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ile from Exile
Ⅰ 世界好大！
当“智者”查理（Charles the Wise）左胳膊上的疥疮不再流脓并且开始结痂时，这位法国国王知道他的末日或许已经不远了。许多年前，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被从遥远的布拉格请了过来，为国王治疗神秘的疥疮。这位医生宣布，即使疥疮不再流脓，他也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安排后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多年之后，虽然国王一直在为夺回被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占领的领土而顽强作战，他上臂护甲下面那种难熬的疼痛竟然奇迹般地慢慢消失了。然而，正当这位国王觉得自己一生的使命即将完成时，命运的阴霾却不公正地降临了，这很可能是他不得不长期服用砒霜所造成的恶果。这位“智者”并不是没有敌人。
在这位国王于1380年9月30日去世并把王国留给他11岁的儿子［像“疯子”查理（Charles the Mad）一样，他几乎失去了他的父亲夺回来的所有领土］之前，他的确做了一件还算聪明的事。大约在1375年，查理向阿拉贡国王“尚礼者”皮雷（Pere the Ceremonious）的宫廷派出了一位使者，指令他向马略卡岛帕尔马（Palma de Mallorca）的犹太人索要一件“世界衣”（mappae mundi），那里的犹太人以擅长这种工艺而名噪一时。这种伟大的制作工艺当时已经十分成熟，因为这张 “加泰罗尼亚海图” 注238 曾于1380年11月与其他917件工艺品一起被宫廷图书馆记载于收藏目录中，所以，很可能这位病入膏肓的国王从未见到过这种用6片对开的牛皮制作的工艺品。这张牛皮上绘制了当时全部已知世界的版图——从西面的加纳利群岛［海图上标注为“野狗”（canes），听起来似乎火山群之间回响着野狗的吠叫声］，到最东面远至 契丹 注239 的深海列岛［据说马可·波罗曾经数过，有多达7000个岛屿］以及特拉帕尼（Trapani）附近的水面（那里的土著仍然吃生鱼、喝海水）。然而，就是这样一张可以折叠的绘有图案的牛皮——上面标有加泰罗尼亚文字和海上季风的方向，泛着或金色或银色、或朱红或暗绿的辉光，并将 黄道十二宫 注240 人格化，形象生动，美轮美奂——反而受到这位年少的国王即查理六世那些叔叔、伯伯的追捧。他们想把这件“宝物”献给他，或许这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也很想将它据为己有。
这种出自马略卡岛的海图本来是放在船长舵舱的桌子上，以便使船长根据第一手海情资料精确地确定危险的暗礁和海岸、适合抛锚的避风港和千变万化的海峡的细节。尽管这张“加泰罗尼亚海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仍然可以看到这件“宝物”）是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并且是作为献给王室的礼物绘制的，但它就像我们平日看到的东西一样平常，然而，这位年少的国王以及他上一辈的监护人和宫廷图书馆馆长可以围着它转整整一圈，似乎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一年后的1381年，阿拉贡亲王胡安命令“一位被称为‘世界衣’和罗盘制作大师的犹太人（jueu）”专门制作了另一张这样的海图，作为礼物献给查理六世，以期在阿拉贡和法国之间建立起同盟关系。
这位犹太人名叫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Cresques Abraham）。要制作一张比以前的作品更壮观、信息量更大的海图，他和他的儿子雅弗达（Jafuda）要花几年的时间。从技术上讲，相对于这种工艺的发明者，克莱斯卡斯不能算是海图制作者，他实际上只是加泰罗尼亚的一个罗盘装配工（brujulero），即制造罗盘并装饰外壳，以便内部固定在软木上的磁针可以自由摆动从而指示方向。在当时，这种制作工种之间的界限远比最近某些学者所作的划分更模糊，所以这位亲王所安排的任务毫无疑问是由克莱斯卡斯和他的儿子（他甚至被国王皮雷授予“宫廷近臣”的特殊荣誉）完成的，即他们是整个工艺品的制作者。
在他们构思、绘制和装饰的过程中，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宛如在天上与天使们站在一起。他们占据了整个苍穹——正如托勒密所说，方圆达18万 斯塔底 注241 （stadium） 即24000英里——他们瞪大了双眼，举起灵巧的双手，俯瞰着波光粼粼的蔚蓝色的大海，曲折蜿蜒的海岸，荒凉而陡峭的旷野，高高耸立的山峰，甚至能看清爱尔兰的沼泽，一丛丛小草从泥土中绽出新芽。然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停止了这项全能的上帝才能做的工作，因为上帝禁止冒犯他无限的独创性。
虽然被从自己的领地上无情地驱逐出去，谁又能像那些不停地流浪并逃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犹太人那样占领了整个地球呢？在可汗保护下的契丹，在赤日炎炎的努比亚，在德里国王炫耀自己有几百头大象的印度王国，在马拉巴尔海岸和马格里布地区，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犹太人。正是在离菲斯城不远的地方，克莱斯卡斯设计出了六角星形的大卫盾，这在过去的世界地图上从未见过。在“加泰罗尼亚海图”上，那个在一个世纪前的埃布斯多夫（Ebsdorf）和赫里福德（Hereford）地图上，高高地站在地球顶上的耶稣基督彻底消失了。这种替代的确令人震惊，因为在远东地区、在歌革（Gog）和玛各（Magog）邻近地区，有人把这位高高在上的人物想象为天堂中的基督，有人甚至不切实际地认为其是反基督的形象，但他的王冠和大胡子表明，他更像是大卫——手里握着植物枝叶从他即救世主的“茎秆”上伸出，非常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犹太—基督的混合形象。在西奈山上的修道院的原址上，虽然恭敬地雕刻着“圣凯瑟琳”的门匾，但同时也标明这是“摩西授予律法”的地方。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红海的西北海面被一条窄窄的白线一分为二，当地传说这就是“以色列的子孙”（这是非犹太人不常用的一个词语）走过的道路。
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的海图是为了那些地位显赫的人准备的，所以他们还要尽量让这些人能看得懂。这张海图没有过多地标注地中海和欧洲各国海岸的地形和海面细节，而是加上了许多沿岸管辖着各自领地的国王和王后的形象。其中最令人惊异的是非洲几内亚国王“穆萨·马里”（Mussa Melli），而真正的穆萨的确曾在14世纪早期统治过马里王国，即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之间的狭长领土。由于他的王国位于黄金运输线的要冲，其地位是如此重要，他甚至诱使伊比利亚半岛各个王国的船队沿西海岸面下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位“穆萨·马里”身穿精美的绿色细布长袍，留着大胡子，赤着双脚，头戴金冠，稳稳地坐在他的宝座上，手里举着用这种宝贵的金属制成的一个大盘子，就好像他手中掌握着金灿灿的太阳。在西北方稍远一些的地方，有一个面色苍白的 图阿雷格人 注242 （Tuareg） 正在一片绿洲上的黑色帐篷前把连枷装上骆驼。即使在当时，马略卡那些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就已经知道，白人和黑人、捕奴者和贩奴者之间在撒哈拉南面的赤道附近自古以来就常年处于敌对状态，因为许多犹太人本身就是从马格里布地区和阿特拉斯山区迁移过来的。
因为这样的“世界衣”记载的是最新的历史和地理信息，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就为贾米·费雷尔（Jaume Ferrer）船长制作了一件，于是他于1346年驾驶一条单桅、横帆的单层帆船（通常用于运送马匹）沿非洲西岸南下，直达传说中的奥尔金河（Rio d’Oro）河口。这个地方被发现后，后来欧洲人纷纷深入“黄金王国”腹地寻找金矿。按照克莱斯卡斯的海图，费雷尔后面的航线应该折向西南，这样可能使他能够满载财富连同或许是真正的塞内加尔河或冈比亚河的信息成功返航。据说，刚刚征服马略卡岛的阿拉贡国王曾企图对加纳利群岛发动圣战，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完成对穆斯林控制下的本土进行传教和掠夺的双重使命。但是，费雷尔恐怕永远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插在他驾驶的小帆船的圆形船尾上的阿拉贡信号旗最终飘落在深海之中。当时的阿拉贡国王正沉迷于海上扩张，试图建立一个从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直到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的跨地中海王国。对法国人来说这不过是在吹牛，一个小小的帝国竟如此贪婪，据说就连海里的鱼也在戏弄阿拉贡人插在船尾的金红色旗杆。
对于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的精神世界来说，永远不会是固定不变的。海图本身需要变化，大地充满了生机，而人是活的，他们可以不受边界的约束，即使是骑着一头慢腾腾的骆驼，或驾驶一条小船穿过波斯湾，他们是自由的。在他们去忽必烈大汗的契丹首都“汗八里”（Chanbaleth）——方圆24英里，四周有坚固的城墙——的路上，马可·波罗的商队穿越高加索高原进入了亚细亚的腹地，他们绕过崇山峻岭，走的应该就是“丝绸之路”。前面是驼队，然后是步兵组成的卫队，最后才是随行的团队，而满脸胡须的波罗就走在他们前面，不时地和一个面无表情的鞑靼人说笑着。一个同伴由于坐在马鞍上打盹儿不小心摔了下来，正如克莱斯卡斯所提醒的那样，他应该是被深夜出来活动的恶灵附体了。
犹太人的身影以不同的方式在路上移动着，他们转向东南进入下多瑙河地区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向北进入了波洛尼亚、俄罗斯，以及荒凉而多山的“阿察尼亚”（即奥克尼群岛）——那里一年里有半年黑夜，另半年也只能靠灯照明过夜。在“启明者”灵巧的双手引领下，犹太人继续向南迁移，溯尼罗河（正如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的那样，尼罗河在苏丹西部急剧抬升）而上，进入基督徒和“撒拉森人”（海图上标注穆斯林时所用的名称）一直在争战的埃塞俄比亚，然后乘船跨过波斯湾（那里的当地人习惯于光着身子潜水寻找珍珠），继续向东深入内地的荒漠之中。他们发现那里寻找钻石的方式十分奇特，人们把鲜肉撒在山顶上，等着嘴里含着钻石的野禽把鲜肉叼起来，当这些食物从嘴里往下咽时，它们就会大方地把钻石吐出来。
传说和事实、痛苦的传闻和难以抑制的幻想、新的发现和古老的传统，所有这一切在不断移动的拥挤的人流中相互碰撞，激发出精神的火花。从这种意义上说，“加泰罗尼亚海图”无疑是《塔木德》中“哈嘎嗒”内容一个投影：一种奇特的传播知识、获得智慧的闲聊式对话，只不过没有权威主持人的裁判，而相互打断的声音换成了突然改变的风向和不断晃动的罗盘罢了。
这个罗盘历史上第一次被描画在“世界衣”上：表示风向的玫瑰形图案在西面充满诱惑的海洋边缘绽放开来，条季风线沿着8个主要方向投射，不需要任何磁力作用，仅仅借助好奇和热情这两种精神力量就可以改变世界。耶路撒冷仍然居于世界的中心，各处圣墓的所在地被犹太绘图员小心翼翼地为他们的基督徒赞助人标注出来，因为这里本来应该是另一处教堂所在地，但当时在“撒拉森人”的监管下显然已经无法补救。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事实充分体现了骑士身负圣战使命的力量，这种力量仍然没有从基督徒的想象中消失，尤其是在西班牙，因为那里除了格拉纳达（Granada）这块飞地，已经再也找不到伊斯兰教的痕迹。然而在其他的海图上，整个黎凡特地区（Levant）都标示着一个个十字架，但在“加泰罗尼亚海图”上，在右端却标示着一个风格特别的图案，有些人或许想象力过于丰富，他们认为这个图案很像是一个七枝烛台。
这种想象力是全方位的，总会伴随着突然出现的机会向某个方向宣泄出来。对于克莱斯卡斯一家来说，无论他们是否仅仅靠“心灵之眼”和阅读马可·波罗充满想象力的游记而周游过世界，他们的海图都代表着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自由精神，因为恰恰在那段时间时，帕尔马的大多数犹太人都不得不居住在专门为他们划出的街区——“暂住区”（Call）。这个词并不是西班牙语中“大街”（calle）一词的缩略，而是希伯来语中“社区”（kahal）一词的变体。更重要的是，这张海图是绘制者对不同人种的好奇心的一次真实记录，其读者对象并不限于犹太人（这一点已经为波罗的旅行生涯和游记所证明）。它出人意料地消除了主张圣战者头脑中对于基督教统一王国的幻想，使他们卸下了渴望在“基督再临”时全世界皈依基督教的沉重负担。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每一个地方都有犹太人。尽管许多犹太人是13世纪随着他们的基督徒征服者一起来到马略卡岛的，但严格说来，他们对于主人的最大价值是能够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起着一种中介作用。他们说的和读的都是阿拉伯语，把具有阿拉伯文化色彩的天文学、医学和哲学带给了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与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和埃及各种不同的势力与港口通商做生意。犹太人是不允许拥有自己的运输工具的，但是独立的马略卡国王以及后来的阿拉贡统治者命令那些基督徒船主接受从穆斯林土地上发来的货物，并由犹太人用船运送的货物。在马略卡岛的居民中，只有犹太人能够跨越地中海地区不同语言、宗教和习俗的边界自由旅行（尽管不一定是安全的）。港口分布最密、海上信息最多的地中海海岸线上留下了犹太人来来去去的足迹，他们甚至穿过爱琴海，或者更冒险地进入了大西洋中的那些小岛。在几内亚长长的海岸线以西，星罗棋布的岛屿向他们伸出了欢迎的双臂（虽然不知道其确切位置）——马德拉群岛、加纳利群岛，还有一些岛屿的名字不仅标在了海图上，而且其怪异的名字恐怕让人永远无法忘记：卡普拉拉（Caprara），意为“山羊岛”；布拉吉尔（Brazil），意为“火焰岛”；科尔沃（Corvo），意为“乌鸦岛”。
