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性犹太史的丰碑式作品，萨罗·巴伦（Salo Baron）的18卷本《犹太人的社会与宗教史》第2版（纽约，1952—1983年）无疑是无与伦比的。体量略小但学术分量颇重的霍华德·萨查尔（Howard Sachar）的17卷本《犹太史教程》（纽约，1958年）虽然采用的是考古学分期方式，但仍然值得一读。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犹太史》（伦敦/纽约，1987年）则是一本杰出的单卷本入门读物。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的《居无定所：犹太人类学》是一个风格独特、最具刺激性的综述性文本，而研究中世纪希伯来诗歌的伟大学者雷蒙德·施恩德林（Raymond P. Scheindlin）的《简明犹太民族史：从传奇时代到现代国家》（纽约，2000年）一书就简练而言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摩西·罗斯曼（Moshe Rosman）的《犹太史的犹太性》（波特兰，2007年）是一部记述犹太史学发展过程的杰作。关于犹太史的最新的、更具文化包容特色的著作（拙著从中受益良多）当属大卫·比亚尔（David Biale）主编的《犹太人的文化：最新历史读本》（伯克利/洛杉矶，2002年），这是一本特殊的学术性与解读性文选，其中的所有文章均为上乘之作。关于这一时期更珍贵的原始资料，可参见弗朗斯·科布勒（Frans Kobler）主编的《历代犹太人书信集：从〈圣经〉时代到18世纪中期》第1卷（纽约，1952年）。
象岛“犹太军人”世界
主要参见比撒列·波滕（Bezalel Porten）《象岛档案：一个古老犹太军事群落的生活》（伯克利，1996年）和《象岛莎草纸（英语译文）：跨文化延续与演变三千年》（莱顿/纽约/科隆，1996年）；约瑟·莫德采耶夫斯基（Joseph Meleze Modrzejewski）《埃及犹太人：从拉美西斯二世到皇帝哈德良》（费城，1995年）；詹姆斯·林登伯格（James M. Lindenberger）《古阿拉米和希伯来文字》（亚特兰大，2003年）。另可参见（尽管与波滕的学术版本观点不尽一致）鲍罗斯·阿雅德·阿雅德（Boulos Ayad Ayad）《古埃及的犹太—阿拉米社区》（开罗，1976年）。
《圣经》的起源与以色列宗教的演变
目前已有大量的最新学术文献出版，在碑铭学领域和铭文方面尤其丰富。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的《〈圣经〉：人物传记》仍然是一本有关“记述文字猜想”（即19世纪兴起的《圣经》语文学历史化研究）的杰出而简明的入门书。关于“历史书卷”的深入解读，可参见萨拉·雅费特（Sara Japhet）《从巴比伦河谷到犹地亚高原》（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0年）和《〈历代志〉中的理念》（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2年）。关于以色列宗教在迦南异教文化中的起源，可参见弗兰克·克罗斯（Frank Moore Cross）的经典著作《迦南神话与以色列史诗：以色列宗教史文集》（剑桥，1973年）和《从史诗到经文：古以色列的历史与文学》（巴尔的摩，1998年）。另参见米切尔·库根（Michael Coogan）《〈旧约〉：〈圣经〉历史与文学引论》（纽约/伦敦，2011年）。关于《圣经》最古老的形式，可参见斯蒂文·魏茨曼（Steven Weitzman）《诗歌与故事：古以色列文学传统的历史》（布卢明顿，印第安纳，1997 年）。