是一群问题少年：明目张胆在安息日在大街上抽烟；在公开场合乱吃律法禁止的食物；恣意掀翻会堂前院里座位——甚至会堂内的座位。普拉多“反叛”的粗犷不能与斯宾诺莎缜密谨慎的哲学思考混为一谈，但毫无疑问，在受到“绝罚”处分之前和之后，斯宾诺莎也同样一度成了跟风的“搭便车”人群中的一员。或许可以预料到的是，在严酷的“绝罚”面前，普拉多作为首犯只是一个年限问题，以及他身上那种的危险的领袖情结。同样可以预料的是，他也应该是第一个彻底的失败者。1656年7月间，面对“绝罚”的威胁，普拉多变得心烦意乱，一直在恳求社区的长老会能撤销禁令。当然，阿姆斯特丹并不缺少犹太医生，因此，与为数不多的病人切断联系无异于自断生路。所以有一次，他在祈祷中爬上诵经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公开宣布“放弃那些邪恶的观点”。但是，这不过是一时的悔罪罢了。1657年2月，他被施以“绝罚”，但这一次还是征求了一下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永远离开阿姆斯特丹，如果愿意，长老会可以提供路费帮其尽快离开。

在他们威胁到犹太社区的生存和声誉之前，把这些麻烦制造者赶出阿姆斯特丹，对这座城市的当权者来说同样也是当务之急。把但以理•里贝拉赶走或许更为迫切，因为他不仅曾当过祭司，还当过教师，并且作为一个穷书生，社区长老会或许认为他是最容易受到蛊惑的。然而，里贝拉似乎不愿意静等着禁令加身或被征求意见，而是自愿地悄悄离开，去了布鲁塞尔，与他在那里当骑兵军官的哥哥一起生活，并且后来很可能又回归了天主教。

斯宾诺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禀性。根据他最早的传记作家之一让-马克西米连•卢卡斯（Jean-Maximilien Lucas）的记述，在正式禁令下达之后，社区长老会曾请求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把这个“叛教者”立即从城里驱逐出去。当然，他们肯定指称斯宾诺莎的无礼言行尤其是他的荒诞观点对天主教会和犹太社区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对于市政当局来说，这种情况实属罕见。还从来没有一个来自犹太社区的人曾让如此多的社区头面人物出面，一致请求市政当局把他撵走。另一方面，社区长老会似乎又一反常态，尽管在“绝罚”决定书中对他百般“诅咒”，却又给他钱让他能体面地生活，并且他偶尔也会出现在犹太会堂里。当然，一切都是为了维持和平的局面。但正如斯宾诺莎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并不想过一种“伪君子”的生活。

与他的兄弟加百列（他仍然称他家的进出口公司为“加百列•斯宾诺莎兄弟公司”）断绝联系后，他离开了弗隆恩堡，但在阿姆斯特丹仍然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斯宾诺莎并没有陷入孤独哲学思考的黑暗之中——而是恰恰相反。无论他是否曾在辛厄尔运河岸边的拉丁语学校里与范•登•恩登待在一起，但斯宾诺莎肯定曾与他交往，并结交了一大帮怀疑论学者、思想家和谈得来的朋友。他很可能也参加过那些来自亚当•博雷尔的阿姆斯特丹“学院”的学者聚会，在这样的场合，他完全有可能碰到过伦勃朗，因为像他一样，伦勃朗当时也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一生结交的都是在他眼里志同道合并善于怀疑的朋友。当他最终离开，先去了莱茵斯堡（Rijnsburg）并在几年后又去了福尔堡（Voorburg），并作为一名镜片研磨和抛光工开始打工时，斯宾诺莎也开始寻求他需要的安静，以便专注地进行哲学思考，但显而易见，这两座城市事实上都离当时的主要学术、宗教和政治中心非常近，而他一直萦绕于心的志向也正是这三个方面能有所成就。莱茵斯堡距离莱顿只有几英里，并且莱顿大学的图书馆和学术讲座远近闻名；而福尔堡同样离海牙很近，并且在那里斯宾诺莎可以随时接近惠更斯家族。康斯坦丁的儿子惠更斯是一个基督徒，他在光学方面的成就肯定让斯宾诺莎非常向往并愿意与之接近。惠更斯之所以愿意接受他的造访，显然并且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名望，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来自福尔堡的犹太人”。这位基督徒的弟弟即小康斯坦丁（Constantijn Junior）似乎更热情一些。但是，本尼迪克特（Benedict，当时斯宾诺莎为自己起的拉丁化名字）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对话者、哲学同伴的追求者和年轻门徒的鼓励者，在双方的交流过程中，往往如饥似渴地沉溺于感知方面的各种复杂的哲学谜题之中。

在受到“绝罚”处分后，斯宾诺莎可能继续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长达五年的时间，并且正是在那里（尽管自我隔离的生活方式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沉思默想的环境），他开始写下他抛弃自己成长的整个宗教文化的原因，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知性改进论》（The Treatise on the Emendation of the Intellect，他在只有二十多岁时写成）中，他毫无顾忌地指出了一些问题。

当时，这位哲学家一直在请求他的同胞们放弃数千年来在残酷的迫害、屠杀和压迫下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他们通过一部既有诗情画意又有伦理道德的文献所做的发明创造，他们每年按照神圣的日历反复表达的对律法获得解放的坚定信念，他们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获得的唯一安慰：他们的“神明”为他们和整个世界制订的伟大计划必将实现——“救世主很快就会降临”。准确地说，他们为什么会忍心离开这一切？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告诉他们，所有的历史都是虚构的，都是一种幻觉，并且他们事实上已经融入了人类的庞大躯体之中，无所谓更好也无所谓更坏，他们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遵守着同样的自然规律。的确，在没有任何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在公正的生活与不公正的生活之间难道还有选择吗？

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如果其他人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科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就像其他民族一样，共同生活在太阳和月亮之下。但是，在荷兰之外甚至在荷兰之内，几乎都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证据。所以说，这还远远不够。

在另一部著作《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us-Politicus）中，有一篇文章似乎在无意间透露了斯宾诺莎在向他的犹太同胞大声疾呼时阴暗的冷漠心理。斯宾诺莎指出，对于第一圣殿的尺寸丈量不必过于认真，因为当时国王的数学知识并不足以提供可靠的丈量数据，而仅仅能粗略地估计一个圆周的直径与周长之间的关系而已。所以，斯宾诺莎是在同时攻击两次“造假”行为：一次是当时原始的共济会石匠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用于敬神和祭祀的高大建筑工程的传说，另一次当然指的是离他在弗隆恩堡的老房子不远处的围观圣殿模型的拥挤的人群。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去参观自己心中的圣殿。

美洲犹太人！

离奇的故事

一场暴风雨笼罩在科迪勒拉山脉（Cordillera）的群山之间。一条条黑压压的云柱夹杂着暴雨，悬挂在一支正在缓缓通过一个山口的骡队的头顶上。来自葡萄牙维拉弗洛尔（Vila Flor）的安东尼奥•德•蒙特辛诺斯（Antonio de Montezinos），正押着他从新格拉纳达西北部采购的货物向基多省（Quito）的火山高地一带进发。一阵猛烈的飓风和随之而来的瓢泼大雨把商队吹得七零八落，驮在骡背上的麻袋、箱子和动物全都滚下了山坡。那些印第安搬运工正在竭尽全力地尽量找回一些失落的货物，而大自然似乎并没有丝毫停止肆虐的迹象，后来在夜间宿营的帐篷里，蒙特辛诺斯听到搬运工们在咒骂他们运气的不佳，并抱怨西班牙人不把他们当人使唤。骡队的主人弗朗西斯科•德•卡斯蒂洛（Francisco de Castillo），又被称为“卡齐库斯”（Cazicus）——意思是“酋长”（cacique）——则一直在尽可能地鼓舞他们的士气，提醒他们休息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但这些人却回答说，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在西班牙人手下遭受的苦难，似乎是老天对他们曾经残暴地对待另一个民族而实施的惩罚，而这些人才是“最无辜的人”。蒙特齐诺斯给弗朗西斯科拿来了一些奶酪、面包和凝乳，一边责备他不该说西班牙人的坏话，而弗朗西斯科却反诘道，这算不上是什么坏话，因为他所说的还不及他们在那些无助者身上施加的难以计数的邪恶行为的一半呢，但这些遭到他们虐待的人早晚会实施报复。在一个“不明身份的民族”帮助下，这些印第安人同样也会以牙还牙。【169】