马略卡岛本身或许并不是一个“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其实是许多犹太家庭的一个流放地，他们被流放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他们有些人或许在13世纪随着基督徒重新征服的大军从北非地区和西班牙的其他地方来到这里，不光在帕尔马，而且在岛中央的印加（Inca）和锡内乌（Sineu）、东北角的阿尔库迪亚（Alcudia）、西北角的索列尔（Soller）定居下来。5在所有这些地方，像在基督教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犹太人通常居住在城堡和教堂附近，其中有些等级较高的教堂可以管辖群山之间的多个马略卡城镇。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些管理机构和犹太生活之间完全有可能和睦相处。基督教会和王朝当局（这里曾一度是一个独立的公国，1343年之后才成为阿拉贡王朝的一个行省）都承诺保证犹太人的安全，但同时也劝告他们不要再盲目地追随他们的宗教，因为如果他们皈依基督教，就会享受到王朝当局平日提供的种种福利。因为地中海地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教会和王室常常会突然需要大笔的金钱，而犹太人正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但是，这里也经常发生（尤其是在马略卡国王统治时期）可怕的暴乱，其后果往往是犹太人的财产甚至当地的会堂被当局没收。但过后不久，时局又会恢复到一种社会互惠的平衡状态。
在阿拉贡国王皮雷（佩德罗）四世的统治下，马略卡岛的犹太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仇恨和盲信的风暴，他们只是有时会听到其他地方远远传来排犹的“滚雷声”。当地的王室明确禁止传教的行乞修士进入犹太会堂，不得强迫犹太人听他们布道。通过穿衣戴帽区分人种的屈辱似乎已经与他们无缘。犹太人在安息日和重要节期举行集会不会遭到逮捕，并且在基督教的法庭上作证时，犹太人可以手抚“十诫”发誓。犹太人的大部分事务均由他们的自治机构进行管理和裁判。在马略卡岛，没有人会指控他们传染黑死病。但与此同时，在斯特拉斯堡，有900名犹太人在一场疯狂的暴乱中被屠杀；在托莱多（Toledo），1349年也曾发生过一场血腥的暴乱。在马略卡岛上，从没有出现过侮蔑他们通过向井水里投毒或传播麻风病的方式毁灭基督徒的传言。恰恰相反，像作为“宫廷近臣”地位显赫的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这样的犹太人还被赋予了到帕尔马最高处的水井中取水的权利。他们甚至被允许修建了一条水道，把高处的井水引下来用于举行犹太洁净仪式。
像在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哈里发的领地内一样，犹太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精湛技艺繁荣起来。迈蒙尼德派和反迈蒙尼德派之间的争论仍然在持续着，只不过后者开始用喀巴拉神秘主义而不再用希腊逻辑学的思辨工具来解释上帝的启示。持有不同观点的拉比纷纷赶到马略卡岛，他们并非被迫过来，而是因为他们很愿意来这个地方。像开罗和科尔多瓦一样，他们中间不乏博学多才之人，可以对发源于阿拉伯地区的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进行阐释。那些精于测星术的拉比，如列昂·莫斯科尼（Leon Mosconi）、以法莲·格隆迪（Ephraim Gerondi）和以撒·尼弗西（Isaac Nifoci），为宫廷制造钟表和星盘（以及四分仪和六分仪），他们像国王身边的随侍御医一样赢得了特殊的崇高地位。除了其他各种特权，他们甚至被允许身带长剑或短刀——这在14世纪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在当时，无论犹太医生去哪里，都被认为是具有特殊知识和治疗能力的人。的确，不仅在马略卡而且在整个基督教王国里，犹太人生活其间的基督徒人群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欢迎犹太人为他们提供贴身服务的人，另一种则对这种服务感到厌恶和害怕，他们认为让犹太人摸一下就等于是把身体交给了凶手，而犹太医生开出的药就是撒旦的尿液。
犹太社区的这种繁荣起码是相对稳定的，一个标志就是犹太人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的多样性。局势稳定下来之后，犹太人可以自己选择谋生的方式。在帕尔马东南的圣菲（Santa Fe）和卡拉特拉瓦（Calatrava）附近，从一个小广场往下走，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大门进入圣殿，这说明犹太人可以随意出入圣殿。当时，“暂住区”还不能算是“隔都”。在马略卡岛上的卡拉特拉瓦镇上——以及他们定居的印加和索列尔这样的小镇上——正如人们期望的那样，不仅有大量的犹太银匠和金匠，而且还有一些种植和出售藏红花的药商以及红酒经销商（像“可食”肉类一样，非犹太人的“可食”红酒生意十分兴隆）。那里有染房和出售丝绸和亚麻的布店，制造肥皂的作坊。并且由于马略卡岛与生意具有浓厚犹太色彩的巴塞罗那联系紧密，一条以造纸、图书装订和销售（尼弗西的另一种生意）为主的特殊产业链越来越红火，销售的产品从账簿到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经典著作和译本一应俱全，尤其是各种装饰精美的手稿日益受到当地人的青睐。马略卡岛虽然算不上是一种理想的生活，但在当时谁又能找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这是一种可能实现的生存状态，其中周而复始的犹太生活——逾越节家宴、婚礼和葬礼、纷乱的集市开放日和庄严的斋戒日——完全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正常进行。如果像过去那样，帕尔马出现了由某些附近城镇和乡村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活动（如离此不远的印加在1373年就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屠杀性暴乱），在皮雷四世统治下生活的犹太人完全可以期望受到官方的保护而不受暴徒的伤害，而这些暴徒通常会受到当局严厉的惩罚。
然而，在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把那张伟大的海图呈交给法国国王仅仅过了十年之后，作为海图制作地的马略卡岛上的犹太社会却突然崩塌了。到1435年，岛上的犹太人似乎完全消失了，因为他们只能作为强制皈依的人（chuetas）而偷偷地活着。他们只能在星期五晚上的安息日之夜偷偷地点上蜡烛，在炉子上通宵炖好“ 过夜饭 注243 ”（adafina） ，以便在安息日能品味一下残留在记忆中的食物，而这也是这个犹太社会的后人唯一能够找回他们的祖先的线索。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像塞法拉德（伊比利亚半岛）的每一个重要犹太社区一样，1391年夏天降临在马略卡岛犹太人头上的连绵不断的灾难是以一声不祥“喊叫”开始的。历史学家往往不愿意把事情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吸引力。但不容否认的是，西班牙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整个欧洲乡村和城镇掀起的针对已经确立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威的起义浪潮的一个缩影，或许是对其没有能力在死亡率达三分之一的鼠疫大流行期间保护其臣民的一种迟到的反应。然而，正是那种敢于说出或喊出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的真相的声音，才使得强大的权力当局在野兽般的哀嚎中轰然倒地，直至这种哀嚎声把他们从城堡和王座上掀了下来，并进一步将怨恨演变为深重的灾难，而“喊叫”则变成了集体屠杀。
在西班牙，这声“喊叫”是由塞尔维亚西面大约50英里的埃西雅（Ecija）的副主教费伦·马丁内斯（Ferran Martinez）发出的。也许是由于马丁内斯缺乏神学方面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只能用冷酷而简单的语言暴力来补偿。但或许正是马丁内斯这种缺乏经验的力量和怒气难平的狂热，才使他敢于以一种更高权威的名义向王权提出挑战，从而使他在城镇和乡村的普通基督徒民众中间赢得了声誉。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并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如果不是上天的惩罚，就是由犹太人、异端分子和麻风病人共同密谋犯下的罪行，在这样一个人心惶惶的世界里，人们既没有时间考虑保留犹太人作为基督救苦救难的见证的传统奥古斯丁哲学，也没有耐心一个个地去劝说他们。既然在圣地已经被挫败，基督徒的恐惧和愤怒迫切需要一场圣战来发泄，如果目标不是阿拉伯人（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几乎已经被彻底击败），为什么不是魔鬼般的犹太人呢？
所以，马丁内斯从1378年开始在卡斯提尔南部的城镇中进行传教活动，发出了号令式的冷酷而简单的“喊叫”：无论何时何地，你的使命就是攻击犹太人。因为按照教会内部的法令，设立犹太会堂——被称为“撒旦的居所”，并且据称信徒们每天在里面诅咒基督和基督徒三次——是非法的，所以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一律摧毁这些会堂，并且要立即付诸行动。至于那些经常到这些地方干坏事的犹太人，他们只能有两种选择：立即皈依基督教或被处死。
马丁内斯在传教的道路上与各地的王朝政权发生了冲突，当地的国王被他拒绝给予犹太人受其保护的自治和公共正义权利的做法大大地激怒了，并且对他宣称犹太人要由他本人来审判的狂言尤其感到震惊和反感。至少有两个国王和一个摄政王曾命令他收回自己的声明，并停止针对犹太人进行传教活动。凡是在他的煽动下已经被破坏或摧毁的犹太会堂均由他负责恢复原状，但这种声势浩大的命令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各地教堂的许多高级神职人员同样也感到恐惧，塞尔维亚的大主教巴洛索（Barroso）甚至把他视为一个异端和反叛者，但其他一些人则在担心行乞修士的势力会因此而变成地下犯罪团伙。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事实上在官方保守势力与基督徒形成的狂热势力之间饱受折磨，因为王室既想追究那些暴徒头目的责任，又对日益严重的破坏稳定的骚乱局面感到不安。因为伦敦有一个加泰罗尼亚犹太商会，所以在瓦特·泰勒（Wat Tyler）和牧师约翰·鲍尔（John Ball）的鼓动下，理查二世差一点就在1381年采取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西班牙，犹太人也几乎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由于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基督徒士兵和船员老想寻衅滋事；由于雄性激素过剩，那些怀着新仇旧恨的新兵不停地挥舞着画有十字架的旗帜；狂热的行乞修士一直盘算着让犹太人皈依或直接杀死他们，以便让基督尽快地再次降临；而普通的市民和农民则大都认为，犹太人都是放高利贷者和吸血鬼。虽然市政当局发布的命令都是要坚决消除民众的敌对情绪或严厉惩罚犯罪分子，但如果真的实施示范性的惩罚，又往往起不到恢复秩序和稳定的作用。马丁内斯团伙的两个小头目由于煽动市民违反塞尔维亚当局的命令而受到公开鞭打，而贵族古兹曼（Guzman）却侥幸从市民的怒火中逃脱了性命。国王胡安一世于1390年从马上掉下来摔死后，卡斯提尔王国落入了他的儿子亨利三世——也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的手中，于是形成了一段权力的真空期。迫于自治的犹太社区（aljama）领袖们的压力（他们甚至直接到罗马教廷进行上访，要求教皇本人对马丁内斯进行谴责），摄政会议发表了一个象征性的声明，而这位副主教根本就没有理会。马丁内斯俨然从一个地痞无赖变成了一个革命者，他一次次蔑视王权的态度和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因而他便更加自信地认为，只有他——而不是国王或主教们——在贯彻基督的真正意志。到1391年初，他的疯狂已经无法遏制，竟然以他自己的名义向卡斯提尔地区各地的教堂发布命令，要求立即摧毁所有的犹太会堂。
仅仅靠这些不安定的暴力活动的气浪鼓吹起来的肥皂泡是很容易破灭的。1391年3月，对塞尔维亚犹太人的攻击被镇压，犯罪分子受到了惩罚。但是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一场针对当地犹太社区（即现在的圣克鲁兹区）的大屠杀开始了。在马丁内斯及其率领的行乞修士的煽动下，一伙年轻人冲进了社区的大门，骚乱迅速演变为一场只有一方带着武器的所谓圣战。短短几天之内，就有数千犹太人被杀（有的资料说是4000人，但实际人数肯定只多不少），他们的尸体就堆在大街上。那些曾被马丁内斯指定必须摧毁的塞尔维亚犹太会堂，虽然大多数规模不大，但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一律被夷为平地。在三个最大的会堂中，有两个——包括现在被称为“圣巴特洛梅”（San Bartolomé）教堂的犹太会堂——当时就被改成了基督教堂。女人和孩子在一片哭喊声中被拽着头发拖到洗礼池边，而那些继续反抗的人则被割断了喉咙。有大量失魂落魄的无辜者主动接受甚至乞求皈依基督教，而他们古老而美丽的名字立即就换成了他们的新教父和教母的名字。