关于一神教从多神教和多级神教（信奉按级别排列的多个神）中缓慢、不断变化和不稳定的形成过程，可参见约翰·代伊（John Day）《耶和华与迦南的男神和女神》（谢菲尔德，2000年）；巴鲁赫·哈尔彭（Baruch Halpern）《最早的历史学家》（旧金山，1998年）；克利斯托夫·德·哈梅尔（Christopher de Hamel）《书卷：〈圣经〉的历史》（伦敦，2001年）；理查德·赫斯（Richard S. Hess）《以色列人的宗教：考古学与〈圣经〉综述》（大激流城，密歇根，2007年）；罗伯特·川岛（Robert S. Kawashima）《狂想诗的死灭》（布卢明顿，印第安纳，2004年）；克利斯托夫·罗尔斯顿（Christopher Rollston）《古以色列世界的作品及其文学性：来自铁器时代的碑铭证据》（亚特兰大，2010年）；罗恩·泰比（Ron E. Tappy）和凯尔·麦卡特（P. Kyle McCarter）编《识字文化运动与10世纪的迦南人：特拉扎伊字母表》（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8年）；塞特·桑德斯（Seth Sanders）《希伯来“字符”的发明》（乌尔班纳，伊利诺伊，2009年）；施尼德温德（W. M. Schniedwind）《〈圣经〉如何变为一本书：古以色列的文本化风尚》（剑桥，2004年）；马克·史密斯（Mark S. Smith）《〈圣经〉一神教的起源：以色列的多神崇拜背景和乌加里特文本》（牛津，2001年）和《上帝的早期历史》（大激流城，密歇根，2002年）；弗朗西斯卡·斯塔夫罗克鲍鲁（Francesca Stavrokpoulou）和约翰·巴顿（John Barton）编《古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宗教多样性》（伦敦，2010年）；卡莱尔·范·德·图恩（Karel van der Toorn）《文士文化与希伯来〈圣经〉的形成》（剑桥，2007年）和《形象与书卷：偶像崇拜、无偶像崇拜以及书卷宗教在以色列和古代近东地区的兴起》（鲁汶，2006年）；苏珊·尼迪奇（Susan Niditch）《口传与书写：古以色列文学》（路易斯维尔，肯塔基，1996年）。
《圣经》时期考古学
关于最早的历史年代，阿米哈伊·马扎尔（Amihai Mazar）的《〈圣经〉本土考古学：引论（公元前10000—前586年）》（纽约，1990 年）是一本相当不错、相对均衡但又具有批评性的介绍性指南，其中对出土文物与铭文解读的最新进展也作了概括性综述。另参见他与“考古极简派”泰斗以色列·芬克尔斯坦（Israel Fenkelstein）合著的《历史上的以色列探源》（莱顿/波士顿，2007 年）和芬克尔斯坦本人的《大卫和所罗门：追寻〈圣经〉中的神圣国王与西方传统的根源》（纽约，2006年）等大量著述，以及他与尼尔·西尔伯曼（Neil Asher Silberman）合著的《〈圣经〉揭秘：古以色列及其神圣文本起源的考古学新视野》（伦敦/纽约，2001年）。威廉·德弗尔（William G. Dever）原来也是“考古极简派”成员之一，后来在一系列激进的重新阐述中转向了一种更为灵活的立场，关于其立场的激烈转变，可参见其《历史上的〈圣经〉考古学与未来：一种新实用主义范式》（伦敦，
2010年）；关于其早期的立场，参见其《神圣的时间，神圣的地点：考古学与以色列宗教》（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2年），《谁是早期的以色列人？他们来自何处？》（大激流城，密歇根，2003年）以及《上帝有妻子吗？》（大激流城，密歇根，2005年）。关于重要的最新研究进展，可参见阿萨夫·亚苏尔-朗道（Assaf Yasur-Landau）、詹尼·埃贝林（Jennie R. Ebeling）和劳拉·马佐夫（Laura B. Mazow）《古以色列及其周边的家居考古》（莱顿/波士顿，2011年）。关于以拉要塞重要发掘成果的全面记述，可参见约瑟·加芬克尔（Yosef Garfinkel）、萨尔·加诺尔（Saar Ganor）和米切尔·哈塞尔（Michael Hassel）《追寻大卫王的足迹》（特拉维夫，2012年）。
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犹太教的发展及其与古典文化的关系
在犹太教发展史方面，伟大的现代权威学者当属沙耶·柯恩（Shaye Cohen），可参见他的重要文集《从〈马加比书〉到〈密释纳〉》（费城，1987年），以及《犹太性的开端：局限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99年）。另参见雅各·纽斯内尔（Jacob Neusner）《从政治到虔诚：法利赛犹太教的兴起》（英格伍德，新泽西，1973年），《约哈南·本·撒该生平》（莱顿，1970年）和《危机中的公元1世纪犹太教：约哈南·本·撒该与〈托拉〉的复兴》（重印本，2006年）。关于《圣经》收录律法条文的截止时间，可参见詹姆斯·库格尔（James Kugel）的权威著作《传统与〈圣经〉：公元纪年开始时的〈圣经〉导读》（剑桥，1998年）。另参见米切尔·斯通（Michael E. Stone）《经文、教派与想象力：从以斯拉到犹太起义时期的犹太教概述》（费城，1980年）。考古学方面的最佳入门读本当属艾里克·梅耶斯（Eric M. Meyers）和马克·乔叟（Mark A. Chauncey）《从亚历山大到康斯坦丁：〈圣经〉本土考古学》（纽黑文，2012年）和《考古学：拉比与早期基督教》（纳什维尔/阿宾顿，