那么，这些“最无辜的人”到底是谁呢？在蒙特辛诺斯被印度群岛的宗教法庭监禁期间，每当他躺在卡塔赫纳（Cartagena）的牢房里时，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他刚刚结束了这次跋山涉水的漫长旅程，几乎还没到家就因为秘密鼓动“犹太化”而被逮捕。当然，这项罪名与事实没有多大的出入，虽然他有时也使用犹太名字亚赫伦•利未（Aharon Levi），但他却一直非常小心地以一个无可挑剔的新基督徒的面貌外出活动。自从哥伦布环球航行以来，尤其是第三次（为了寻找陆地上的“天堂”），多年寻找失踪的以色列支派的辛苦终于得到了回报：摸清了美洲的地理情况。【170】据文献记载，当年失踪的以色列人被送到了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包括一些“遥远的海岛”，这立即就让人们想到了加勒比海。另一位利马（Lima）的多明我修会的一个行乞修士安东尼奥•蒙特辛诺斯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推测的人之一。他在1511年曾言之凿凿地说：“印度群岛和内陆地区的印第安人……实际上就是希伯来人，他们都是早年失踪的十个以色列支派的后裔。”【171】他是征服美洲期间的众多西班牙作家和旅行家之一，他既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应该并不是出于任何迫不得已的原因。在《印度群岛史略》（History of the Indias）一书中，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格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也曾说过，印第安人特有的那种大鼻子充分表明，他们肯定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像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这样的经验丰富的评论家甚至认为，“古巴”（Cuba）一词就来源于希伯来语“kova”，意思是头盔或帽子。而梅里多尔（Meridor）教区的主教迭戈•德•兰达（Diego de Landa）在16世纪60年代曾信誓旦旦地说，居住在尤卡坦半岛（Yucatán）上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印第安人“曾经听他们上一辈的族人说，他们这个岛曾被一个来自东方的民族占领过”。美洲的许多犹太裔理论学家也坚持认为，他们是从东北亚一带移民过来的，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在中世纪时期一直被称为“亚色雷特”注88。他们或者跨过一条后来被洪水淹没的大陆桥（并非完全不符合史前时期的真实情况）迁徙过来，或者像尤卡坦教区的主教所说，“是‘神明’在海上打开了十二条道路把他们送过来的”。他又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后来印度群岛的所有居民肯定都是犹太人的后裔”。【172】当然，也很有可能是犹太人在1492年被驱逐中之后，西班牙人放过了那些本来属于“全能的上帝为基督教帝国制订的宏大历史计划”的犹太人。而在美洲发现了最初的以色列人这一事件又使犹太人重新进入了“上帝的计划”之中，因为与他们一起生活实际上对原计划并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悲惨而不幸的亚赫伦•利未在遭到严刑拷打时有意隐瞒了那些印第安—以色列人饱受虐待的情节，反而杜撰出一个印第安人咒骂西班牙人野蛮行径的虚假故事，因为通过这个故事，他就可以作为一个来自被压迫的犹大部落的人，直接面对其他失踪的以色列支派。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各种诱人的离奇细节。这个满腹怨言的搬运工表示对这个受人歧视的民族“并不十分清楚”，他们或许隐藏在密林之中，或许居住在一条难以跨越的河流对岸，难道是另一条热带的桑巴提安河？注89在他遭到监禁的十八个月里，许多热带大蝙蝠一直吊挂在审讯室后面的树枝上，他整日胆战心惊，那种害怕就像一个人要抠出一条深深钻入身体的蛆虫。如果他能活着走出监牢，他将会回到那个山地国家，寻找这个隐藏在深山里的民族。否则，他将永远不会心安。

1641年9月，蒙特辛诺斯终于被释放，他几乎立即启程向内地进发。在翁达（Honda）河港，有一座桥梁横跨在马格达莱纳河（Maddalena）上方，他在一群嚼着可可豆的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他的老向导弗朗西斯科“酋长”。他同意以通常的三个八便士铜板的价格陪同蒙特辛诺斯返回那个山地国家。这次旅行将改变蒙特辛诺斯的人生，而他的报道将会在整个犹太人和基督徒世界引起轰动。

在旅途的某个地方，这个“皈依”者表明了他作为利未支派的亚赫伦•利未的身份，并引人注目地宣称：“我的‘神明’是阿东乃注90，其他的叫法都是谎言。”弗朗西斯科似乎并没有感到惊奇，而只是问这个犹太人，他是否想继续前进，向神秘的核心地区进发。此时，主人和随从的角色似乎发生了转换。弗朗西斯科告诉他，“如果你还想继续跟着你的头人，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但蒙特辛诺斯却提醒说，除了他只吃烤玉米，其他的事情将一概听从他的向导指示，不会横生事端。在他们再次出发之前，蒙特辛诺斯按照弗朗西斯科的命令，卸下并扔掉了上流社会的标志物——长剑和披风——并把脚上的皮靴换成了亚麻编成的草鞋。没有骡子，没有搬运工，孤零零的两个人背着一捆绳子、木棍和铁钩一路前行，因为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他们攀越陡坡、跨越沼泽和河流。

两个人在山间的云雾中向西走了一个多星期，在安息日会休息一天，林间的静谧偶尔会被一些看不见的动物的惊叫声所打破。他们在一条“像杜罗河注91一样宽”（很可能是亚马逊河的一条支流，甚至可能是这条大河本身）的无名河流边停下了脚步。弗朗西斯科说：“在这里，你就会见到你的同胞了。”此时，河对岸立即冒起了一股浓烟，浓烟飘散过后，蒙特辛诺斯看到一条由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操桨的小船很快划到了他们面前。这些人“多少有些被阳光晒焦了，他们有的长发过膝，有的则留着人们通常修剪的发型。他们一个个身材匀称，衣着得体”。他们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袜子，头上缠着一条长长的像穆斯林那样的头巾，同样也是白色的。【173】那个女人下了船，对弗朗西斯科说着一种蒙特辛诺斯听不懂的语言，但不管这两个人之间说的什么，反正其他三个男人是听懂了，因为他们纷纷走上前来与一脸惊愕的蒙特辛诺斯热情拥抱。然后，那个女人也拥抱了他，此时蒙特辛诺斯看到，弗朗西斯科向这些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就像在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只见其中的两个男人分立在蒙特辛诺斯两旁，然后用希伯来语背诵“示玛篇”的前几行：“以色列啊！你要听，……”犹太人每天祈祷时都会念诵这段经文，并且任何一个犹太人在遇到一件奇迹或面对一场恐怖时也会本能地念出声来。通过弗朗西斯科的翻译，再加上用手指比画，他们告诉蒙特辛诺斯，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雅各）和流便的子孙。然后，他们开始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一本正经地背诵经文“如果他们想要与我们一起生活，我们要给他们留出地方居住。”“约瑟就常年住在海上。”“终有一天我们会聚集在一起说话，并且我们将站出来，就像从我们的地球母亲中出来一样。”然后，他们答应请十二个“留着胡子并且写字娴熟”的男人过来。