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大鱼”落入了圣彼得的网中。受人尊敬的犹太拉比、来自布尔格斯（Burgos）的税务大亨所罗门·哈列维突然变成了狂热的基督徒帕巴罗·德·圣玛利亚（Pablo de Santa Maria），他回顾说自己深深地为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所折服，而不是在刀剑和暴徒的逼迫下才皈依基督教的，仅凭这一条就足以使他爬上了他所在城市的主教宝座，并最终成为卡斯提尔王国的内阁大臣。他最喜欢的《塔木德》研究院的学生和门人约书亚·哈罗基（Joshua Halorki）虽然一开始对他的老师的叛教行为十分震惊，但最终也克服了自己强烈的反感，变成了狂热的福音派牧师杰罗尼默·德·圣菲（Geronimo de Santa Fe），并成为教皇的私人医生。就他们对犹太人过去的信仰所造成的伤害来说，叛教只不过是开始，因为他们本身称得上是最冷酷的叛教者。哈罗基（圣菲）在1413—1314年托尔托萨（Tortosa）举行的一场论争中面对他过去的同胞拉比为基督教一方辩护（不止一次地用他在喀巴拉神秘主义方面的知识证明，耶稣的名字内在于犹太人神秘的字符中），并且还声称，没费多大的劲儿，他就使论争对手中的两个人皈依了基督教。哈列维（圣玛利亚）说服他的两个兄弟与他一起受洗，并且还让他的女儿和4个儿子接受洗礼，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根本没有选择权。但他26岁的妻子乔安娜（Joanna）却没有受洗，她离开了他并继续恪守着对犹太教的忠诚，直到1410年去世。然而，这并没有能阻止他的主教丈夫把她埋在他任职的教堂墓地里，并且她直到现在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屠杀几乎吞没了扩张后的卡斯提尔王国里几乎所有的主要犹太生活社区，其中许多是古老的犹太学术和文化中心：科尔多瓦、卢塞纳、托莱多。对犹太人痛下杀手的信号变成了一种肆无忌惮的表演，有时是教堂钟声敲响（如托尔托萨），有时是艺人敲一阵鼓并做出洒圣水的动作，都可能意味着死亡降临在犹太人的头上。8到7月间，恐怖的浪潮从卡斯提尔涌向当时已经属于阿拉贡王国的瓦伦西亚，有250名犹太人被杀。然后这股浪潮又进入了加泰罗尼亚和纳曼尼德的家乡赫罗纳，并于8月初最终进入了巴塞罗那，通过集体屠杀或集体皈依的残酷方式，使这个古老的犹太社区整体灭绝。拉比哈斯代·本·亚伯拉罕·克莱斯卡斯（Hasdai ben Abraham Crescas）是一位反迈蒙尼德派《塔木德》学者，他曾作为瓦伦西亚非官方的大拉比受到过国王胡安的隆重接待并一直随侍左右。在最恐怖的屠杀发生时他恰好在巴塞罗那，他在痛苦中留下了一段当时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实施屠杀场面的生动描述：“在我们饱经灾难的桌子上，放着毒草和苦艾……他们用弓箭和石弩向聚集在城堡中的犹太人发动攻击，在塔楼里用棍子打他们、用鞭子抽他们。许多犹太人‘圣化了上帝之名’（意为‘被打死’），其中就包括我自己［唯一］的儿子，他刚刚做了新郎；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从高高的塔楼上跳了下来……在他们跳楼之前，显然四肢已经断了……许多人跑了出来，毅然在大街上‘圣化吾名’［意为‘自杀’］，剩下的人都皈依了基督教，也许只有几个人躲了起来……由于我们犯了罪，今天在巴塞罗那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叫以色列人的人了。”根据克莱斯卡斯的记述，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整个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的悲惨场景。剩下的只有一座“犹太山”，那是一个供游人休憩的美丽的公园，过去曾经是犹太人的墓地，并因此而得名。后来，那里的石头遍布巴塞罗那，因为从“犹太山”上拆下来的石头已经被人们装点在这个优雅城市的许多建筑物上。
恐怕马略卡岛上的每一个犹太人都不会相信自己面前的海浪能够把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恐怖阴云挡在他们这个海岛之外。在瓦伦西亚大屠杀和集体皈依的消息传到岛上后，像整个西班牙的犹太同胞曾经做过的那样，犹太社区的领袖们立即去拜访王室的驻岛总督并请求提供保护。像他们一样，总督也作了最大的努力，他把城里的犹太人集中到帕尔马的“暂住区”，锁上大门，禁止非犹太人进入这个临时辟成的犹太院落。在整个岛上，住在边远乡村的恐慌不安的犹太人纷纷骑着骡子和毛驴、坐着马车紧赶慢赶地就近逃进了当地的小城镇，许多人甚至一路逃到了帕尔马，因为他们认为，这里的城堡是他们能够活下来的唯一希望。这个在犹太流浪者心目中最大的犹太人口中心，这个星盘和海图制作者、测星家和罗盘制作者的犹太社区，当时成了一个收容被吓坏的受难者、既是避难又是监禁的集中营。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和他的赞助人“尚礼者”皮雷早在1387年就都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子雅弗达却仍然在与尼弗西以及其他地理学家合伙做生意。当城堡的大门紧紧关闭，突然出现了一支由挥舞着画有十字架的7000名暴怒的 “省民” 注244 （provenciales） 组成的军队，他们被关在了外面，而犹太人就被关在了里面。驻岛总督试图与暴徒妥协以缓和局势，但由于安东尼奥·西恰尔（Antonio Sitjar）匪帮的加入，暴徒人数众多，他的斡旋毫无效果，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样，他自己有幸躲过了这次劫难。当时，由于“暂住区”三个大门的守卫力量薄弱，反而成了暴徒的突破口，其中的一个大门很快就被撞破，于是，真正的屠杀开始了。两天之内，就有至少300具尸体躺在犹太人门前的大街上或院子里，其中许多是女人和儿童。像通常一样，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亵渎性行动：犹太会堂被摧毁或改作基督教堂，《托拉》经卷被用巧妙的手法污损或撕碎，暴徒的圣杯不再是空的——里面盛满了债务和合同文书的灰烬。
本来想方设法挤进城堡的雅弗达·克莱斯卡斯和以撒·尼弗西，当时却选择了受洗才保住了性命。这支受洗的队伍有一百多人（整个社区共有两千多名犹太人），这位海图制作者按照他新教父的名字改称若姆·里布斯（Jaume Ribes）。对于若姆或雅弗达来说，洗礼仪式兑现了对他今生以及来世的承诺。他可以与他原来的徒弟撒母耳·考克斯［当时已经改名为梅西亚·德·维拉德斯特尔斯（Mecia de Viladesters）］一起，继续制作和绘制海图，并且在1399年接受了制作一件更大的具有王室气派的“世界衣”的任务。他有时会从马略卡岛搬到巴塞罗那或萨拉哥萨的宫廷中住一段时间。事实上，这些“新基督徒”可以很方便地满足老基督徒们对于用希伯来文装饰的《圣经》、各种圣诗集和祈祷书的需求，因为他们可以用装饰海图的技艺对这些宗教经典进行修饰和包装。文士、装订工和书商都成了这个行业中的行家里手，而这些“皈依者”（conversos）对自己新的身份充满了信心，甚至为本岛上首屈一指的建筑大师吉列尔莫·萨格里拉（Guillermo Sagrera）为他们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格拉西亚圣母教堂”（Nostra Senyora de Gracia）而感到自豪。“圣多明我教堂”（Santo Domingo）的另一伙“皈依者”竟然直截了当但却十分荒唐地宣称自己属于“以色列民族”。这种信心似乎是可以传染的。在痉挛式的暴乱平息下来之后，王朝当局开始对马略卡岛和阿拉贡其他地方的暴徒首领采取强硬手段。据说，瓦兰特（Violant）女王对他们胆敢挑战王室权威的行为特别愤慨。匪帮首领西恰尔和暴徒头目路易·德·贝尔维勒（Luis de Bellvivre）被逮捕并被处以绞刑。犹太人开始要求归还被抢走的财物，王朝当局甚至还颁布法令，允许那些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回归自己的信仰。
然而，尽管那些精心制作海图和装帧典籍的人工作非常出色，并且为了新的信仰而安居下来，仍然有许多犹太人一直未能从他们破碎的社区中恢复过来。印加、索列尔、锡内乌和阿尔库迪亚的犹太人一直没能回到他们在山里和海边的乡村。尽管王朝当局试图阻止他们离开马略卡岛，并剥夺了犹太社区的财产，但他们绝大多数都已经改变了原来权衡这两种一神教中到底哪一种让他们受到的迫害更少的想法。于是，他们毅然跨过地中海，去了北非的伊斯兰世界，在阿尔及尔和菲斯那些与众不同的犹太社区中定居下来。正是在那里，克莱斯卡斯绘制出了著名的六角星大卫盾。
虽然王室当局以及当地城镇的市长和镇长（alcaldes）都对犹太人的离开感到遗憾（据说如此），但许多激进的教会成员却认为是一种解脱——他们总算走了，这也算是一种清除顽固的犹太人的方式吧。言外之意，另一种清除犹太人的方式就是杀死他们。当然还有第三种方式即皈依——这是长期以来许多基督徒坚持并期望的目标［其中就包括马略卡岛的神学家雷蒙·卢尔（Ramon Llull）］——但强迫犹太人皈依真的行得通吗？这些“新基督徒”真的成了基督徒吗？他们聚集在他们自己的教堂里，甚至毫无顾忌地称他们自己“以色列人”，这难道不是一个信号吗？1391年的创伤性动乱刚刚鲜血干涸、尘埃落地之后，这样的疑问很快在整个西班牙扩散开来。那些“皈依者”之所以接受洗礼，或许只不过是为了逃避死亡，但在他们的内心、头脑和家里却一直忠诚于他们原来的盲目信仰及其特殊的生活习俗。更糟糕的是，难道这样的秘密犹太人不会腐化那些真心的皈依者，从而使他们“像狗寻找骨头一样”（这是基督徒妄想狂当时经常使用的一个“固定”的短语）回归原来的宗教吗？
正是在这样的恐惧和猜疑的驱使下，最著名的好斗分子维森特·费雷尔（Vicente Ferrer）于1414—1415年登上了马略卡岛。在这段时间，托尔托萨举行了另一场针对犹太教的论争加审判的表演，在近千名观众面前，根据所罗门·伊本·弗迦（Solomon ibn Verga）的《论争纪实》中的记述，为朝臣、主教和红衣主教安排了70个座位，并且由制造教廷分裂的“教皇” 本笃十三世 注245 亲自主持。对教皇来说，这无疑是使他的好斗信仰得以合法化的一个大好时机，所以他一开场就宣布：“我今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证明两种宗教哪一种是真的，因为众所周知，我的宗教和信仰是真的，而你们的《托拉》曾经是真的，但现在已经被废除了。”然后，格罗尼默·德·圣菲开始咬牙切齿地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大意是如果拉比们不能作出“解释”，“你们将被刀剑所吞没”。但他的论证思路与那些研究过巴塞罗那论争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说人为制造的《塔木德》以欺骗的手段侵犯了《圣经》经文神圣的权威性，以掩盖《圣经》精确地预言到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的事实，等等。
作为一种策略，这种对信仰的审判早就已经过时了。尽管费雷尔也宣称自己采用的方法是一种通过推理进行劝说而不是暴力的活动，但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威胁恐吓和矫揉造作的表演。为了显得比费伦·马丁内斯更有说服力且更具魅力，费雷尔特意穿上了一件最粗糙的长袍，破烂的背部画着一个“雷神”的形象，似乎代表着他迟到的罪恶。他的身边总是陪着几个“自虐修士”，他们摆出一副忏悔的神情，排成一队，手里举着火把，并不停地用那种一股股编起来的皮鞭抽打自己，直到鲜血浸湿了长袍，才猛地撞进犹太会堂的大门。费雷尔本人就走在他们的前面，一只手举着十字架，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卷《托拉》书卷。犹太人被迫站在他们的约柜前，听着修士们歇斯底里地又喊又唱。凡是12岁以上的犹太人，无论男女，都必须参加这样的布道活动。虽然消息不多但有时也会听人们说起，“自虐修士”人数实在太多，足以把会堂里的犹太人驱赶到城外的山里或树林里。
然而，与费雷尔发起的残害犹太人生命的动乱相比，这样的恶行也许根本就不算什么。1391年的灭绝行动把整个塞法拉德撕成了三部分，每一个部分大约有10万犹太人：一部分被杀，一部分皈依，还有一部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迫害都决心继续当犹太人。面对这样的局面，费雷尔要求把剩下的犹太人赶得足够远，使他们既没有任何可能接近新基督徒，以防止他们陷入再次“被犹太化”的迷途，也没有任何机会玷污真正的基督徒社会。1413年，马略卡岛颁布了一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这是一种通过制造贫困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策略，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使他们的日常生活难以忍受，然后就不得不归顺十字架下的宗教，有无数的案例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尽管犹太人赖以谋生的大多数职业并不在禁止之列（尤其是向基督徒出售日用品的职业，包括肉类和酒类或其他食品，以及皮革制品、珠宝和纺织品），但他们必须从基督徒的居住区搬走。从此之后，任何犹太人都不得放债、出租房屋或土地，不得担任诉讼代理或收税人，更不得担任公共事务官员，以防止基督徒受犹太人的辖制。让他们的许多老病号感到吃惊的是，犹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行医或做手术，不得出售或以任何形式开药剂、补品或糖浆。这种种族隔离是极其严格、非常彻底的。任何基督徒女性，从最纯洁的少女到最下贱的妓女，均不得在白天或夜间进入“犹太区”，甚至不得与任何犹太人交谈，即使是一般的闲聊也不行。但事实上，在这一系列的禁令下，不仅在马略卡岛而且在整个阿拉贡和卡斯提尔地区仍然能够看到他们过去曾经享受过的那种十分随便而亲切的生活场景。无论何时何地，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能一起吃饭或喝酒。犹太人不得为基督徒病人看病，从此之后也不得送给他们任何礼物，既不能送蛋糕和面包，也不能送美味的菜肴、水果和酒类。