1981年）。另参见以利亚斯·比克曼（Elias Bickerman）《希腊时代的犹太人》（剑桥，1988年），《马加比家族的上帝：马加比起义的意义与重要性》（伦敦，1979年）和《从以斯拉到最后的马加比家族成员》（纽约，1962年）；克里斯汀·海耶斯（Christine Hayes）《犹太教的发端：当代视角下的古典传统》（韦斯波特，康涅狄格，2007年）；艾里克·格伦（Erich S. Gruen）的大量著述，尤其是《文化遗产与希腊化运动：犹太传统的重新发现》（伯克利，1998年），《大流散：希腊人与罗马人中间的犹太人》（剑桥，2002年）和《对古代“另类”的重新思考》（普林斯顿，2011年）；李·列文（Lee I. Levine）《古代的犹太教与希腊化：冲突还是融合》（西雅图，1998年）；克利斯托夫·哈斯（Christopher Haas）《中古后期的亚历山大：地形与社会冲突》（巴尔的摩，1997年）；彼得·谢弗尔（Peter Schäfer）《犹太恐惧症：古代世界对犹太人的态度》（剑桥，2007年）和《希腊—罗马时期犹太人的历史》（伦敦，2003年）；萨拉·约翰逊（Sara Raup Johnson）《历史虚构与希腊化的犹太身份》（伯克利，2005年）；莫米格利亚诺（A. Momigliano）《论异教徒、犹太人与基督徒》（米德尔顿，康涅狄格，1987年）；维克多·柴利考尔（Victor Tcherikoer）《希腊化文明与犹太人》（费城，1959年）；约瑟·西弗斯（Joseph Sievers）《哈斯蒙尼王朝及其支持者：从玛塔西雅到约翰·胡肯奴之死》（亚特兰大，1990年）；斯蒂文·魏茨曼（Steven Weitzman）《在亵渎中生存：古代犹太人的文化坚守》（剑桥，2005年）；威廉·比勒（William Buehler）《前哈德良内战与社会争论：公元前76—公元40年的犹太社会》（巴塞尔，1974年）；但以理·哈灵顿（Daniel Harrington）《马加比起义：一场〈圣经〉革命的剖析》（维尔明顿，1988年）；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罗马与耶路撒冷：古代文明的碰撞》（伦敦，2007年）；苏珊·索里克（Susan Sorek）《犹太人抗击罗马统治》（伦敦/纽约，2008年）；沙耶·柯恩《约瑟福斯在加利利和罗马：人生简历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发迹史》（莱顿，1979 年）；约拿单·埃德蒙森（Jonathan Edmundson）编《弗拉维斯·约瑟福斯与罗马弗拉维王朝》（牛津，2005年）；弗雷德里克·拉斐尔（Frederick Raphael）《弗拉维斯·约瑟福斯生平与遗产》（伦敦，2013年）。
《死海古卷》研究
这方面的经典学术成果包括戈萨·韦尔梅斯（Geza Vermes）的《〈死海古卷〉全本引论》（明尼阿波利斯，2000年）和《〈死海古卷〉：库姆兰透视》（费城，1981年）。关于与其完全不同的观点，可参见诺曼·戈尔布（Norman Golb）《谁写下了〈死海古卷〉：库姆兰探秘》（纽约，1995年）。另参见弗朗克·克罗斯《库姆兰的古代图书馆》（明尼阿波利斯，1995年）；米切尔·斯通《古代犹太教：新视野与新观点》（大激流城，密歇根，2011年）；米切尔·怀斯（Michael Wise）、马丁·阿贝格（Martin Abegg）和爱德华·库克（Edward Cook）的力作《〈死海古卷〉新译》（旧金山，1996年）；彼得·弗林特（Peter W. Flint）和詹姆斯·范德卡姆（James VanderKam）《〈死海古卷〉发现五十年：全面评价》（莱顿，1997年）。