也许是受到了他确定已经找到失踪的以色列人支派这一事实的鼓舞，蒙特辛诺斯还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但他所能从这些希伯来人那里得到的不过是重复地背诵同样的经文。就这样又过了三天，他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很不体面地从他们那里弄来了一条小船，想偷偷地划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河边。这样做可真有点冒险。蒙特辛诺斯不慎落水，并且他还不会游泳，如果不是这些“兄弟们”奋力施救，他很可能就被淹死了。由于被他的冲动搞得非常被动，弗朗西斯科告诉蒙特辛诺斯，他必须让这个部落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和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自愿地讲出他们的故事，并警告他说，如果他试图强迫或威胁他们，那么他们为了讨好我们只会说谎话。于是，蒙特辛诺斯只好乖乖地耐心等待，而当他们要离开时，这些希伯来印第安人为他们准备好了返程中可能需要的一切：肉类、衣服和脚力。

当他们踏上漫长的返程之路时，弗朗西斯科告诉他：“你的这些同胞无疑是以色列的后代，是‘神明的旨意’把他们带到这里的，他们为了生存，创造了许多连你也无法相信的奇迹。”正像他继承了自己的祖先的传统一样，他们也继承了他们的祖先的传统，这些流便人早在他之前就已经居住在这个国家里，但这个国家却对他们发动战争，并把他们赶进了深山老林之中。在做了多次无谓的抗争之后，他们的占卜军师（mohanes）不得不承认，他们误入了歧途，而他们这些人的“神明”尽管暂时站在了敌人一边，但他终究是无所不能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出现，把这个国家从西班牙人及其残暴统治中解救出来，并像过去一样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与此同时，他们的同胞同样将全副武装地从世界的各个角落赶过来帮助他们，从而建立起一种公正的统治制度。到那时，他们将成为“世界的主人”。所以，有一个印第安巫师曾经说过，最好与他们联合起来，一起等待着“获得拯救”的那一天。因此，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期待着这个信息和信使的到来。

在翁达港停留时，弗朗西斯又向蒙特辛诺斯引见了三位希伯来印第安人。弗朗西斯告诉他们，他是来自利未支派的利未，而他们则回答他说：“到时，你们虽然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哪里来的。但由于‘神明’的特别眷顾，我们都是兄弟。至于这个国家，我们最终必然会统治印第安人。在我们结束了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之后，我们将在‘神明’的帮助下让你们摆脱被奴役的状态。毫无疑问，他是不会骗我们的，他必将遵守诺言来帮助我们。”

米拿现•本•以色列

这就是1644年春天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房间里，蒙特辛诺斯向米拿现•本•以色列讲述的那个离奇故事，一个公证人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在这座城市停留期间（长达六个月），蒙特辛诺斯向社区长老会成员再一次讲述了这个故事。而在写给一个名叫以利亚•佩雷拉（Elias Péreire）的意大利人的信中，蒙特辛诺斯在这个本来就绘声绘色的故事中增加了更多生动的细节：他与这些流便支派的印第安人一起住在他们的茅草屋村庄里，并且注意到这些茅草屋之间的距离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曾经“与他们抵足而眠，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并且他们还告诉他，他们已经在那里居住了二百五十年。

所以，蒙特辛诺斯的听众在怀疑和兴奋之间遭受着双重折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说他们是一些来自葡萄牙的“皈依者”，而他们却不知道一个多世纪前轰动一时的流便人大卫那段使人警醒的历史，这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他自己也发现他的故事中的某些细节很难让人相信，但从他的行为举止或他的家学渊源来看，并不能表明他是一个骗子或冒险家。他并不是为了金钱，只不过是出于信仰。米拿现写道：“在我面前，并且当着好几位很有身份的人，他庄重地发誓说，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三年后，蒙特辛诺斯在巴西留下的临终遗言中，这个誓言被重复了一遍，而米拿现在他呈现这个故事的书中补充道：“有的时候，最好不要轻易给人定一个伪证罪。”【174】既然大家已经知道，在印度甚至在赤日炎炎的埃塞俄比亚等地都生活着犹太人，所以只有用事实表明美洲也有流亡的古代犹太人，才能最终全面应验经书中的所谓“预言”。米拿现•本•以色列当然希望蒙特辛诺斯故事是真实的。

然而，他越想这件事，就越生出更多的疑虑。但是，这个故事是如此耸人听闻，在阿姆斯特丹如此广为人知，以致脱离了米拿现本人的控制，越过大西洋传到了对岸的新教千禧年信徒的耳朵里。犹太人集体皈依的前提条件就是他们全球性的散居状态，所以美洲犹太人的发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马塞诸塞州普利茅斯（Plymouth）殖民地的前总督爱德华•温斯洛（Edward Winslow）发表了两名清教徒写给印第安人的一系列信件，武断地认为他们的“犹太”祖先已经预先安排他们要接受“神明”的福音。很快，英荷双语牧师约翰•杜里（John Dury）立即对失踪的以色列支派的美洲部落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杜里曾一度出任海牙的玛丽公主的私人牧师，而当时已经是荷兰的公民，并且他在伦敦设立的犹太研究“学院”正准备聘请米拿现•本•以色列出任教授。米拿现竭力坚持认为，尽管犹太人很可能是“美洲的第一个发现者”，并且在那里留下了定居点，但不能把土著印第安人与以色列人混为一谈，在那里发现的所谓以色列人至多是失踪的以色列支派的一部分而已。【175】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杜里的朋友之一、诺福克（Norfolk）传教士托马斯•梭罗古德（Thomas Thorowgoode）在1648年以极度的兴奋疯狂印刷他的《美洲犹太人！或美洲人属于这个种族的可能性》（Jewes in America！Or Probabilities that Americans Are of that Race）。在一切都失去控制并被肩负着“皈依”使命的清教徒利用之前，米拿现及时出版了一本旨在澄清有关失踪的以色列支派的地理和历史的著作《以色列的希望》（Mikve Israel），首先用犹太—西班牙语，然后用希伯来语，后来又陆续用拉丁语、荷兰语和英语出版。【176】这本书其实是介绍以色列人散居情况的地名词典，并且他还解释道，这种散居状况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最后发展为一种遍及全球的现象，从一些“海上的小岛”（他应该指的是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到波斯、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地。就好像米拿现披着天使的翅膀，从天空俯瞰大地，所有的犹太散居点一览无余，从但人以利达（Eldad）到加西拉索•韦加•德•拉因卡（Garcilaso Vega de la Inca），一代代旅行家都被他召集起来，作为他在各个散居点的“现场报道记者”。他丝毫也不怀疑在桑巴提安河畔有以色列部落存在这一说法，更不怀疑其中的沙子连续六天会自动地按时振动并流出且在第七天却拒绝报时的玻璃瓶。因为他自己的父亲就曾听说过这样的传言：有一个人在里斯本的大街上奔跑着，向城里的秘密犹太人展示他的桑巴提安报时沙漏，以便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关上店门好过安息日。

显然，撒母耳•乌斯克及其《告慰犹太人的苦难》一书是对的。犹太人的散居状态并不只是一种“惩罚”，这种散居状态使以色列国以及犹大国的犹太人得以保留下来，等待着有一天他们能重新团聚在一起。“如果‘神明’能够履行他关于灾难的诺言，那么他就也能履行关于诱惑的诺言。”这正是米拿现和他的英译作者摩西•沃尔（Moses Wall）喜欢的表述方式。这样的合作方式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沃尔是一个激进的基督教千禧年信徒，并且米拿现很清楚，他听到的有关犹太人几乎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消息，对非犹太人来说就相当于宣布一场轰轰烈烈的皈依运动即将开始。但另一方面，他也毫不怀疑，这则消息同样预示着他们真正的“救世主”终会出现。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在地图上的两块空白地区再涂上代表犹太人的色彩而已。