当然，他们还要忍受更多的屈辱。任何人都不得把犹太人重新打扮成“先生”（Don）或“夫人”（Dona）。犹太人不得穿着鲜红或其他颜色鲜亮的衣服，也不得穿丝绸之类的精纺布料，更不得戴面纱或用金银珠宝打扮自己。犹太人只能穿手织的粗布衣服，尤其是犹太女人，她们穿的衣服要拖在地上。所有的犹太人一律要戴轮形的识别牌，并禁止男人修剪胡须，这样你一眼就能认出哪个是犹太人，哪个不是犹太人。在当时，犹太人尤其不得阅读含有被认为属于亵渎基督教的内容的《塔木德》之类的任何书籍。
尽管维森特·费雷尔的种族隔离政策于1412年在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被正式立法，但大部分最严厉的限制措施是不可能实行的。实际上许多条款过了几年就被废除了，因为世俗统治者迫切希望对行乞修士以及马丁内斯和费雷尔之流构想出来的这个疯狂的世界重新行使自己的权力。然而事实证明，那些王室的政客和朝臣甚至国王本人显然是上当受骗了。由费雷尔发起的在马略卡岛以及整个阿拉贡和卡斯提尔地区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5世纪80年代带着复仇的火焰卷土重来，犹太人被严格限定在八天内搬到为他们划定的唯一的居住区。这些新划定的居住区大多是城镇中精神和物质污染最严重的街区，那里的屠户把动物内脏扔在大街上，制革厂散发着阵阵恶臭，妓女挤满了大街小巷。虽然历史的书写拒绝年代错误，但当时除了焚尸炉和行刑队，在纳粹犯下的罪行目录上还缺了哪一条？
1435年发生的血祭诽谤案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从而使被困在“暂住区”中的犹太人从意志颓丧变成了惊惶失措。这次诽谤唯一的新奇之处就是犹太人模仿的十字架（像过去一样，其实谁也没有见过）上的受难者变成了一个非犹太人。他们成立了特别法庭，在城里和乡间的暴徒的一片叫骂声中，一位拉比遭到毒打，4位已经认罪的犹太人被判处绞刑（捆着脚反吊起来，以延长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时间），并且尸体被焚烧。由于害怕1391年的惨剧重演，“暂住区”剩下的犹太人大部分都逃到了吕什（Lluch）附近的山洞里，他们在那里饱受土匪的蹂躏，然后作为俘虏被押回了帕尔马。几天后，他们被要求集体受洗。宣判死刑的声音终于停止了，犹太人默默地排成一队，缓缓走进基督教堂去聆听那美好的“感恩赞美诗”（Te Deum）。第二天，他们神圣的典籍和器物变成了祭品，《律法书》的羊皮卷被付之一炬。在剩下的唯一一座犹太会堂的大门被锁起来之前，一个可以插三百枝蜡烛的巨大而美丽的烛台（据说这是挂在马略卡圣殿中的一个最让人喜爱的器物）被搬了出来，然后送进了附近的基督教堂。如果你有幸到此一游，仍然可以看到它的“雄姿”。
当然，马略卡岛上剩下的东西并不止这一件。科学家对岛上2万名“皈依的基督徒”携带的Y染色体的研究表明，他们正是15世纪犹太皈依者的后裔。犹太人的故事就流淌在他们的血脉里，并且越来越体现在他们再生的文化中。
Ⅱ 托莱多
这里是“西班牙的耶路撒冷”？是的，几个世纪以来，有许多西班牙城市曾被犹太人称作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希望并且相信那就是他们流亡中的家园：科尔多瓦、格拉纳达，甚至还有塞尔维亚。几乎与希伯来语中意为“后代”的 “托莱多” 注246 （toledot） 一词同音的托莱多这个城市的名字应该并不是一个巧合。犹大·哈列维和摩西·伊本·以斯拉都曾在这个地方生活，并写下了他们美好的诗篇（也许他们的生活并不太美好）。每个托莱多人都可以坚持说，只要看一眼这个坐落在山顶上的城市，你就会发现它多么像大卫头上的王冠。
现在，你如果真想去看一看这个托莱多，紧靠着那座雄伟而坚固的教堂的旅游局的官员会迫不及待地指引你去城里的两座重建的犹太会堂和塞法迪犹太博物馆。所以，你穿过狭窄的街道，两边是一间挨一间的杏仁糖果店，经过一个个窗口，里面的店主不停地招呼游人买一把光闪闪的托莱多钢刀，然后是一个雕刻铺面，一个出售弯刀的店铺，不过这样的弯刀对于机场的安检来说或许有点太锋利了，然后经过一家犹太咖啡店，里面供应一种伊比利亚酱火腿三明治，但都不是“可食”食物，你最后就可以看到一些陡峭的胡同，那就是中世纪的犹太人居住区。现在那里已经是一个没有犹太人的镇子，一座座建筑物大多相距几百英尺，都是根据被现代人忽视的多重功能重建起来的：教堂、医院和卡拉特拉瓦（Calatrava） 骑士团 注247 庇护所、兵营、狂犬病诊疗所。
有些建筑的名称听起来有点名不副实，但可以肯定当初是根据施洗者的名字命名的，所以才会出现“白色圣母犹太会堂”（Sinagoga de Santa Maria la Blanca）这种矛盾而怪异的名字，甚至为了纪念圣母玛利亚升天而将一座雄伟的建筑直接命名为“圣母升天”（El Transito）。无论起什么样的名字，目的都是为了体现各种一神教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与神学和政治垄断作斗争。“白色圣母犹太会堂”——最初被称为“查达沙犹太议会”（Beit haKnesset Chadashah），现在是一所“新会堂”——建于13世纪初，很可能出自约瑟·本·梅尔·书珊（Joseph ben Meir Shushan）之手，因为他曾经是众多效忠于卡斯提尔国王的伟大的托莱多犹太“宫廷社团”的首领之一。在所能想到的犹太会堂中，这座建筑的清真寺风格最为明显，内部以马蹄形的拱顶构成的柱廊结构为主，顶部雕刻着用雪松和双叶植物装饰的字符，这种庄严的风格不由得使人想起摩哈德王朝的一贯格调（摩哈德人在其全盛年代曾经摧毁了大部分犹太会堂）。一格格连续的拱顶通过一圈小窗户采光，并且上面挂着摩尔风格的吊灯。尽管这座会堂的建筑风格似乎与同时代的其他犹太会堂不同，但几乎可以肯定它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至少在塞哥维亚（Segovia）曾经有一座犹太会堂（1900年毁于火灾），其建筑风格几乎完全相同，具有同样的马蹄形拱顶，这种犹太教—伊斯兰文化交汇的形式实际上是当时最流行的风格，因为基督教西班牙中的犹太文化已经深深地浸染于阿拉伯语言、科学和文学之中。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像以色列·本·以色列（来自一个文士世家）这样的托莱多文士创造出一种伊斯兰风格的“毯式护封”，他们把棕榈叶平铺并粘在硬纸上，装订在《圣经》的前面和背面，即能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也是一种装饰，从而将建筑风格应用于文牍的美化。
“圣母升天犹太会堂”无疑是文化融合的巨大力量的另一个更令人惊叹的例证，因为以精湛的灰泥工艺为特色的雕刻艺术不仅包括用美丽的塞法迪体方块字刻写《诗篇》中的段落，而且还用阿拉伯文描画《古兰经》中的文字，如祷告词“平安、幸福和繁荣”。 穆迪哈尔 注248 艺人和工匠可能参与了高达九米半的祈祷大厅的装饰工作，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竟然加上了一些圣典中的句子。这座宫殿的伟大的赞助人、卡斯提尔国王“冷酷的”佩德罗的财政大臣撒母耳·哈列维·阿布拉法（Samuel Halevi Abulafia）肯定专门叮嘱过他们，因为起码颂扬他的名字和功绩的文字被刻在了内墙上。在科尔多瓦有一座犹太会堂，堪称雄伟的托莱多会堂的微缩版，灰泥墙上同样布满了穆迪哈尔风格的带状波纹，画着大量的星形图案、植物叶子和缠绕的枝蔓，并且同样也刻着从《诗篇》和《先知书》中摘录的段落。不过，科尔多瓦会堂建成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当时对行乞修士们提出的强烈抗议还比较敏感，因为他们叫嚣，犹太人建造“新会堂”是明目张胆地违犯教皇的禁令。
如果你建造一个有形的东西，肯定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知道。撒母耳·哈列维·阿布拉法就是如此，他像现代的慈善家一样，希望在建筑物的墙上留下一块感恩的牌匾。阿布拉法喜欢吹嘘他追求完美的志趣：雄伟壮丽的外观，装饰豪华的吊灯，美轮美奂的诵经台（bima）。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那庄严的楼厢、宽敞的大厅——其宽敞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得到了完美的重建，连位于高处的女性专用坐席区，也同样装饰着穆迪哈尔风格的图案和铭文。要进入这样的会堂，你得盛装打扮才行。正如建筑史学家杰里林·多兹（Jerrilynn Dodds）尖锐指出的那样，它的危险程度已经接近于一座宫殿式教堂，其实不过是一处满足阿布拉法这样的朝臣欲望的豪华设施罢了。所以，在这座建筑竣工之前他就已经失宠或许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甚至这很可能就是他失宠的原因。由于佩德罗当时卷入了与他同父异母兄弟恩里克（Enrique）的一场内战，所以对担上“犹太人的国王”这样的骂名和由于人们对其财政大臣阿布拉法的指责（广大民众仍然在贫困中呻吟，而他却一味近乎无耻地追求奢华）而受到怀疑甚为不快。这样一来，正是因为主持建造的这座令人惊艳的新会堂，阿布拉法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他立即被逮捕并被处死。犹太人在会堂内墙上刻下的铭文把国王吹捧为“伸展开巨大翅膀的雄鹰”，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也会成为一个牺牲品。
尽管托莱多的一座座犹太会堂仍然矗立在那里，但随着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正在向格拉纳达这个最后的顽固堡垒发动攻击，这些建筑中隐含和体现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亲密关系就逐渐变成了一种麻烦和累赘。的确，凡是看到过格拉纳达的 阿尔罕布拉宫 注249 （Alhambra） 的人都不难认出，“圣母升天犹太会堂”的灰泥装饰可以说完全复制了这个宫殿的风格。那些充满敌意的基督徒作家和传教士开始越来越多地引用这样的古老传说：在8世纪，正是犹太人把西哥特人的城市出卖给了阿拉伯军队。的确，如果不是因为西哥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犹太人当时也不会疯狂地主动为自己寻找新的主人。
但是，正是因为犹太人对于阿拉贡王朝的马略卡统治者来说是商业和制图业方面的有用中介，所以卡斯提尔人需要利用他们与阿拉伯人的亲密关系作为引进伊斯兰世界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以及哲学知识，但相对不太重要）的渠道。这样的兴趣既是为了提高智力，也是出于长远的考虑。13世纪下半叶，在相对仁慈的“智者”阿尔方索十世（Alfonso X）的统治下，犹太人的托莱多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学术中心，他们把阿拉伯和希伯来文献（包括科学、哲学和诗歌）翻译为拉丁文，而更重要的是将它们翻译为声称代表“西班牙文”的卡斯提尔方言。平日喜欢写诗和创作卡斯提尔民歌的阿尔方索迫切希望掌握各种各样的智慧，并且像他的许多前任和后继者一样，非常推崇据说已经进入了秘传知识（主要指占星术、炼丹术和天文学）最深层次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位犹太翻译者名叫犹大·伊本·摩西（Yehudah ibn Moshe），他不仅帮助阿尔方索完成了一部体现多元文化的著作《天文学知识》，而且还曾被利诱用巫术翻译希伯来著作，特别是用魔法石变戏法，这显然是为了取悦国王。到13世纪，塞法迪犹太社区已经不大用阿拉伯语，而是开始用一种被称为“拉迪诺语”（Ladino）的犹太—卡斯提尔语书写和交流。诗歌作为一种共同文化的种子，深深地种进了当地的土壤中，这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第一次。 歌颂埃尔·熙德 注250 （El Cid） 以及法国、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和卡斯提尔国王、公主和骑士传奇的拉迪诺诗歌——其中许多诗歌的欢快节奏直接来源于阿拉伯音乐——像前面提到的混合风格建筑艺术一样，体现出一种共同拥有的敏感性。然而，尽管西班牙最早的传奇文学种子在犹太文化的土壤中不断生长并繁荣起来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但这种繁荣注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被彻底毁灭。
除了用于装饰《圣经》的“毯式护封”，这种文化和谐的局面随着阿尔方索十世于1284年去世并未能维持多久。在精英阶层优雅的品位后面，丑陋的偏见（并且行乞修士开始发起新的一轮基督教统一运动）使得这种多元文化的生存非常困难，并最终烟消云散。1349年，有关犹太人试图利用瘟疫灭绝基督徒的谣言在托莱多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屠杀。1367年，另一次暴力行动几乎把“犹太区”的近千所房屋全部烧毁。谈到适应能力，当时似乎成了犹太人的第二天性，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重建、修复和恢复生活。在这些突发的噩梦般的灾难的间隙，他们又开始做生意，开始学习和工作，慢慢安定下来，甚至又繁荣起来。从其他城镇流浪过来的犹太人开始分享并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只能开辟另一个定居点收容不断涌入的犹太人。在1391年的恐怖事件发生之前，城内的这两个犹太社区声称他们已经有9个繁荣的犹太会堂和5个《圣经》和《塔木德》研习所。