关于耶路撒冷城本身，最新的优秀研究成果有：李·列文《耶路撒冷：第二圣殿时期城市画像》（费城，2002年）；西门·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耶路撒冷：怀旧之城》（剑桥，2010年）和《耶路撒冷圣殿》（伦敦，2004年）；重点参见西门·塞贝格-蒙特菲奥罗（Simon Sebag-Montefiore）《耶路撒冷纪事》（伦敦，2012年）。关于重新下葬的“遗骨匣”形制，可参见保罗·菲格拉斯（Pau Figueras）《装饰精美的犹太遗骨匣》（莱顿，1983年）；艾里克·梅耶斯《犹太遗骨匣：重葬与再生，古代近东地区形制的重葬仪式》（罗马，1971年）；雷切尔·哈奇利利（Rachel Hachlili）《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丧葬传统、习俗与礼仪》（莱顿，2005年）。
犹太人与早期基督教
这方面的优秀力作和解读当属但以理·鲍亚林（Daniel Boyarin）的《分界线：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费城，2007年）及其《一个激进的犹太人：保罗与身份政治》（伯克利，1994年）。关于两者生活方式的差别，可参见伟大的传统权威雅各·纽斯内尔的著作，特别是《犹太人与基督徒：共同传统之谜》（宾汉普顿，纽约，2001年）一书。关于其对立的观点，可参见海姆·马克比（Hyam Maccoby）《神话创造者：保罗与基督教的起源》（伦敦/纽约，1987年）。另参见彼得·谢弗尔《犹太人的耶稣：犹太教与基督教如何相互塑造》（普林斯顿，2012年）。关于“以便尼派”与犹太基督徒，可参见奥斯卡·斯卡索尼（Oskar Skarsaune）和雷达尔·哈瓦尔维克（Reidar Hvalvik）主编《早期信仰耶稣的犹太人》（皮博迪，麻省，2007年）；戈萨·韦尔梅斯《犹太人耶稣的宗教》（伦敦，1993年）。关于《密释纳》的形成与发展，可参见雅各·纽斯内尔为其杰作《〈密释纳〉新译》（纽黑文，1988年）所写的“导言”。关于拉比文化及其多重评注的根源与流变的有益阐释，可参见海姆·马克比《早期拉比著述》（剑桥，1988年）。关于《塔木德》的演变，可参见泰勒亚·菲什曼（Talya Fishman）《〈塔木德〉民族的形成：口传〈托拉〉与手写传统》（费城，2011年），以及夏洛特·冯拉伯特（Charlotte Elisheva Fonrabert）和马丁·雅菲（Martin S. Jaffee）主编的珍贵文献《剑桥版〈塔木德〉与拉比文献指南》（剑桥，2007年）。关于“奥古斯丁体制”，可参见保拉·弗雷德里克森的力作（Paula Fredericksen）《奥古斯丁与犹太人：一个为犹太人和犹太教辩护的基督徒》（纽约，2008年）。关于犹太宗教制度与仪式的演变，可参见李·列文丰碑式的必备读物《古代犹太会堂》（纽黑文，2005年）；菲利普·哈兰德（Philip A. Harland）《协会、会堂与会众》（奥格斯堡，2003年）；强烈建议参见巴鲁赫·伯克塞尔（Baruch Bokser）《逾越节家宴的起源：逾越节仪式与早期拉比犹太教》（伯克利，1984年）；列奥纳德·格里克（Leonard Glick）《在你的肉体上做记号：从古代犹地亚到现代美国的割礼仪式》（牛津，2005年）。关于牲祭的深刻含义，强烈建议参见大卫·比亚尔《血与信仰：在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传播的一个符号》（洛杉矶/伯克利，2007年）。
中世纪基督教欧洲与犹太人
关于这一时期犹太教的演变，可参见以法莲·康纳弗格尔（Ephraim Kanarfogel）《中世纪阿什肯纳兹的知识界与拉比文化》（底特律，2013年）；劳伦斯·法恩（Lawrence Fine）编《实践中的犹太教：从中世纪到现代早期》（普林斯顿，2001年）。在犹太—基督两教关系研究领域最多产的学者当属罗伯特·查赞（Robert Chazan），他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世纪欧洲的犹太生活的重新评价》中倡议对拉丁基督教欧洲的犹太生活的地点和经历重新作出相对均衡的、不要过分强调悲剧色彩的记述，他或许是想起了约书亚·特拉奇滕伯格（Joshua Trachtenberg）所著的尚值得一读的“恐犹症”史论《魔鬼与犹太人：中世纪犹太人的概念及其与现代反犹主义的关系》（纽黑文，1944年）。关于这种现象的相对明确的漫长发展历史，可参见罗伯特·韦斯特里奇（Robert Wistrich）《由来已久的仇恨：反犹主义与犹太身份》（伦敦，1991年）。