当时，这样的地区还剩下两块：一块是北欧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而另一块就是犹太人在三百五十年前的1290年第一次遭到驱逐的国家：英格兰。【177】在米拿现于1656年作为对英格兰盛行一时的仇视犹太人的诽谤的有力纠正而写作的《为犹太人辩护》（Vindiciae Dudaeorum）一书中，他解释了他是如何决定去英格兰的。

1650年，米拿现把他的英文版《以色列的希望》题献给“英国议会和国务委员会”，相信当时已经向神圣共和国转变的英格兰会更积极地接受他的使命。“如今，既然君主立宪制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联邦制政府，那么古老的仇恨……也就会化为善意；而我们将欣喜地看到……那些针对一个如此无辜的民族制定的严厉法律将被废除。”【179】也正是在1650年，在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将其意志强加给阿姆斯特丹之后，总督威廉二世（就是那位曾在1624年造访犹太会堂并迎娶了查理一世的女儿的亲王）不幸殁于天花。这一事件对于北海两岸来说都是一场剧变，并且使米拿现想当然地认为，联邦议会制将取代那个以专制和残酷著称的爱德华一世反而以“仁慈心肠”（他常常以此自诩）和宽容之邦的名义驱逐犹太人的金雀花王朝的专制统治。在新联邦体制下，激进的基督徒们更多地是为自己争取利益。以辩才著称的新模范军的著名随军牧师休•彼得（Hugh Peter）在全军上下散发了他众所皆知的朋友爱德华•尼古拉斯（Edward Nicholas）所写的一本题为《向高贵的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所有子孙致歉》（An Apology for the Honourable Nation of the Jews and all the Sons of Israel）的小册子，而议会军队的指挥官似乎安然接受了这次宣传活动。1648年，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约翰娜•卡特莱特（Johanna Cartwright）和她的儿子以便以谢（Ebenezer），拟就了一篇旨在要求得到重新接纳的请愿书，并递交到新模范军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后者立即命令印发全军，以表明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米拿现的英译作者摩西•沃尔与议会和军队中的一些精英关系非常密切，包括亨利•韦恩（Henry Vane）爵士、华威伯爵（the Earl of Warwick）、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以及克伦威尔本人（他娶了圣约翰的表妹）。【180】米拿现对这些友好的声音几乎充耳不闻。其中最清晰也最温暖的当属亨利•耶西（Henry Jessey），他是一个普通的浸信会传教士，但却无论去哪里都要带着一本希伯来经书，还是一位“驱魔师”，但却在星期六守安息日，此外，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人获得拯救的光荣》（The Glory of the Salvation of Jehudah and Israel）的著作。【181】米拿现当然非常清楚，这种突然对新生的英国犹太社区产生的热情后面，隐藏着迎接千禧年和发动皈依运动的不良动机，例如克伦威尔的私人秘书约翰•萨德勒（John Sadler）就曾经说过：“我越琢磨他们身上和这个世界（他正在期望着千禧年的到来）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就越想对他们更公正和更宽容，如果我现在不多给他们一些‘甜头’，一个基督徒又如何用爱征服全世界呢。”【182】米拿现在阿姆斯特丹就经常听到类似的议论，或许正是这种表面上的亲密关系，使他对犹太人的及时提醒显得比以往更轻描淡写了一些。一开始，国务委员会决定，所有的宗教在英联邦内都是可以容忍的，“土耳其人、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也不例外”，但是在重新考虑之后，却又进一步明确规定，这项许可只适用于基督教的各个教派。【183】由此米拿现发现，英格兰在如何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思想并不统一，而是分成了两派：一派希望犹太人回来，但目的完全是为了让他们立即皈依；而另一派却压根儿就不想让他们回来。

如果基督徒们根本就不能肯定是否让犹太人回来，那么为数不多的早就以新基督徒的身份生活在伦敦的犹太家庭——他们或在当地做着钻石和珠宝生意，或通过与伊比利亚半岛的联系，把生意扩展到加勒比海一带的英格兰领地上的犹太散居点——也会担心随时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当年的斯图亚特王朝曾对他们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允许他们在私人寓所里偷偷地举行祈祷仪式。对许多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但他们又觉得，把他们的合法身份上升到某种政治高度，很可能威胁到当时相对安静的生活状态，存在着由于非法活动而遭到监禁的风险，很可能在大英帝国的那些他们有利益关系并且已经获得居住权的领地上（如圭亚那）遭到第二次驱逐。

但是，犹太人的命运此时已经成了“国家大事”。1651年，正如米拿现所描述的，克伦威尔的（姻亲）表兄圣约翰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著名人物”，在当时已经被废黜的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于九年前曾经访问过的同一座犹太会堂里受到了“盛大而热烈”的欢迎。（毫无疑问，他们也参观了圣殿模型的展览，因为他们都是高贵的客人。）克伦威尔曾经任命圣约翰作为一个谈判团队的首席代表派往荷兰，以便就两个共和国合并为一个不可战胜的泛新教帝国进行谈判。按照克伦威尔那种自负的政治—宗教设想，荷兰作为共和国联盟的一半，可以得到非洲和亚洲的领地；而作为另一半的英格兰，则可以从伊比利亚天主教徒接手从北方直到南方的整个“新世界”。这是在“无王”统治的英联邦初期曾盛行一时的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所以他们当时对犹太人也有了新的期待：把实用主义和预言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荷兰人却已经在他们重新划分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并不想对克伦威尔的美梦做出丝毫让步。不出所料，荷兰人反而有点假惺惺地提出了一个跨北海自由贸易联盟的方案，这无疑是一种在经济上取得控制权的战略安排，而当时英国人正费尽心机地想从通向英伦三岛的海上运输线上获得更多的利益。英联邦政府可能已被一种虔诚的气氛所笼罩，但他们绝不是傻子。他们感到被精明的尼德兰人耍了，于是恼羞成怒，准备开战。一场长达两年的灾难性海战开始了，英国人和荷兰人连年征战，双方都被拖入了国库空虚、经济衰退的灾难之中，而这正好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西班牙人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随着圣约翰的到访，米拿现获得了一张安全通行证，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这些英国的访客正在积极考虑重新接纳犹太人的可能性。然而，英荷战争使得任何可能的实际行动被搁置下来，这至少是因为与北海两岸的双方都有联系的塞法迪犹太人被怀疑是双面间谍。犹太人在英格兰的宏大计划似乎陷入了僵局，其主要制订者对此也一筹莫展。他在非犹太人中赢得的巨大声望，与他从犹太同胞那里获得的微薄回报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这使他备受煎熬，所以他想去其他地方寻求支持。瑞典还没有犹太人！而那位喜欢女扮男装、擅长骑马、喜欢钻研、知识广博、性格活泼的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曾经表示很感兴趣。【184】米拿现本来就为她的图书馆捐赠过希伯来图书，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或许只有在虚构的小说里才能看到而在现实历史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竟然在安特卫普住进了克里斯蒂娜的隔壁房间！当时，克里斯蒂娜在1654年自愿退位后，曾在安特卫普的旅馆里小住了几个月。她居住的地方属于一个塞法迪犹太家族，他们都知道那是特谢拉家族注92。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米拿现一边坐着这位女王，另一边坐的是一位研究“前亚当时期”（人类在亚当和夏娃之前早就已经存在）历史的理论学家。天啊，人们可以想象，一位拉比、一位女王和一位历史考古学家竟然非常投机地坐在一起谈话！虽然他与克里斯蒂娜是初次相识（尽管她早已退位），但彬彬有礼、机敏健谈的米拿现却酝酿着一个远大的计划：他要成为女王的首席图书管理员（不用说，她也是个千禧年信徒），从而建立起一个多语种拉比文献的图书帝国，以充实她由于退位而形成的空缺。这个计划太富于想象力，即使在这样一个企盼奇迹的年代也显然很难实现。