正是因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托莱多大教堂的鼻子底下，所以犹太人便成了行乞修士攻击的目标。在搭摸斯月十七这个斋戒日（是为了纪念摩西毁掉写有“十诫”的第一对石板），托莱多的犹太人遭到了一伙暴徒的袭击。这伙暴徒已经摧毁了塞尔维亚的犹太社区，在摧毁托莱多的犹太社区之后，他们还要赶往帕尔马和巴塞罗那以及犹太人定居多年的其他西班牙城市继续他们的恶行。我们从雅各·伊本·阿尔班尼（Jacob ibn Albeneh）以希伯来哀歌风格用托莱多特有的方言写下的一首令人心碎的哀歌中知道，他们亵渎犹太会堂和里面安放的《托拉》羊皮书卷，把举行重要仪式用的金银器，如《托拉》的冠形盖顶和门把手上的石榴状饰品（rimmonim）抢劫一空，然后烧毁房屋，并且随意杀人。被摧毁的地方和死难者的详细名单令人忧伤：会堂领诵人扫罗、拉比以撒·本·犹大、以撒·本·书珊（他的尸体被长矛刺穿），最令人心疼的是亚伯拉罕·本·奥弗莱特（Abraham ben Ophrit），他的尸体被认定为是一个“少年”（bachur），也就是说，他的岁数在12到16岁之间，出于不明的原因被残忍地用石头活活砸死后，他的尸体被拖过鹅卵石街道，然后他身上的肉被一片一片地割下来烧掉，最后在他“年迈”的父母曾经钓鱼的地方，他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扔进了河里。他们把神圣的《托拉》羊皮书卷从拱形的新会堂里搜了出来，在插在两个约柜之间的一个十字架前用最恶毒的方式进行亵渎。（在有些塞法迪犹太会堂里，如果建造了一个新约柜，旧的约柜还留在原地不动。）当整个王国从混乱中恢复秩序后，还曾对一些小的损失进行了赔偿。然而在1411年，维森特·费雷尔带着他的“自笞修士”队伍回来了，于是约瑟·本·梅尔·书珊建造的新会堂最终变成了“白色圣母玛利亚教堂”。这似乎正是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士兵一直等待的胜利：三分之二的犹太人消失了，不是做了托莱多弯刀的刀下鬼，就是进了教堂的洗礼池；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还在“顽固不化地”坚守着他们破碎的信仰。
然而，人们很快就对这样的胜利产生了疑问。托莱多的“皈依者”投入了救世主的怀抱，他们举行新的仪式，祷告、赎罪、吃圣餐、尽可能地在胸前画着十字，确实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的新信仰之中。对某些人来说，有点奇怪的是，这就好像昨天留须今天剃发，没有什么分别。那些老基督徒在想，他们会如何炫耀自己的皈依行为呢？难道只是从原来的犹太居住区里走出来，然后走进国王城堡附近的靠街石头墙、里面有花园的优美的马格达莱纳（Magdalena）富人居住区？他们现在终于“获得了救赎”，“皈依者”眼前的天地是广阔的：可以与王公贵族（这些贵族可一直盯着他们的钱包）通婚，重新拾起他们原来的职业，并且他们只要为国王服务，无论干什么都能够获得地位和财富。老基督徒被要求毫无保留地欢迎他们进入“获救者”的社会，但这一事实只会使本来就难以预料的形势更加恶化。
形势大好不一定就是真的好，难道不是吗？既然接受十字架对他们有如此大的新开发出来的好处，难道他们不会成为新的贵族暴发户，对老基督徒耀武扬威，以更残酷的横征暴敛手段欺压老百姓吗？所以那些老（“老”的意思是“真的”）基督徒开始以警惕眼光注视着新基督徒们，看他们是否在狂热的信仰面纱后面，仍然在偷偷摸摸地当犹太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犹太史学家产生了分歧，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证据，只是要看一看在这个外伤未愈、形势剧变、困难重重的悲剧时刻到底会发生什么。塞法拉德大驱逐时期伟大的以色列历史学家伊扎克·贝尔（Yitzhak Baer）就迫切希望看到“皈依者”和犹太人在内心深处仍然属于一个民族，他的这一想法基本上反映了“异端裁判所”的观点，即他们这些人加入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不管如何令人困惑和难以解释——尤其对那些恪守犹太教的犹太人来说——最好还是思考一下当时那些知识渊博、立场坚定的拉比为什么突然转向了以残暴著称的基督教福音派，这样的拉比的确不在少数。很遗憾，帕巴罗·德·圣玛利亚和杰罗尼默·德·圣菲显然不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那些“皈依者”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地信仰他们的新宗教，这个比例恐怕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但是关于那些的确一直在追寻他们失落的犹太教的人，这方面的资料却相当丰富，并且还有“异端裁判所”于15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披露的证据，以及那些为回归犹太教而出走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提供的记述。
另一方面，除了犹太人对精诚团结的忠诚期望和“异端裁判所”对真实历史的信口开河，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托莱多和其他地方的许多“皈依者”的确在寻找与他们在犹太居住区里的宗教同胞维持最起码的联系的渠道。从马格达莱纳富人区到犹太居住区并没有多远，徒步走过去就行，根本不用骑马，并且肯定会有一些无法掩盖的迹象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如做饭的香味、音乐、平日的生活习惯、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到大街上的拉迪诺语聊天声。牧师兼编年史学家安德烈斯·伯纳迪兹（Andres Bernaldez）根本算不上犹太人的朋友，他的大鼻子整天在抽动着，以搜寻“用植物油而不是其他油炒洋葱和大蒜”的特殊香味。他一直在想，用植物油炒任何东西闻起来都是邪恶的，而犹太人就是这样来做饭的。仅仅从一个“皈依者”身上散发的炒大蒜的味儿你就可以知道他曾经吃过什么。还有安息日吃的“过夜饭”（adafina or hamim），盖着的炖锅里装满了豌豆、鹰嘴豆、蔬菜和牛肉，伯纳迪兹也觉得恶心，不管是凉的还是热的，在安息日吃这种东西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犹太人要在星期五把准备好的炖锅送到某个犹太厨子那里，慢慢地炖一个通宵，以免违犯安息日的禁忌，一个“皈依者”如果对这种“过夜饭”馋得流口水，可千万要小心行事，不要让家里的基督徒仆人去送炖锅。“异端裁判所”派出了许多“包打听”，如果他们发现（通常是仆人干的）某个“皈依者”家庭的主妇把肥肉和筋腱从鲜肉上剔下来扔掉（实际上犹太人的“可食”律法并没有这样的要求），或者更出格地用盐水清洗鲜肉上的污血，那么她的行为就成为全家重新回归犹太教的重要证据。
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述，“皈依者”与犹太教保持联系的方式远远超出了厨房和饭菜，它们表现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向犹太社区的会堂缴维护费，向犹太“自治会”（kahal）缴公共事业费——雇人看守公墓，甚至资助希伯来学校。当然，这种联系是双向的。作为他们慈善行为的回报，他们可以获得有关节期（如普珥节被重新命名为“圣以斯帖节”）和斋戒日的最重要的信息。在“异端裁判所”在15世纪80年代实行最严格的管制措施（建立了令人恐惧的“线人”情报网络，对家仆和家庭成员进行恐吓和拷问）之前，他们仍然可以在家里偷偷地遵守某些犹太习俗而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他们星期五晚间可以点上蜡烛。说到底，在15世纪，谁没有在家里点过蜡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谁知道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家里的仆人也是“皈依者”。男主人和女主人在犹太节日为什么穿上了精致而庄重的服装？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去教堂做弥撒呀。有些更大胆的人甚至把宗教典籍带到“皈依者”的家里——尤其是日常祈祷用书或一些“逾越节‘哈嘎嗒’故事集”——并且有证据表明，在“异端裁判所”对儿童甚至某些成人进行强制灌输新教义之前，他们一直在背诵“示玛”这类具有肯定内容的重要祈祷文。
渐渐地，这些猜疑在恐怖和酷刑——水凳、老虎凳和皮鞭——之下变成了“供词”，从而把成千上万的“皈依者”送上了所谓“异端公审仪式”（autos-da-fé），把那些“不屈服”于十字架的人堆起来当众活活烧死。然而在1480年西班牙官方引进独特的“异端裁判制度”之前的几十年里，由于新老基督徒之间的仇恨而被烧死的疑似回归犹太教的“皈依者”，甚至并不比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比他们更优越的人更多。一代代卡斯提尔国王的性无能暗疾（并非夸张，如恩里克四世就是如此）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猜疑之心，他们认为犹太人已经成了最受欢迎的生物，像阿尔瓦洛·德·卢纳（Alvaro de Luna），他只是靠那些犹太人和“皈依者”的直接帮助才能够维持自己作为“卡斯提尔治安官”的地位。卡斯提尔犹太人的社区领袖亚伯拉罕·德·本温尼斯特（Abraham de Benveniste）与卢纳关系亲密，“皈依者”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宫廷和官僚精英阶层。对于那些老基督徒贵族的地位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冒犯。
当卢纳带着强征某种特别税的使命对托莱多进行访问时，原来曾经是“新会堂”而此时已经改为“白色圣母玛利亚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这是为了拿起武器对付卢纳、本温尼斯特及其城内的“皈依者”同盟而发出的信号。于是，一场自发的抗议活动开始了，而国王城堡的总督皮尔洛·德·萨缅托（Pero de Sarmiento）就走在叛乱队伍的前面，后面聚集了一大群临时从市民和托莱多周边的农民中招集的支持者。他们直接对那些最知名的“皈依者”的住宅发动攻击，其中就包括著名商人和公证员科塔（Cota）家族的豪宅。有上百所住宅被摧毁，同时犹太居住区也受到攻击。他们甚至对国王本人进行谩骂侮辱，顷刻间使托莱多陷入了全面暴乱之中。7月间，由于这座城市仍然控制在叛军手中，萨缅托竟然擅自颁布了一项“驱逐令”，要把“皈依者”从所有的公共部门赶出去，因为他们的皮肤下曾经流着（并且一直流着）犹太人不洁的血。“我们宣布，所谓的‘皈依者’仍然是顽固不化的犹太祖先的后代，兹依法认定为不受欢迎和不知羞耻的人，他们已经不适于在托莱多的城市公共部门工作，也没有任何权力凌驾于真正的基督徒之上。”
由于萨缅托关于血统纯洁的说辞严重违犯了基督教会有关“凡受洗者必须一体对待”的教义，教皇尼古拉五世立即宣布取缔“驱逐令”。但造成的伤害已经无可挽回，并且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原则由此形诸文字——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永远也擦不掉了。1467年，有人曾试图再次对托莱多“皈依者”的人身和家族财产发动攻击。但他们非常明智地接受了上一次暴乱的深刻教训，从托莱多的武器库找出了石弩和锁链等威力强大的重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任命费迪南·德·托雷斯（Ferdinand de Torres）上尉为他们自卫部队的首领。这种备战状态和不得不常年面对“ marrano 注251 ” （当时针对地下犹太人而发明的一个贬义词）这样的侮辱性称呼所造成的痛苦引发了反应过度的行为，当时有一伙武装人员闯入了托莱多大教堂，先是在教堂大院里引发了一场械斗，致使4名神职人员在群殴中丧生，后来则演变为一场全面的市区内战。
其实，武装入侵者喊出的口号——“这不是一个教堂！”——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对付托莱多市民中的犹太“皈依者”，更不是教堂里的牧师。这个口号本身的含义就是，他们的教堂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物质上都已经被敌对势力的政治理念所控制。不过听起来就像是这个神圣的地方已经被彻底抛弃，因为他们令人惊异地用木雕来装饰唱诗台，要知道，这是整个基督教王国中集中体现基督徒虔诚的地方。如果需要为对“皈依者”忠诚的怀疑提供证据，那么这种判断错误的战争叫嚣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并不是小胡同里发生的一次荒唐的吵闹。恰恰相反，这次“吵闹”发生在一个大都市里，那里有卡斯提尔历代国王的陵墓；发生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犹太“皈依者”精英阶层与他们的敌人正处于内战的边缘，而他们的敌人卡斯提尔后来被认为是西班牙的历史象征。
患有性无能这种“难言之隐”的恩里克四世当然不会怀有这种基督徒的使命感，但尽管如此，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托曼土耳其人之手一年之后，他还是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王位。此时，净化西班牙是王国进行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真正实现基督教王国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基督的旗帜将在君士坦丁堡的废墟上树立起来，那么这面旗帜必然要飘扬在一个清除了犹太人、伪装成“皈依者”的准犹太人以及其他非基督教徒的西班牙的上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犹太人提出的问题 注252 在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王国刚刚形成的时期进入了他们为之痛苦挣扎的自我界定的核心，他们将成为迎接世界末日来临的又一个工具。
“纯洁地统一”是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对这个沉重的历史时刻的总结和苛责，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阿隆索·德·埃斯皮纳（Alonso de Espina）。作为方济各修会的修士、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能言善辩的传教士和宫廷的忏悔牧师，埃斯皮纳认为他的《悲惨的西班牙》就像这个书名一样，与其担负的使命极不相称：要打一场迎接世界末日和基督再临的战争。这是一条充满魔鬼的道路，并且众所周知，犹太人就是魔鬼的化身。正是他们买通了阿尔瓦洛·德·卢纳，并使他最终垮台。埃斯皮纳觉得，花上一些时间修复破碎的卢纳人格是他的使命，并坚持认为正是他的行为失检才最终把他推向了灾难的深渊。的确，他不会丢下这位倒台的治安官，他要在最后陪着他走向刽子手的断头台。