另参见列奥纳德·格里克（Leonard Glick）《亚伯拉罕的后裔：中世纪犹太人与基督徒》（锡拉丘兹，1999年）。关于最新的丰富研究成果，可参见安娜·阿布拉菲亚（Anna Sapir Abulafia）《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关系（1000—1300年）》（伦敦/纽约，2011年）和《论争中的基督徒与犹太人：论争文献与西方反犹主义的兴起（1000—1150年）》（阿尔德肖特，1998年）。作为对比阅读，可参见大卫·尼伦伯格（David Nirenberg）《充满暴力的社区：中世纪对少数民族的迫害》（普林斯顿，1996年）。另参见肯尼斯·斯托（Kenneth Stow）《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与犹太人：冲突与回应》（阿尔德肖特/伯尔林顿，佛蒙特，2007 年）中引用的原本。关于不可避免的悲剧时代，可参见罗伯特·查赞《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与犹太人》（伯克利，1996年），《上帝、人性与历史：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希伯来文叙事》（伯克利，2000年），以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欧洲犹太社区》（伯克利，1987年）。关于这类叙事的原本，可参见什洛莫·艾德尔伯格（Shlomo Eidelberg）选编的《犹太人与十字军：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的希伯来文记事》（麦迪逊，威斯康星，1977年）。关于文献与经历中最悲惨的描述，可参见耶利米·柯恩（Jeremy Cohen）《圣化上帝之名：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犹太殉难者与犹太记忆》（费城，2004年）；另参见他的《充满生命力的律法字符：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犹太人的理念》（伯克利，1999年）。关于沃尔姆斯的情况，可参见尼尔斯·罗伊默（Nils Roehmer）震撼人心的历史读本《德国城市，犹太记忆：沃尔姆斯的故事》（沃尔瑟姆，麻省，2010年）。关于以利亚撒和祭司们，可参见伊万·马库斯（Ivan Marcus）《虔诚与社会：中世纪德国的犹太虔诚派》（莱顿，1997年）；关于法国的情况，可参见苏珊·艾因宾德（Susan Einbinder）的著述，尤其是《美丽的死亡：中世纪法国的犹太诗歌与殉教传统》（普林斯顿，2002年）。关于中世纪英格兰的情况，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所著《英格兰犹太人的历史》（伦敦，1964年）值得一读，但伟大的综述性著作当属安东尼·儒略（Anthony Julius）的《大流散的磨难：英格兰反犹主义史》（牛津，2010年）。关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令人沮丧的“恐犹症”之谜的精彩论述，可参见米利·鲁宾（Miri Rubin）《外邦人的传说：叙事中对中世纪晚期犹太人的攻击》（费城，1999年）；安东尼·贝尔（Anthony Bale）《逃离迫害：基督徒、犹太人与中世纪暴力对象》（伦敦，2012年）。关于文学原型，可参见玛丽安·克鲁梅尔（Marianne Ara Krummel）《中世纪英格兰手工艺术中的犹太性》（纽约，2011年）。关于社会和经济史，可参见苏珊尼·巴特莱特（Suzanne Bartlet）《温彻斯特的利科里西亚》（伦敦，
2009年）；罗宾·蒙迪尔（Robin Mundill）《英格兰的犹太人解决方案：试验与驱逐（1262—1290年）》（剑桥，1998年）和《国王的犹太人：金钱、屠杀与中世纪英格兰的“出埃及”》（伦敦，2010年）。关于犹太女人与家庭的历史，可参见伊利舍瓦·鲍姆加顿（Elisheva Baumgarten）《母亲与孩子：中世纪欧洲的犹太家庭生活》（普林斯顿，2004年）；西姆哈·格尔丁（Simha Goldin）《中世纪欧洲的犹太女人：一场悄悄的革命》（曼彻斯特，2011年）；亚伯拉罕·格罗斯曼（Avraham Grossman）《虔诚与反叛：中世纪欧洲的犹太女人》（沃尔瑟姆，麻省，2004年）；苏珊·格罗斯曼（Susan Grossman）和利弗卡·豪特（Rivka Haut）编著《国王的女儿：女人与会堂——历史、“哈拉哈”与当代现实》（耶路撒冷/费城，1992年）；伊万·马库斯《童年礼仪》（纽黑文，1996年）。