然而，这些积极的迹象并不总是吉利的。1654年8月12日，在克里斯蒂娜刚刚退位两个月，正感到一身轻松的时候，一次全日食覆盖了整个欧洲大地。一些喜欢用天象占卜吉凶的人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大街上大喊大叫，在1652年黑色星期一的类似天象没有应验之后，他们终于等来了第二次散布所谓占卜预言的机会。这一次，他们终于可以为一系列灾难的应验而大声吵吵了。在巴西，荷兰人的最后一个堡垒累西腓落入了葡萄牙人手中，这就意味着这个港城重新回到了不知疲倦的“恶魔”——宗教法庭的控制之下，只不过因为巴西的犹太人一直在热情地资助当地的荷兰统治者，他们的魔爪会更为锋利罢了。一大批被驱逐的塞法迪犹太人开始涌入阿姆斯特丹和米德尔堡，与1648年哥萨克集体大屠杀之后就一直源源不断的德国和波兰—立陶宛难民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波更大的移民浪潮。如此众多的人拥挤在弗隆恩堡狭小的居住区，使得犹太社区的长老会不得不积极考虑在其他地方重新安置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如加勒比地区，因为在库拉索岛（Curaçao）和苏里南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些犹太人散居点。但这些塞法迪犹太人也希望能适当地在英格兰的大西洋领地内保留一些散居点，如一直在实行奴隶制的巴巴多斯以及英格兰本土。几乎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犹太人在北美地区的真实历史以他们在曼哈顿岛的新阿姆斯特丹登陆为标志拉开了序幕，紧接着，两条满载着巴西塞法迪犹太移民的轮船停靠在了纽波特的普罗维登斯庄园附近的开放泊湾内。这第二次登陆似乎更为幸运，因为这块殖民地的创始人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坚持认为，既然所有的世俗教会都是某个独一的神权教会的所谓化身，那么任何一个这样的教会都无权根据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实施统治。威廉斯是又一个作为希伯来学者对这个民族特别表示友善的人［与他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对手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ieter Stuyvesant）不同］。【185】

历史的洪流载着这些脆弱的“希望之船”奔涌向前。英荷战争刚刚结束，两个共和国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天主教帝国。那些在巴西和其他地方失去了全部财产的塞法迪犹太人，既可以向荷兰人也可以向英国人呼吁赔偿。其中有一个商人是米拿现的妹夫，名叫曼努尔•马丁内斯•托尔米多［Manuel Martinez Dormido，有时用犹太人的名字大卫•阿布拉瓦内尔（David Abravanel）］，他于1654年在米拿现的儿子撒母耳的陪同下来到伦敦。翌年2月，身无分文但却志向远大的托尔米多直接向护国公克伦威尔请愿，要求获得在英格兰的居住权和贸易权，并请他帮助归还自己在巴西损失的财产。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托尔米多当时所在的社区仍旧是非法的，而且他也不是英国人，但克伦威尔竟然为这件事直接代表他给当时的葡萄牙国王写了一封信！【186】这个开局使人感到了一些暖意。但托尔米多这次大胆的“试水”也表明，这件事或许还有更大的背景，克伦威尔很可能是在鼓励这种做法。

1655年夏，通过仔细分析儿子传来的报告，米拿现决定动用自1651年以来每年为他颁发的安全通行证。然而，撒母耳给他父亲传来的消息并不全是可靠的。如当年春天，撒母耳曾宣称他被牛津大学授予了博士学位，这件事对他来说可能是真的，但学位证书却是假的。这类消息对一个父亲来说是既高兴又悲伤，尤其是这位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博士，是大名鼎鼎的米拿现。但是，当米拿现准备从米德尔堡启程，与一群恋恋不舍、满怀希望的犹太人（他们大多数都在巴西失去了自己的财产和家园）告别时，他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历史凝聚力。他甚至还向整个社区的会众散发了一篇告别书，从而更加强化了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的美好感觉。1290年大驱逐的恐怖将很快被抹去。早年由一位国王发布的驱逐令将由另一位国王的执政官宣布撤销。

他于当年9月间到达伦敦，当时恰好是犹太新年前夕，陪同他的还有另外三位拉比：性格暴躁的扫罗•莫泰拉的代理人以撒•亚伯阿•达•丰塞卡（Isaac Aboab da Fonseca）、巴西难民拉斐尔•苏皮诺（Raphael Supino）和另一位阿什肯纳兹拉比。由于当时伦敦没有犹太会堂，他们几个人只能在托尔米多的朋友们租借的一所房子里祈祷。这些塞法迪商人对美好的前景充满希望，而他们的重新定居点——再加上安东尼奥•罗伯斯（Antonio Robles）、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瓦雅尔（Antonio Fernandes Carvajal）和米拿现的儿子撒母耳以及其他几个一直过着秘密生活的犹太人——正好可以凑够法定的祈祷人数，即祈祷仪式需要的十位男性。可以想象，他们在纪念神圣的犹太新年时念诵的庄严肃穆的祈祷词中肯定夹杂着些许乐观主义的情愫。这会是我们在英格兰被记在“生死簿”（Book of Life）上的年份吗？米拿现很清楚，对于他的东道主来说，犹太人不过是他们上演一出更宏大的“基督教戏剧”的必要工具而已。但是，如果他们能为这些来自巴西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一方安居之地，他还是可以容忍他们这种善意的欺骗行为。他在制定的日历中把“救世主降临”的日期定在1656年。为什么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加速实现但以理预言的人呢？

“谦卑的演说词”