在他于1461年写成的《冥顽不化的信仰》一书（后来在欧洲各地有多种版本）中，埃斯皮纳收集了所有妖魔化犹太人的词汇：天生的下毒犯、亵渎圣饼者、绑架儿童者和杀人凶手。事实上，他对于用指控杀害儿童这种平常采用的一般方式来消灭瓦拉多利德的犹太人感到非常失望。埃斯皮纳为什么对方济各修会如此忠诚呢？因为与多明我修会相比，这个修会变得越来越好战，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埃斯皮纳可以带着他的福音书畅通无阻地在卡斯提尔尤其是他的信徒最活跃的北部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的观点很简单：只要整个王国还没有彻底净化——不仅要清除格拉纳达的穆斯林，而且必须把犹太人从西班牙彻底驱逐出去——由教皇加理多三世（Calixtus Ⅲ）发起的新一轮十字军东征就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他们不走，就不可能有可靠的皈依者，因为他们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沦为无处不在的“犹太教顽固分子”的猎物。尽管如此，他还是极力督促恩里克四世设立一个“异端裁判所”，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假基督徒从“皈依者”中间彻底清除出去。一开始，国王接受了他的提议，但几番犹豫之后，教皇庇护二世于1461年正式批准了埃斯皮纳的提议（但对于要求罗马教廷让出大部分权力的内容却有所保留），但国王却又改变了主意。
所有这一切似乎意味着西班牙的犹太人已经听到了死亡的丧钟。然而——正如500年后德国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从古老年代就定居在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对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和恶毒叫嚣习以为常，所以他们根本不为所动。对所有的托莱多人来说，在西班牙还有许多的地方——阿拉贡，还有卡斯提尔——尤其是远离犹太人聚集区的地方，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相信埃斯皮纳可怕的驱逐方案的魔爪会伸到这样的边远地区。或许，位于西北边陲的加利西亚省的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就是这样一方历史的净土。
Ⅲ 火烧还是水淹？
1476年，当以撒·德·布拉加（Isaac de Braga）第一眼看到他的任命结果时，他肯定感到自己太年轻了。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无从体会他当时的兴奋心情。你可以去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驻足于希伯来《圣经》那些闪闪发光的书页前，如果你足够幸运，你甚至还可以翻一翻这些书页，但你恐怕永远也体会不到布拉加当年第一次看到它们时从心里涌起的那种狂喜和惊异。拉科鲁尼亚是一个边远的地方，虽然是一个海港，但在规模上显然无法与加的斯或里斯本相比。然而，从这个海湾向里一些的某个地方，在15世纪却最早发现了一个奇迹，即所谓“塞尔维亚《圣经》”。这部《圣经》是由文士撒母耳·本·亚伯拉罕·伊本·拿单（Samuel ben Abraham ibn Nathan）（他破碎的胫骨就压在书页上）于1300年前后写成的，由法国“插图画家”约瑟·哈撒尔法迪（Joseph Hazarfati）作了豪华的装饰，并由一个叫亚伯拉罕·伊本·加昂（Abraham ibn Gaon）的“手工艺人”进行了极为考究的微写。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对这部塞尔维亚《圣经》看了一眼，才促使布拉加欣然接受了这次任命，或许因为他像文士们称赞的那样，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年轻人”，或许因为“他已故的父亲是深受爱戴的所罗门·德·布拉加（Solomon de Braga），愿他的灵魂在伊甸园中安息”。
塞尔维亚《圣经》这部“天书”可以说命运多舛，先是在14世纪末期有一段时间流落到科尔多瓦，后来才出现在拉科鲁尼亚，而布拉加家族显然从所罗门一代开始就非常迷恋这一类的独特文本。塞尔维亚《圣经》是如此重要，甚至伟大的文士摩西·伊本·撒巴拉（Moses ibn Zabara）在写新书时也首先要确定将其中所包含的著名学者大卫·基姆奇（ David Kimchi）有关《圣经》希伯来语法的论著［题为《希伯来语法》（Sefer Mikhlol）］进行抄录，而这本语法论著本身却又如此乏味，以至于哈撒尔法迪放弃了将他画的图饰与其语法结构规则关联起来的所有努力，整个页面只是用最能体现他的想象力的鸟兽图案进行装饰，而约瑟·伊本·哈伊姆（Joseph ibn Hayyim）在装饰布拉加《圣经》时就沿用了这种装饰格式上的变化。从许多方面来看，如果说布拉加《圣经》采用的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令人喜爱的话，那只是因为出资的赞助人和负责抄录的文士本来就希望其设计风格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古老传统的重要性。尽管你完全可以认为布拉加《圣经》在成书时不可能预感到后来的灾难，但当时那种在希望和担忧之间摇摆的不确定性或许让布拉加家族及其文士和饰工们迫切希望能够站出来重申：犹太教的美是不朽的。
不管怎么说，约瑟·伊本·哈伊姆既没有为任何不祥的预感所禁锢，也没有拘泥于庄重得体的传统经典装饰风格。他的作品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色彩感，看起来五颜六色，或金色或银色，或天青或淡红，洋溢着活泼、欢腾的叙事气息。约拿掉进了一条大鱼的肚子里（出自希伯来人的文学想象）；满脸胡须的大卫光芒四射地安坐在他的王座上；赤龙在翻江倒海，而花猫正在列阵与老鼠交战。在书末最后一页上，插图作者名字中的字符被有意地描成了几个正在眨眼睛的马戏小丑模样，有些借用了纸牌上的图案，有些则更像教堂里的流浪汉雕饰。但是，与教堂走廊上那些忏悔的罪人不同，约瑟·伊本·哈伊姆画的男女裸体是顽皮和快乐的，因为他们在书页上打躬作揖、又蹦又跳。每一个出现在这部《圣经》中的人物都是心情愉快、心胸开阔的。
布拉加《圣经》以无比惊人的想象力将这种开阔的胸怀融入了犹太教的传统之中。烛台的图案放射着庄严的金色光芒，与一千年前西弗利斯犹太会堂地面上的镶嵌画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这部《圣经》里，有一头狮子（既表示忠诚于卡斯提尔国王，也是为了纪念犹大）盘踞在烛台下面，而不是站立在约柜旁边。但是，圣殿的外观有时更多地借用了《古兰经》的装饰风格，并且有些刻在两块石板上的《托拉》段落，甚至用伊斯兰建筑中习惯采用的马蹄形拱顶图案框了起来，这无异于一种近乎完美的合成艺术。“毯式护封”这种紧密成型的抽象风格同样也属于早已形成的犹太—阿拉伯融合的艺术传统。哥特式风格的图案也被大量用于表现动物、鸟类和植物的形态，而在插图艺术的风尚刚刚兴起时，这本来是基督徒艺术家的专长，但到15世纪时，他们的犹太学生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绘画技巧。
这样的大好形势恐怕是不会持久的，因为在西班牙，基督徒艺术家与犹太文士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的局面即将成为过去。早在1474年，阿拉贡的费迪南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就通过联姻而成为新的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到1483年，他们开始推行由多明我修士维森特·费雷尔和方济各修士阿伦索·德·埃斯皮纳发起的大规模清洗犹太人的运动，以便为基督教的全面胜利创造条件。他们相信，只要这些新基督徒身边有犹太人存在，他们总会被引诱而回归犹太教，而正是他们中间这些信仰动摇不定的所谓基督徒对教会造成了致命的威胁，所以犹太人应该被全部从安达卢西亚驱逐出去，因为这个行省已经受到“犹太化”这种瘟疫的严重污染。很快，他们就从已经定居了上千年的城市（如科尔多瓦和塞尔维亚）里被赶了出去，完全陷入了贫困和无家可归的境地。但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产生了大量“共存区”（convivencia），那里的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文化，阿拉伯与希伯来哲学、科学和文学一直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并出现了大量的文化交汇作品。
但在当时，基督徒之所以迫害犹太人，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与他们分开，或者说远离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怀有一种危险的开放心态，过着一种文化流浪的生活，两种文化之间过于亲密的行为实在令人讨厌。在基督徒采取强制分离措施之前，两种文化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分离。
基督徒下一步还会怎么做呢？在安达卢西亚之外，费雷尔在1412—1413年间预先制定的严厉法规以及托莱多“驱逐令”已经在所有的犹太城市里（当然也包括拉科鲁尼亚）得到执行。犹太人不得不从他们长期居住的街区连夜——最大的宽限也不过八天——搬走，在这个骚乱的岁月里，有些犹太社区的大门和高墙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王朝当局专门为他们划定了新的居住区，通常位于城区边缘最贫穷、最肮脏的地带，实际上是有意地让他们远离他们的店铺和工厂。由于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破产而皈依基督教，他们只能被迫以可怜的价格（通常是其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变卖他们的财产——当然也包括社区的公共建筑物。所以，他们实际上遭到了双重盘剥，首先以低价变卖原来的财产，然后再用高价支付新居住区的安家费。通过这种方式，这个计划的设计者达到了以下两个目标：尽可能地造成犹太人破产，使他们由于生活无着而皈依基督教，同时也为其余的人设立一道“保洁”警戒线，从而使他们与新基督徒和老基督徒都彻底隔离开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内部驱逐，当然也是一种对人格的贬低。
这些似乎并不是拉科鲁尼亚的以撒·德·布拉加或托莱多、科尔多瓦、萨拉戈萨和赫罗纳的犹太人期望从新王国身上得到的东西。正是在那些软弱的国王统治时期，作为王朝大臣、金融家和政府官员的新基督徒最容易遭到敌视，因为在老基督徒的眼里，他们已经接管了整个王朝。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统一之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显然对路易·德·桑坦格尔（Luis de Santangel）这样的“皈依者”，以及普通的犹太医生和金融家［如被委任为收税官的大拉比（rab de corte）亚伯拉罕·塞内尔（Abraham Seneor）］十分友好，所以人们对前景更加乐观。驱逐只是狂热分子的梦魇。在即将对顽固不化、不可战胜的格拉纳达国王城堡发动新一轮圣战的重要时刻，如果没有犹太人的金钱支持，这个新王国该如何是好？所以，尽管伊莎贝拉的忏悔牧师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omas de Torquemada）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与埃斯皮纳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如出一辙，但是在15世纪70年代，这个新王国并没有出现向境外涌动的恐慌的人流。
当教皇在1478年授权西班牙统治者设立异端裁判所时，并没有在未皈依的犹太人中间引起巨大的恐慌，因为这种司法制度只涉及疑似的基督徒——当然首当其冲的是“marrano”——而与本色的犹太人无关。的确，当异端裁判所于两年之后在塞尔维亚开始采取行动时，立即引发了大批的“marrano”向不在王国管辖范围内的遥远城镇和乡村逃亡的浪潮。但是在一开始，犹太人本身就出现了分化。对于那些与已经放弃信仰的家人、朋友和邻居关系仍然比较密切的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人（尽管不是全部）认为他们的改宗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在面对异端裁判所提起的指控时，甚至想遵从法庭的命令去告发他们。当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包括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内）异端裁判所这架毁灭性的机器会邪恶到何种程度和持续多长时间，于是他们请求教皇西斯笃四世（Sixtus Ⅳ）对其进行授权。