犹太艺术、建筑与手稿装帧
在大量有关这一领域的非凡研究成果中，最激动人心的阐释者当属马克·爱泼斯坦（Marc Michael Epstein），其成就主要见于《中世纪犹太艺术和文学中的颠覆之梦》（尤尼弗西蒂帕克，宾夕法尼亚，1997 年）和《中世纪“哈嘎嗒”：艺术、叙事与宗教想象》（纽黑文/伦敦，2013年）。另参见凯特林·考格曼-阿佩尔（Katrin Kogman-Appel）《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犹太书籍装帧艺术：中世纪西班牙的希伯来〈圣经〉装饰》（莱顿/波士顿，2004年），以及她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著述《沃尔姆斯的祈祷书：一个中世纪犹太社区的艺术与宗教》（剑桥，2012年）。关于按主题分类所作的全面论述，可参见特蕾西和门德尔·梅茨格（Thérèse and Mendel Metzger）《中世纪的犹太生活：13世纪至16世纪的希伯来绘图手稿》（纽约/弗里堡，1982年）。另外还有一些颇有意趣的文章，可参见皮埃特·范·博克塞尔（Piet van Boxell）和萨宾·阿尔恩特（Sabine Arndt）编《跨越疆界：作为文化碰撞发生地的希伯来文手稿》（牛津，2009年）；维维安·曼（Vivian B. Mann）、托马斯·格里克（Thomas F. Glick）和杰里林·多兹（Jerillyn Dodds）编《和谐共存：中世纪西班牙的犹太人、穆斯林与基督徒》（纽约，1992年）。关于大不列颠博物馆藏品的目录顺序，可参见比撒列·纳基斯（Bezalel Narkiss）和柴里科夫（A. Tcherikover）《英属岛屿上的希伯来绘图手稿：西班牙文与葡萄牙文手稿》（耶路撒冷/牛津，1982年）。关于建筑风格，可参见克林斯基（C. H. Krinsky）《欧洲犹太会堂：建筑、历史及其意义》（纽约/剑桥，1985年）。
发生于西班牙的论争、迫害与驱逐
关于基督教神学与布道词中最邪恶的指责，可参见耶利米·柯恩《行乞修士与犹太人：中世纪反犹主义的演变》（伊萨卡，1992年）；海姆·马克比（Hyam Maccoby）《犹太教审判：中世纪犹太—基督两教大论争》（波特兰/伊萨卡，1982年）；罗伯特·查赞《〈塔木德〉审判：巴黎1240》（多伦多，2012年）。另参见本兹恩·内塔尼亚胡（Benzion Netanyahu）至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力作
《15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制度的起源》（纽约，1995年）。关于西班牙犹太人最后命运的经典记述，可参见伊扎克·贝尔（Yitzhak Baer）《基督教西班牙犹太人的历史》（费城，1982年），但塞西尔·罗斯《“皈依者”、宗教裁判所与西班牙对犹太人的驱逐》（伦敦/麦迪逊，1995年）依然具有一定的分量，可参见亨利·卡门（Henry Kamen）《西班牙宗教裁判制度：一种历史修正》（纽黑文，1997年）。伊尔米亚胡·约维尔（Yirmiyahu Yovel）在《另类的“marrano”：分裂的身份与初始的现代性》（普林斯顿/牛津，2009年）一书中以不断挑战的精神对大驱逐的背景与后果作了大量的研究和丰富的记述；另参见伊扎克·贝尔最具影响力的学生哈伊姆·贝纳特（Haim Beinart）所著的《西班牙驱逐犹太人》，杰弗里·格林（Jeffrey M. Green）译（牛津/波特兰，2002年）。关于葡萄牙恐怖事件的不断升级，目前有一本动人心弦的力作，就是弗朗索瓦·索耶尔（François Soyer）的《葡萄牙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迫害：曼努埃尔一世与宗教宽容的终结（1496—1497年）》（莱顿/波士顿，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