一篇“谦卑的演说词”被送到了护国公阁下的案头，然后又公开发表，以期赢得行政当局和普通公众两个层面的支持。米拿现在这篇演说中临时加上了一些通常使用的论据，如他们是“一个在他们居住的土地上的本地人中间常常深受尊敬的民族”（当然对统治者既有利益又忠诚）；他们“最终被从他们迷恋的伊比利亚半岛驱逐出来，才奇迹般地来到这里”。【187】米拿现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劝说英联邦的统治者，犹太教不会对共和国造成任何威胁；他的同胞都是规规矩矩的犹太人，同时也是奉公守法的共和国公民。当时米拿现认为，既然犹太人曾经在新教统治下荷兰共和国获得公民身份，那么他们也应该顺理成章地在同样属于新教的英格兰共和国获得公民身份。正像他当年在胡格拉赫特运河岸边的犹太会堂里把演说的鲜花美酒献给亨利埃塔•玛丽亚女王一样，所以他希望能用同样的方式以及同样的爱国主义高贵理想和情怀来感激和赞颂伟大的护国公。所以，他才明智地选择了《谦卑的演说》（Humble Addresses）这种表达方式。他认为，“拥有一个自由的和公开的犹太会堂，我们可以每天在里面呼唤我们的‘神明’”，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然后，米拿现以极大的机智和勇气直接向流传久远的夏洛克（Shylock）传说的余毒开战：数个世纪以来，这种毫无根据但却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把犹太人描绘成贪婪的放高利贷者和罪犯，基督教经济躯体上的寄生虫。《谦卑的演说》中的“犹太民族如何赚钱”一节，对由于犹太人的存在而为其曾经寄居的母体社会（从意大利和土耳其到汉堡和北非的鞑靼人国家）带来的各种好处，做了全景式的介绍。米拿现以这样的宣言开启了关于犹太人封闭的社会学（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他指出：“完全可以肯定，经商就是犹太人最适合的职业。”米拿现并不想为此做任何辩解和道歉，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犹太人的繁荣昌盛是来自“神明”的恩典，也就是说，尽管他“把他们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了出去”，然而并没有让他们脱离“他的保护”；“生存的需要能够激发出一个人的全部能力和勤奋”。米拿现继续论述道，因为他们被逐出了“他们自己的国土”（他显然在强调这个短语），被剥夺了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甚至“被雇用”的权利，所以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全身心地投入“经商这个行当，至于创造发明的能力，则几乎没有一个民族能超过他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凡是他们居住的地方，那里的餐饮业就开始兴旺起来”。米拿现不仅以伦敦城的犹太商人社区非常熟悉的意大利的利沃诺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而且他还随意地罗列了费拉拉、曼图亚、萨洛尼卡、士麦那和君士坦丁堡等一长串城市名字。或许时刻惦记着那些从哥萨克大屠杀中逃出来无家可归的阿什肯纳兹犹太难民的名誉，所以米拿现进而痛苦地强调，对于任何一个怀有商业帝国梦想的国家来说，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们精通所有有关金钱、钻石、化妆品、染料、红酒以及其他各种商品的知识，这使他们随处都可以生存；特别是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与各地的亲友联系，因为只有他们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语言；他们着实使得一些陌生的土地和国家富裕起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居住，不仅为当地的人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他们本身也为当地的民间环境增添了光彩。”【188】言外之意就是，作为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民族，犹太人将帮助英格兰建立起一个新的全球经济贸易网络，无论是在亚洲和黎凡特地区，还是在大西洋两岸。同时，他们的到来对国内就业形势的影响对国家也是有利的，“随着各种工业产品出口的不断增长，各个行业，例如羊毛、皮革、造酒、钻石珠宝以及其他制造业，将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这就意味着犹太人的存在将只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有所减弱。而直接借用一句当时的老生常谈来说就是，真正的商业繁荣能够带来和平（最近的历史证明，结果恰恰相反），并且《谦卑的演说》还声称，这同样也是犹太人的居住和经商带来的好处。

最后，米拿现开始就针对犹太人提出的最常见和最情绪化的指控进行正面回击，那就是关于犹太人只是彼此之间忠诚，而对接纳他们的国家并不忠诚。他说，事实恰恰相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曼图亚到巴西，他们一直用自己的鲜血和财富真心地效忠于当地的统治者。在每一个安息日，他们都在他们的会堂里“为所有的国王、亲王和国家祈祷，因为只有在这些统治者的管辖之下，他们才能履行早年的先知和贤哲们规定的义务，并且“神明”也命令他们：“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米拿现坚持认为，任何人都不会认为，犹太人被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来是因为他们有任何不忠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遭到了心怀恶意的、毫无根据的诽谤。然后，他又摆出一种纯粹塞法迪人的高傲面孔（即使灵魂温润如米拿现•本•以色列这样的人也不能免俗），再一次强调犹太人的“高贵性”，虽然他在这个问题上也巧妙地建议那些怀疑论者，去读一读亨利•耶西的著作和爱德华•尼古拉斯的《向高贵的犹太民族和所有的以色列子孙致歉》（An Apology for the Honourable Nation of the Jews and all the Sons of Israel）。

作为一次对中世纪英格兰多年遗留下来的所有诽谤、偏见和恐惧（包括贪婪的高利贷和残忍的杀戮行为）的先发制人的主动反击，《谦卑的演说》无疑是一次完美的表演，是为促使基督徒从理性和历史的角度看待犹太人做出的又一次尝试。数个世纪以来，他们曾做过许多次这样的努力（并且当时仍然在努力），但往往每一次都会遭受和面对同样的结果：没有人听、没有人看，然后是新一轮的仇恨。米拿现之所以采用这样一种合乎理性的方式［与他一年后《为犹太人辩护》（Vindiciae Judaeorum）开篇便锋芒毕露完全不同］，完全是因为他在联邦体制下的一个令人着迷的希伯来学者圈子里所受的长期熏陶所致，而这些学者一直认为犹太人的“皈依”应该是一种互相理解的结果。这些人包括耶西、萨德勒以及国务委员会中一些富有同情心的成员——克伦威尔本人、国务大臣瑟洛（Thurloe）以及主要将领兰博特（Lanmbert）和沃利（Walley）——他们都是好朋友，但却为数不多。然而，这些著名人物接二连三地到米拿现在斯特兰德（Strand）的新交易所对面的住处拜访使他越来越乐观。大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也经常陪着他的姐姐拉内拉赫（Ranelagh）公爵夫人过来看望他。英国皇家学会的第一任秘书、主张对科学出版物进行业内互查的发起人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也会时常敲响他的房门；还有一些更激进的人物也不时过来拜访，如威尔士千禧年教徒阿里塞•伊万斯（Arise Evans），他完全把政治警觉抛到九霄云外，甚至一直在劝说拿现，说“救世主的确马上要降临”，而他的名字应该叫查理•斯图亚特二世，是被斩首的那位国王的儿子。“圣殿守护人的合作者”、阿姆斯特丹“学院”的创始人亚当•博雷尔也表达了他对米拿现的敬意，而剑桥大学希伯来语教授拉尔夫•卡德沃斯（Ralph Cudworth）对此的兴趣不亚于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趣。他们正在酝酿着编写一部新的多语种典籍的宏大计划。这一切似乎都非常鼓舞人心。

然而，这些动听的交流和相互同情的话语却都是不足信的。米拿现和另三位拉比还一直躺在乐观主义的钟形罩里做着美梦。但在外面，出了斯特兰德街，出了白厅，却是一片狂躁的叫喊声：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要用他们肮脏的金钱买下圣保罗大教堂，还要买下牛津大学图书馆（及其所有的希伯来手稿）；他们要占有整个布伦特福德庄园（Village of Brentford），作为他们在伦敦的“隔都”；他们正在对大卫的后裔奥利弗•克伦威尔进行调查，以确认他是拯救他们的“救世主”身份，或许他们已经认定他是来自“约瑟家一脉”的“救世主”；他们要阉割英格兰，用他们“法力无边”的“魔法”蛊惑英格兰，就像他们在他们邪恶的国王米拿现统治时期所做的那样，把基督徒儿童送进“邪神”莫洛克（Moloch）的血盆大口之中。其中最丧心病狂的当属威廉•普林尼（William Prynne）写作并出版的短文《简短的抗议》（Short Demurrer）。他曾是一名律师，是一个老练的雄辩家，由于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曾被指控犯有“煽动性诽谤罪”（Seditious Libels），所以他的双颊上都烙上了代表这一罪名的两个首字母缩写“S”和“L”。此时的普林尼已经从一个解放英格兰的英雄变成了那些自称为共和国卫士尤其是克伦威尔身上的一根难以拔掉的毒刺，他甚至怀疑他们还藏着一顶王冠（这一点他倒是猜对了）。到底谁更愿意帮助克伦威尔登上王位？除了那些无处不在的怀揣沉甸甸的钱袋、一直在对强权人物拍马屁的犹太人还能有谁？普林尼完全抹杀了米拿现在《谦卑的演说》中以温和的语气记述的有关历史，而把英格兰在中世纪针对犹太人提出的从残酷的杀戮到贪婪的敲诈勒索的所有指控又重新罗列了一番，并且得出结论：对犹太人的驱逐或许是旧王朝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原来的禁令不应该撤销，如果议会没有发布新的法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撤销。