异端裁判所拥有自己独立的审判权，它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只对教皇、王室和自己按照等级制度设立的陪审团负责。除了主审法官和所谓的审判委员会，还有一支庞大的“教友”队伍，专门负责处理法庭的事务性工作，以便使这架恐怖的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围绕着用刑方式制定了许多详细的规则，例如，负责监督的人属于这个组织严密的序列中的第一等级。异端裁判所甚至还有一支负责保卫法庭和对当事人进行恐吓的小型军队。在没有骑兵护卫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一个法官被一群陷入绝望的“marrano”在萨拉戈萨大教堂里杀害之后，大法官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再也不敢随意外出。更可恨的是，法庭实际上拥有不受限制的刑罚权力，为了获得“完整而详尽的”口供，法庭可以对那些疑似回归犹太教的人，或直接对那些死不悔改、十分活跃的本色犹太人随意用刑。因此，历史上第一次兴起了一股窥探私人秘密的邪恶风气，仆人、家人和邻居在威逼利诱下纷纷干起了告密和间谍的勾当。甚至在男女修道院里，修士和修女也会告发他们的兄弟姐妹，有时只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圣饼被举起时眼向下看，或在开始念诵“我们的主”或“万福玛利亚”时结结巴巴，并嘟哝着“谁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伊利米亚胡·约维尔（Yilimiyahu Yovel）无疑是对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恶毒的现代制度的萌芽，而不是黑暗的中世纪传统的残余。这的确是在反人类罪行方面玩出的一个新花样儿。
异端裁判所还离奇地发明了“公开审判”这种所谓的公众娱乐形式，这从罗马时代以来是闻所未闻的。凡“异端公开审判”日均被宣布为节日和公共假日，以确保有尽可能多的市民能够参加和观看犯罪分子的游街活动。这些所谓的犯罪分子光着双脚，头戴尖顶的高帽子，身穿破烂的“火刑服”（sanbenito），即在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的囚服上画上翻卷的火舌，因为道貌岸然的法官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提醒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今生被烧死总要强于来世在地狱里永远受火刑的煎熬。包括国王和王后在内的王公贵族也会出席这种精心安排的“庆祝活动”，他们不慌不忙地享用着“节日的美味”，只是在刑场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时才把香囊放在鼻子上挡一挡。当仪式进行到从灰烬中扒出死刑犯的残骸（通常数以百计）并连同活人一起再烧一遍时，这些“祭品”在城市上空形成的空气中就会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
当这些异端裁判所的死难者有时被简单地定性为“异端”时，人们似乎忘记了这种残酷的审判方式——从审问和刑罚直到最后集体处决，使异端分子在世俗政权的罪恶之手中死于非命，并被委婉地称为“解脱”——最直接地指向了那些曾经并且仍然被怀疑是犹太人的人。从来也没有听说曾经有西班牙罗拉德派（Lollards）或 卡特里派 注253 （Cathars） 教徒被绑上火刑柱。对于西班牙在犹太史上上演的这场戏剧来说，这无疑是最重要、最强烈也是最悲惨的一幕。这个不断旋转的悲剧舞台在上演一幕幕残酷和背叛的同时，也会展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勇气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有大量的告密者，但也有像迭戈·马尔迦纳（Diego Marchana）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成了新基督徒，但却仍然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帮助那些迟到的“洗罪者”（他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和家人），提醒男人和女人躲开异端裁判所的陷阱，当然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被活活烧死。
清洗运动的“生产线”是由可怕的敌人控制的，当然他们的领军人物就是托尔克马达。尽管他们采用的手段相当原始，但在连绵不断的恐吓、酷刑、慌言和司法谋杀浪潮中，死难者的人数足以使任何 20世纪的独裁者 注254 的破坏和杀戮行径相形见绌：仅塞尔维亚一地，到当年底就有700人被烧死；每个月举行一次“异端公审仪式”，并且在这架死亡机器向北开进雷阿尔城（Ciudad Real）并继续推进到托莱多（那里的死亡人数打破了历史纪录）之前，在1488年曾经一天就烧死过40人，同时还焚烧了100具从灰烬中扒出来的尸骨以及许多已经逃脱的罪犯的模拟画像。
然而，可以理解的是，那里的犹太人反而在袖手旁观，并且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无关，因为他们一旦被隔离在城郊的居住区内，只有一个大门可以出入，他们显然就再也没有对他们的亲戚朋友施加犹太化影响的机会，他们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这样的错觉甚至在那些最伟大的人物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们仍然在为攻克格拉纳达而努力工作，如亚伯拉罕·塞内尔，国王和王后至少对他这样的人还是以礼相待，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虚伪的敬意。他曾经满怀信心地进见国王，请求他禁止以暴力方式对犹太人进行布道活动，并撤销有关犹太人在逾越节期间烤制无酵饼的禁令。塞内尔甚至与托尔克马达也维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在他的请求下，他出生的村庄还一度享受过免税的待遇！作为一个拉比和金融大亨，同时也作为一个有号召力的犹太领袖，他对于最高统治者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他甚至不相信他们会干出像驱逐犹太人这样自甘毁灭行为。于是，人们对这种亲密关系产生了错觉。
1485年，塞内尔得到了另一个更著名人物拉比以撒·阿布拉瓦内尔（Isaac Abravanel）的支持，在被牵连进一次试图取代他的宫廷阴谋中之前，他一直在葡萄牙国王面前享有与塞内尔同样的地位和职位。阿布拉瓦内尔被迫出逃，他跨过了边境，寻求并获准会见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在这次会见中，王室似乎提出要他积极地提供金钱资助对格拉纳达的讨伐战争，并以放弃把安达卢西亚的激烈驱逐运动扩展到整个王国作为回报，他当时很可能没有答应。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当时还没有拿定主意。
但是，这位王后的忏悔牧师早已经下定了决心。对托尔克马达来说，如果没有第二只手即用暴力彻底清洗犹太人作保证，仅靠埃斯皮纳的学说这一只手——对皈依的犹太人进行彻底净化，使他们不可逆转地归顺到基督教会的旗帜下——是毫无意义的。他所采用的变态方式实际上从反面证明了犹太教的坚韧性和说服力，因为这个宗教完全有能力从政权和教会、暴徒和传教士强加给它的任何制裁——强迫迁移、焚毁典籍和肉体毁灭——下生存下来。你可以毁灭所有这一切，但总会有某种东西会逃过你的灭绝行动，如它的“字符”总会像致命雾霾中的微小颗粒一样从尸体和羊皮纸的灰烬中飘散到遥远的天空中。
当时，就连托尔克马达自己也失去了耐心，因为他知道这第二个步骤必须要等到攻陷格拉纳达之后才能实施。尽管西班牙王国正在为这次战事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特别是热那亚人的金钱——但王国军队是如此庞大，花费是如此昂贵，如果没有犹太人提前缴纳现金这种税收方式的便利，做任何事情恐怕都是不明智的。然而，到1491年冬，围困格拉纳达的军队［其中包括亨利七世的妹夫里弗斯伯爵（Earl Rivers）指挥的英国士兵和一个泛基督教圣战营中的法国部队］已经增加到1.2万人，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足以使国王 布阿卜杜勒 注255 （Boabdil） 在深深的屈辱中意识到，投降并结束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已经成为必然。当然，在格拉纳达城内，仍然有数千名犹太人和“皈依者”。他们都是为了躲避异端裁判所的追捕而逃过来的，并且已经在穆斯林政权的安全保护下恢复了他们祖先的信仰。布阿卜杜勒为他的穆斯林臣民的安全作了安排，但毋庸讳言，他对当时已经陷入恐惧的犹太人却没有提供任何防范措施。
开展驱逐运动的动机并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为了实际完成创建一个统一的、纯洁的基督教西班牙的圣战使命。作为最高统治者作战工具的贵族阶层，当然对取消他们欠下贪婪的犹太人的债务这样的作战争成果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效法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实施驱逐运动的目的正在于此。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却打着另一个算盘，他们抢劫、没收和变卖的所有财产尤其是房产的价值，大大超出可以计算出来的犹太人上缴税费。或许有一些胆小怕事、地位低下的人会担心突然失去医生、店主和一个难得的借钱靠山，但这种担心毕竟是不光彩的。所以必须提醒他们，犹太人在他们中间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不仅是一种人身的冒犯，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所以，一个绑架和杀害儿童的案件自然而然地被编造出来，像往常一样，一具并不存在的尸体并不能对定案有任何妨碍。一个在乡间游动的“marrano”，他是一个洗刷羊毛的匠人，名叫本尼托·加西亚（Benito Garcia）——依然是在一次朝圣返乡的途中——被异端裁判所的探子在托莱多附近的拉瓜迪亚城（La Guardia）发现，在他的背袋里找到了一块吃了一半的圣饼，这无疑是一个亵渎基督的阴谋。剩下的事情不过是根据这个装着其他10个“皈依者”和犹太人的食品杂物的背袋，通过平常那种简单有效的程序获取“完整而详尽的”供词罢了。其中有一个叫优素福·弗兰科（Yucef Franco）的犹太人被关在加西亚上面的一间牢房里，地板上正好有一个小洞，通过这个小洞里可以听到下面牢房里的谈话声。有一个修士打扮成拉比的模样来到弗兰科的牢房，以获取并非犯罪本身而是被指控的罪名的所谓“供词”。于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被拼凑出来：一个儿童在托莱多一条大街上被绑架，然后模仿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对他进行折磨，然后把他拖掳到城外的一个山洞里，然后挖出他的心举行巫术仪式。这个故事说得头头是道，无非是为了煽动公众的怒火，从而把“皈依者”和犹太人不加区分地定为共谋的杀人犯。这个一直没有找到的儿童很快被奉为圣徒，称为 “拉瓜迪亚的圣婴” 注256 （El Niño） ——并且在西班牙的这个地区现在仍然这样称呼。骚乱是如此普遍而激烈，从而使国王和王后终于放下心来，因为驱逐令事实上把公众的怒火导入了一条有条理和高效率的渠道，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破坏性的骚乱发泄出来。
所以，1492年3月31日，在四百年前由约瑟·伊本·纳赫雷拉首次提出构想并开始建造的 那座王宫 注257 里，在伊莎贝拉和费迪南用霸占宫廷长达数月的方式宣示对布阿卜杜勒的胜利的王宫里，一件历史上的“杰作”终告完成。这纸冗长的驱逐令首先解释说，由于已经不可能阻止犹太人扰乱新基督徒正常信仰的活动，而尽管异端裁判所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这些新基督徒仍然继续纷纷恢复原来的信仰，所以无论从教会的统一还是基督徒的纯洁来看，都不能容忍他们继续存在下去。不仅如此，他们还一直在玷污和滥用基督教的教义，正如最近发生在拉瓜迪亚那个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身上的暴行所显示的那样，他们也许会实施更加恶劣的暴行。在7月1日前，犹太人必须在4个月内离开王国的领地，而王朝的忠实臣民已经被周到地预先告知，不得以任何方式扰乱或阻挠他们离开。任何人在离开时都不得携带金、银或其他硬币（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货币），也不得携带任何贵重物品，如钻石、珠宝，以及宗教仪式用的珍贵圣物。所以，安放《托拉》的约柜的顶盖和护罩，羊皮卷轴两端的石榴状饰品以及手状指经标，当然还包括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会堂建筑，全部被王室没收。当时要熔化这些物件，恐怕要费不少力气吧。犹太人不得牵走马匹甚至骡子，以免这些高贵的负重家畜从王国中流失。他们可以用毛驴拉车或驮着他们的老弱病残。他们可以带走他们的希伯来文书籍，让人感到庆幸的是还可以带走他们那部《塔木德》以及其他所有的典籍。凡不能带走的书籍一律与羊皮书卷一起烧掉。
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公众直到一个月后才知道有这么一道法令，塞内尔（他早年对伊莎贝拉的忠诚为他换得了一些知情权和一系列的高级职位）和阿布拉瓦内尔正好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劝说王室特别是费迪南收回成命。在用恻隐之心和王朝利益无法说动他之后，阿布拉瓦内尔决定使用金钱，他开出了 3万达克特 注258 （ducat） 的价码，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一个传言说，国王当时有点犹豫不决，但在这个时候托尔克马达怒气冲冲地撞了进来，他把一个十字架扔在地板上，并指责费迪南想要重复犹大为了30个银角子而出卖耶稣基督的背叛行为。另一个传言则称，狂热不羁的伊莎贝拉当时为了故意激怒国王，说他的犹豫不定完全是因为他的血管里流着犹太人的血（他的母亲一脉的确有人具有“marrano”的血统）。