但我们这位护国公却并不这样想。随着他在白厅的“准国王”地位的日渐巩固，奥利弗•克伦威尔虽然对那些心胸狭窄的所谓民权卫士的吹毛求疵并不在意，但他同样也永远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暴君。所以当这些人开始叫嚣的时候，他知道仅仅堵上耳朵是不明智的。1655年11月初，他把这个难题推给了国务委员会：接纳犹太人是否合法；如果是合法的，那么允许他们在英联邦领地内居住和经商的条件又是什么。一个由七个人组成的分委会（全员是十一个位成员）受命负责此事，而这七个人都是克伦威尔从牧师、律师和主要将领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明显对犹太人表示同情的人。但是，这些国务委员也就是在大门外吵嚷了半天，感觉就像抱着一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就忙不迭地把这个难题抛给了白厅设置的另一个更具有协商性质的综合性机构——一个由英格兰共和国各个选区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二十八人会议，由他们在下个月对这个问题展开辩论。但是，不管是国务委员会还是二十八人会议都没有直接咨询米拿现•本•以色列的意见，虽然至少有一份文件记述他曾经受到护国公本人的“礼貌接待”。对于当时的细节，我们无从知晓（尤其是伙食安排方面，因为米拿现一直严格遵守犹太教的饮食规定），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两个人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位是葡萄牙的“马兰诺”，一位是来自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的清教徒，却由于对希伯来的热情走到了一起，因此可能会有在思想上的一致。

然而，这对于解决眼下的难题似乎并没有多少帮助。亨利•耶西关于白厅会议的文字记述证实，出席会议的二十八个人很可能分成了三派：一派（显然是少数）希望立即接纳犹太人；一派认为可以接纳犹太人，但必须规定最严格的条件；还有一派则显然声势浩大，他们出于信仰、商业或国家的原因完全不考虑接纳犹太人的可能性。基督教徒（包括各个教派）认为，犹太人的存在对善良的基督徒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和诱惑；伦敦城的商人则近乎歇斯底里地叫嚣，犹太人夺走了他们的生意。不过也有人为米拿现而欢呼。司法界的代表宣称，阻止撤销1290年的驱逐令的行为并没有法律依据；后面的问题不过是一旦犹太人被接纳如何实施更严格的限制而已。这些限制条件的苛刻程度几乎令人窒息，并且更糟糕的是，其实施得到了许多米拿现曾经当成朋友的人的积极支持。在这些所谓的朋友中，约翰•杜里当时就公开表示，眼下这个可怜的民族只能设法自救，因为在他们为各民族“设计”的计划中，犹太人已经“不可救药”，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离他们远一些。据说，亨利•耶西为了尽量迎合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甚至提议把犹太人限制在“一些衰败的港口和小镇里”。从而可以验证米拿现“凡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商业重振的灵丹妙药”这一断言。

对此，克伦威尔表示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伦敦将失去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真正对手的机会；葡萄牙犹太人所拥有的丰富资源——资金、智力和企业——将全部被浪费掉，而他在犹太人资助下的帝国扩张梦也将化为泡影。而这些塞法迪犹太人会继续逃亡。在“二十八人会议”于12月18日（恰好是圣诞节前一个星期，他的主要将领当时正试图废除这个会议机构）举行的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克伦威尔在闷闷不乐的沉默中突然爆发。他说，这个会议简直就是“一个吵吵闹闹的‘巴别塔’注93”。克伦威尔本来希望能享受一下没有基督教徒们在一旁喋喋不休的清静，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如果像他们宣称的那样，他们期待和希望犹太人的皈依能够促进“上帝伟大计划”的完成，那么仅靠在他们并不存在的土地上传播“福音”又如何能完成呢？至于伦敦城的各方代表，“你们说他们是最低劣和最被人看不起的民族”，就算你们说的是真的，那你们何至于又如此害怕呢？难道你们真正害怕的是这个民族有一天会在生意和信誉上打败英格兰的商人，也就是世界上最高贵和最值得尊敬的商人吗？【189】克伦威尔又补充道，既然你们这个会议不能解决这个难题，那么我看还是交给我的国务委员会来处理吧。

随着日历翻到了1656年，米拿现曾经怀有的所有希望都被国务委员会自身关于白厅辩论的报告打破了。尽管国务委员会并没有试图推翻“重新接纳犹太人是合法的”这一决定，但随后发表的声明却充满了阴森森的敌意。“我们认为，米拿现•本•以色列代表他的民族提出的请求……希望他们能被这个共和国接纳的请求的动机和依据，对于我们这个或任何一个愿意接纳他们的基督教民族来说都是非常邪恶的。”然后开始长篇大论地罗列各种古老的妄想症和陈旧的偏见。“他们在信仰方面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诱惑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他们为了奉行他们的信仰而设立的任何会堂或举行的任何公众集会不仅本身是邪恶的，而且对其他的各基督教教派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的结婚和离婚习俗都是不合法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邪恶的罪证”。由于犹太人在赎罪日前的晚祷中取消了人与“上帝”之间的起誓环节，所以对这种古老习俗的误解变成了一种指控：犹太人把所有的契约都视若无物。所以正是他们的存在，会破坏这个城市的贸易秩序。而下面的事实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很可能是克伦威尔政府中的某个人，或许就是约翰•瑟洛修改了这个报告，他还特意为犹太人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款——不得在公共机构任职，不得受雇为基督徒的仆人，不得在星期日工作，等等——而本来在接纳的合法性问题上的相关规定对他们是有利的。另外，这个报告中也没有提到他们可以在哪里居住或他们可以从事哪些职业这类问题。

几个月过去了，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实质性行动。克伦威尔又陷入了闷闷不乐的沉默之中。米拿现也放弃了就犹太社区的重生发布一个类似于法律宪章的重要声明的计划。但是，与西班牙人的战争再次打响，从而拉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序幕。当时，塞法迪犹太商人安东尼奥•罗伯斯（Antonio Robles）的一条货船和船上的货物，由于明显的西班牙国籍标志而遭到英格兰当局扣押，从而为罗伯斯（同时被扣押的还有包括托尔米多在内的其他一些商人的货船）名正言顺地向英国政府请求发还货物提供了借口，因为他们并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属于“希伯来民族”。请愿书上当然也提到了米拿现的名字。这实际上等于暴露了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一直以新基督徒的身份活动的四十多个家庭组成的一个秘密犹太社区。物质财富的吸引力产生了米拿现所有理性呼吁都难以达到的效果。在这份简短的请愿书中，他们要求保证他们居住地的安全，允许他们拥有一块土地作为墓地，允许他们从事贸易和经营活动。

为了确保这些要求不会得到满足，一些鼓吹“恐犹症”的新的宣传册开始陆续出版，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罗斯（Alexander Ross）的《对犹太宗教的看法》（View of the Jewish Religion）。威廉•普林尼原来写作的《简短的抗议》，由于在第二版中增加了大量的有关“犹太罪行”和“反社会习俗”的条目，并反复为英格兰在13世纪最初的驱逐行为进行辩护，也变得不那么“简短”了。这轮新的趋势再加上此前国务委员会的报告中列举的各种对犹太偏见的锥心记忆，迫使米拿现不得不打破了以往尽量克制的习惯，于1656年4月间出版了他作为反击的著作《为犹太人辩护》，第一次对针对自己民族的所有最恶毒的诽谤，一一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意大利，莱奥内•莫迪纳出版了他早年受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委托写成的《希伯来人的仪式》（De Riti Ebraica），对犹太人的仪式、传统、习俗和信仰原则做了详细的解释，并由几乎与其同时代的拉比西门•卢扎托翻译成了英文。虽然米拿现在其著作中也提到过这两个人，但他显然把犹太历史上著名的阐释家弗拉维斯•约瑟福斯视为他真正的鼻祖，因为在《驳阿皮翁》（Against Apion）中，约瑟福斯早就极力驳斥过在罗马世界中流行一时的有关犹太人的贪得无厌和绑架儿童的种种诽谤和传说。因此，米拿现开篇就以冰冷的愤怒语气直接向那些正在继承和发扬中世纪有关“血祭诽谤”的谎言的人开火：

然后，他又用全部的耐心提醒那些基督徒读者，让他们仔细看一看传统典籍中对犹太人的禁令：“严禁犹太人以任何方式食用带血的食物……如果他们发现一个鸡蛋上有一点血迹，按照规定就应该把它扔掉。如果发现一片面包碰巧接触了牙齿上的血或沾有血迹，必须要撕掉并彻底清除这些血迹。”既然连这样的情况都有严格的规定，并且在《布就之席》中又做了详细的解释和指导，“那么在任何一个人（犹太人）的心目中，又怎么会认为他们会违规呢？”不仅如此，传统戒律中禁止杀戮的诫命“是一项道德命令。所以，犹太人不仅不会杀害他们生活其间的民族中的任何人，而且还要按照律法常怀感激之心地去爱他们”。米拿现宣称，在他居住的阿姆斯特丹，“我常常看到……更多的是友好的交往，兄弟般的情感交流，以及各种互敬互爱的感人场面。我至少有三次看到，当某个操佛兰芒语的基督徒掉进我们被称为‘弗莱堡’（Flemburg，即弗隆恩堡）的监禁区附近的运河里时，我们的族人往往第一个跳下去帮助他并把他救上来。”

然后，米拿现用同样的语气，引用了耶利米当年对以色列囚虏“要为把他们掳掠过来的城市的幸福祈祷”的忠告，每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代犹太人都应该以他们的以色列祖先为榜样，在他们的祈祷词中也能“祝福那些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保护的亲王和地方官员”。他还详细地叙述了“血祭诽谤”的起源和流传，以及犹太人眼下仍然必须面对的不公正迫害的全部历史。在1631年的里斯本，由于一座教堂丢失了一个银匣，于是有人非常随意地把手指指向了“我们民族中的一个年轻人（应该是一个‘皈依者’）”，他的名字叫西玛奥•皮雷斯•索利斯（Simao Pires Solis），他当时恰好从离教堂不远处走过，要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夫人。

米拿现先是严厉谴责，然后又耐心解释，其主旨都是围绕着犹太教的基本原则，希望能够借此唤起新教统治下的英格兰的同情之心。犹太人是第一个废除偶像崇拜的民族，他们在这方面的规定是如此严格，如果一个犹太人要经过一座外面立着塑像的教堂，而当时恰好有一根刺扎进了他的脚心，他们也不会弯下腰把刺拔出来，以免被人以为他在向塑像的偶像鞠躬。而在亚洲，按照那里的传统，臣民在接受国王的命令时要亲吻他们这位大恩人的画像。

米拿现重申，犹太人为所有的人祈祷，尽管埃及人曾经沉重地压迫以色列人，但也不应该仇恨他们，因为经书上说，“你在他的土地上曾经是陌生人”。在商业活动中，他们被要求公平地与非犹太人打交道，因为诫命告诉他们，永远也不要欺骗或虐待任何一个和他们做买卖的人。同样，他们也不会冒犯自己生活其间的东道主民族的信仰，更不会企图让他们改变信仰。

在《为犹太人辩论》一书的最后，像所有愿意肃清那些无端加在他的民族身上，并且由于轻信而一代代传下来的诽谤和诬蔑的人一样，米拿现满怀希望：如果能理性地考虑问题，那么这些仇恨就会烟消云散，而犹太人也将被看成是完全与其他人一样的男人和女人，并且他们除了古老而持久的信念，他们还有坚定的信仰和独特而残酷的苦难经历。如果事实和真相能战胜谎言和诽谤，那么仁慈的公正必将得到实现，同时也给这些犹太人一个喘息的机会，一旦政府的行为让他们感到绝望，他们现在也可以离开，去意大利和日内瓦。“在此，我谨向最高贵的英格兰人民做出如上最谦卑的请求，希望他们能公正地、不带任何偏见和不带任何情绪地看一下我所提出的论据，并以他们的优雅和仁慈认真考虑我的请求。”

当然，米拿现这次最后的厉声呼喊，还不能完全等同于运用理性和真实历史来推翻反犹主义理论的第一次高贵尝试。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一项对罗伯斯请愿书的有利裁决充分体现了米拿现要求的公正：全部归还他被扣押的货船和财产。对这一裁决，克伦威尔仍然没有发表任何决定性的意见。随后便传来了一系列的好消息。1657年，犹太人在伦敦东区的麦尔安德（Mile End）一带买下了一块土地作为第一块墓地，并且现在这块墓地就坐落在麦尔安德路上的玛丽女王学院的校园里。但这块墓地当时并没有立即开放，所以米拿现当年去世的儿子撒母耳（这对他的父亲无疑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没能埋在这块墓地里。撒母耳生前一直希望能埋在自己的故乡荷兰。于是，他悲痛欲绝的父亲——他虽然取得了某种胜利，但不是他所热切渴望的那种伟大的原则性的胜利——带着孩子的遗体回到了泽兰省的米德尔堡，而他在两年前离开这里时曾怀着多么大的希望！他安葬了撒母耳，两个月后，早已感到生无所求的米拿现去世了。他的遗体被送进了奥德克尔克的“生命之家”墓地，并安葬在他的父亲身边。

与此同时，英格兰同样也变成了一个花园，而犹太人也可以在这个花园栽一些花花草草。尽管事实如此，但那些冷酷的“恐犹症患者”，仍然在跃跃欲试地想要推翻允许犹太人在伦敦居住这一既成事实。克伦威尔刚刚去世，针对这一事实的请愿书便送到了他的儿子和继任者理查（Richard）的案头。在摄政体制被复辟的君主制取代之后，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反转，各方代表对查理二世（Charles Ⅱ）进行逼宫，要求废除弑君的一代篡位者曾经颁布的法令。但国王似乎不为所动。有一段时间，英格兰甚至出现了英联邦犹太人，而查理也得到了海牙保皇派犹太人的支持。这些支持者始终坚持说（也可能是真心话），他们从来也不赞成米拿现对克伦威尔的做法。查利二世不仅没有对“恐犹症患者”的请愿书做出任何回应，反而坚持早年的决定，甚至还增加了为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提供正式保护的条款。不久之后，一直对犹太人怀有敌意的伦敦城社区正式宣布，犹太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不是一个没有用处的累赘——米拿现的预言实现了。米拿现的外甥所罗门•托尔米多成为进入皇家交易所的第一个犹太经纪人。安东尼奥•卡瓦雅尔在克里教堂（Creechurch）胡同租用的房子，曾经是塞法迪犹太人私下举行祈祷仪式的场所，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正规的犹太会堂；而当另一座更大规模的会堂于1701年在贝维斯•马克斯（Bevis Marks）建成之后，原来老会堂里的那些窄条橡木凳也被搬了过来，好让人们以虔诚之心怀念一个犹太社区如何返回伦敦的艰苦岁月。现在，每当我坐在这些凳子上，就会想起米拿现，想起他辛酸而又慷慨的乐观主义精神，还有他那张纯净而理性的愤怒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