然而，在驱逐犹太人这个问题上，费迪南实际上与王后和大法官一样立场坚定。到4月底，负责传令的官兵按照王室的命令，用号角声把附近的居民召集到西班牙的中心城镇中，去聆听他们宣读最高统治者的法令。由于文字描述在细节上受到限制，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当然也包括笔者本人）能够再现当年犹太人听到这张强加给曾经是他们的“西班牙的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的死亡判决书时所表现出来的恐惧、沮丧、忧虑和痛苦之情。正是在这个“西班牙的耶路撒冷”，他们的语言变成了拉迪诺语，并一度繁荣起来；他们的拉比曾在那里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和创作；那里曾经诞生了许多清新的祈祷诗歌和爱情歌曲，一直被人们传唱着；他们曾经在那里揉面团、烤甜点；他们曾经在普珥节和《托拉》节 （Simchat Torah） 注259 上跳起欢乐的舞蹈；他们曾经在割礼上痛饮红酒，新娘和新郎曾经站在彩棚（huppal）下，在用鲜花装饰的阿拉米语婚书（ketubah）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们的医生曾经把草药和安慰送给不同信仰的病人；他们的文士和装饰师曾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形象，从而证明了人类的无限创造力……但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去了索里亚、塞哥维亚、布尔戈斯、托莱多、萨拉曼卡、萨拉戈萨、人们钟爱的赫罗纳、哈列维的出生地图德拉……但每当他们赶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早已经被清空了，在流亡中刚刚安定下来的犹太人从此不得不继续流浪。他们在令人恐惧的哀恸中还注意到，为他们最后离开确定的不可更改的日期（因为国王大度地把最后期限延到了7月底）是犹太历的阿布月初七，即为纪念第一和第二圣殿被焚毁举 行斋戒前两天 注260 。如今，他们的文化圣殿正在被摧毁，对他们来说就像罗马人当年推倒耶路撒冷圣殿的石墙一样真实。
恐慌的情绪伴随着一种深深的绝望蔓延开来。疯狂的行动由此开始，没收后剩下的所有财产全部被变卖：房屋、店铺、酒窖、花园、樱桃园、葡萄树、橄榄林。安达卢西亚大驱逐作为一个先例，无异于提前警告塞法迪犹太人不要再心存侥幸，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无情的盘剥和变节屈服的机会。他们被允许带走十分之一的财产算是他们的幸运，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把身上的财产带出边境，然后去纳瓦拉（Navarre）和葡萄牙，或渡海去那些愿意收留他们的海外国家。这项驱逐令当然也适用于西班牙领地上的其他犹太社区，如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这些如今已经被割让的避难地。面对这种一无所有、无家可归的艰难局面，至少有4万名犹太人不得不皈依了基督教，加入了自1391年的暴乱和大屠杀以来形成的10万新基督徒大军。他们中间有许多最显赫的宫廷犹太人，这在历史上当然不是第一次。1492年7月，大拉比亚伯拉罕·塞内尔本人与他的儿子 梅拉米德·梅尔 注261 （Melamed Meir） 一起在瓜达卢佩修道院接受了洗礼。当时，国王和王后作为他的教父和教母就站在这位80岁高龄的犹太人面前，而他的名字从此也变成了费伦·佩雷斯·科洛内尔（Ferran Perez Colonel）。
阿布拉瓦内尔则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根据克里特岛上的干尼亚城（Khania）的大拉比以利亚·卡普萨利（Elijah Capsali）——他经常与许多流亡的犹太人直接对话——的记述，他曾给伊莎贝拉写过一封谴责信，并当面对她进行申斥，他“像一头狮子一样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通过这种残忍的方式就可以消灭犹太教的设想完全是自欺欺人。但她却回答说，这次大驱逐并不是出于她的意愿，而是出于上帝的命令。对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回答，阿布拉瓦内尔质问道，她是否知道，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许多帝王认为，通过颁布驱逐令就可以结束犹太人的历史，从而打破这个民族与其上帝之间的盟约？难道她不知道这些帝王都已经消亡，而犹太教却坚持了下来，并亲眼看到了弥赛亚带来的救赎？难道犹太人遭受的苦难不是更加坚定了他们忍耐的信念，从而把律法的“字符”永远地刻进了他们的大脑里和内心深处？
随着盛夏季节的到来，离境的期限日益临近，这些塞法迪犹太人不得不尽可能地在截止日期前赶往附近的港口和边境。驱逐令特别规定，如果7月31日以后在国王和王后的领地上发现有尚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将一律处死。所以，一次新的“出埃及”似乎迫在眉睫。因为在去加的斯港或东北方向的纳瓦拉边境和西面的葡萄牙的路途中充满了危险，所以许多犹太人尽量地与他们在犹太会堂里熟悉的邻居和朋友结伴而行。几把扶手椅、一箱衣物、一些简单的厨房用具——尤其是如果他们要出海的话——还有几只塞满宝贵的神圣典籍的麻袋，横七竖八地装在笨重的马车上，麻袋的空隙里坐着家里的老人和最小的孩子。毛驴的行进速度之慢可想而知，但绝大多数的西班牙犹太人只能靠双脚离开这个国家。这样的迁移方式使他们很容易成为毫无防范能力的猎物，沿途的盗匪不断对他们进行抢劫，而那些拥有特别权力的官吏则对他们进行最后的盘剥：尽管他们随身携带的财产本来就少得可怜，几乎拿不出什么现钱，但他们仍然不得不对边防官兵（包括边界两侧的官兵）进行贿赂才能顺利通过。当他们到达出境的港口时，他们往往不得不与那些贪得无厌的船长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而在等待起航的间隙，他们只能在海边的荒滩上过夜，从而成为当地的强盗团伙的抢劫对象。
直到这种“壮观的场面”渐渐平息下来，他们原来的“邻居”便从家里和田间纷纷赶过来，一排排地站在路边，目送一支支绵延不断的犹太移民队伍，在西班牙盛夏的酷热阳光下缓缓向海边和葡萄牙边境移动。令人惊奇的是，与骚乱的日子里他们以死亡和诅咒的喊叫声恐吓、追逐犹太人不同，他们改成了用不声张的方式实施同样的恶行。甚至连对犹太教仇恨之深如牧师安德雷斯·伯纳迪兹（Andres Bernaldez）这样的人都出乎意料地受到感染，他对许多犹太人在这种严酷的考验面前所展示的高贵情操和强大力量感到震撼。
他们穿过小路，越过田野……他们背负着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有些人倒下了，其他人又站起来；有些人死去了，其他人又出生了，还有一些人一直在生病。没有一个基督徒不在为他们感到悲伤，凡他们所到之处，［基督徒们］都在恳求他们受洗，有些人在痛苦中皈依了基督教并留了下来，但只有少数或者说极少数的人这样做。拉比们不停地鼓励他们要坚强，并号召女人和小姑娘高唱圣歌、敲打手鼓，以提振旅人的士气。
所以，塞法迪犹太人是在美妙的歌声不绝于耳的气氛中离开了西班牙。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比们为什么要号召女人们高声歌唱呢？当然是因为这是又一次“出埃及”，这次离开必然是出于上帝的命令，正如他们当年摆脱埃及人的奴役而出走是出于他的命令一样。沿着这条思路，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只要坐在逾越节家宴的桌边，听到一篇“哈嘎嗒”启蒙故事，他们就会想起，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在以色列人安全地跨过红海并且海水淹没了法老的军队之后唱歌、起舞的情景。伯纳迪兹听到了歌声，而拉比们则说，这一次上帝将再次创造奇迹，把他们从奴役状态下领到他的“应许之地”。
后来，这样的歌声曾在萨洛尼卡和突尼斯、在士麦那和君士坦丁堡、在威尼斯和干尼亚多次响起。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Ⅳ 走向天涯海角
从加纳利群岛一直向南，经过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和贾米·费雷尔的小船曾经乐观地驶过的“金河”河口，再绕过 博哈多尔角 注262 （Cape Bojador） （根据传说，过了这条分界线以后，变化莫测的海流能够使任何船只失去生还的希望），然后经过几内亚湾，在大海深处有一个巨大的火山岛。这个海岛是由葡萄牙航海家于1470前后年发现的，并将其命名为圣多美（São Tomé）。就这个海岛所处的纬度而言，当时的船长在向皇家骑士岛（ Alvara da Caminha）航行的途中，恐怕只有参照拉比亚伯拉罕·撒库托（Abraham Zacuto）制作的星表才能准确地标定出来。这个星表曾一度流传至萨拉曼卡，但当时已经转移到里斯本，因为它对于葡萄牙王国实现海上霸权是非常有用的。这个火山岛当时进入了漫长的休眠期，因为岛上的熔岩已经被浓密的热带植物所覆盖，但在葡萄牙人发现它之前，圣多美岛上一直无人居住。从岛上的热带雨林和山丘平缓地向大西洋海岸延伸，海面上飞翔着侏橄榄绿鹮和各种热带海鸟，但到1494年，在岛上的岩石和丛林之间却出现了数百个（有人说是上千个）原来曾经是犹太人的孩童。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出生就在格拉纳达生活，分属于几百个犹太家庭，但当格拉纳达在基督教的重新征服运动中陷落之后，他们立即随父母一起遭到驱逐。有些人加入了来自卡斯提尔王国的无家可归者的流亡人群，由于相信了国王若昂二世（João Ⅱ）提供庇护的承诺而进入了葡萄牙。但这一承诺后来被证明是有条件的，完全是一个利用犹太人的大骗局。除了被葡萄牙国王选中的在经济上对王国有用的630个家庭之外，其余的西班牙犹太人（总人数可能有8万）则必须在逗留8个月并为其短期避难和顺利离开的特权支付一大笔费用之后继续他们的流浪生活。
由于这些犹太人在他们短暂逗留的几个月里遭到各种形式的掠夺（合法的和非法的）而身无分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无力支付这笔费用，于是若昂二世当时宣布，他们已经成为他的个人财产，并把他们作为奴隶分送给他的贵族，而正是由于这些犹太人有国王担保，贵族之间长年不断的纷争才得以缓和，因为尽管他们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也仍然可以用杰出的智慧把贵族们玩得团团转。国王自己也留用了许多犹太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儿童，因为一旦作为奴隶与父母分开，就可以直接把他们遣送到海外去开垦圣多美岛。在轻松地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就会使这个海岛彻底基督教化，并与同时遣送到岛上的非洲奴隶婚配，从而制造出一个忠心的、虔诚的、富有进取精神的黑白混血人种，经过二十多年之后就可以给予他们自由。
这听起来似乎很美，但条件是他们能够活下来！他们是否能够安全抵达，是否能够熬过各种疾病、饥饿和各种艰难困苦［如最让他们恐惧的贪婪而凶残的鳄鱼（lagarto）］，剩下的人数实在难以确定。一位16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一开始遣送时有2000人，其中有600人后来长大成人，但这个数字似乎太大，因为当时装载他们的船只不可能太大，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更何况他们当时年龄都还很小。但安全到达的肯定有几百人，并且他们的确建立了一个以种植和收获干蔗为生存手段的微型的殖民社会，并且最后以生产可可而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巧克力而闻名于世。像马略卡岛上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一样，在他们的基因中同样也携带着他们祖先身上那种永远也抹不掉的染色体。
若昂死于1495年，他并没有直系的继承人，但在他咽气之前，他决心像他的邻国西班牙一样全面彻底地在他的王国里灭绝犹太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犹太人一旦被改造为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至少在两件事情上对野心勃勃的葡萄牙王国是非常有用的，即航海科学和全球贸易。那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灭除他们的宗教。因此，像西班牙一样，所有的犹太会堂和《塔木德》研究院全部被关闭，并发布了一项不烧人只烧书的命令，尽管事实上他们只是把一种新的绘画艺术带进了葡萄牙但却从未应用于实践活动。1493年，仍然留在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被迫把他们所有的《圣经》、《塔木德》、祈祷书、评注和哲学经典图书，以及身上戴的经匣和门柱上的经卷这类包含希伯来字符的礼仪用品，全部送到里斯本大会堂，以便在那里集中销毁。对于大量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被允许从西班牙带出来的那些装满希伯来经典的麻袋和箱子是他们的唯一安慰，因为他们几乎已经失去了一切：房屋、花园、店铺、金钱，还有故土。他们在漫长的流亡路途上一直与这些经典同甘共苦，一起跋山涉水。然而，眼下有人却要让他们与他们的“字符”世界分离开来。拉比亚伯拉罕·沙巴（Abraham Saba）亲眼目睹了一位犹太同胞由于“太爱他的书”并紧抱着他的书不放而遭到皮鞭的残酷殴打。这位拉比感到十分惊恐，于是他把自己最珍贵的书挑出来偷偷带出城外，并把这些书藏在了一棵老橄榄树的树洞里。在这些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文字财宝的爱书人中，还有一位就是以撒·德·布拉加。他当年曾把许多山羊皮制成的盒装重要典籍从拉科鲁尼亚辛辛苦苦地带到了里斯本。如果他留下来——或者更糟糕一些，如果他像其他数千名犹太人那样返回西班牙并接受洗礼——那么他随身携带的所有书籍就会被没收并在边境上被焚毁，世界也就会因此而失去装饰精美的希伯来典籍中最美的图书。
当然，在葡萄牙国王对这些新来的但却不受欢迎的犹太人所做的诸多坏事中，这还算不上是最坏的。若昂二世的继任者曼努埃尔（Manuel）像他的前任一样，也是在驱逐还是扣留犹太人让王国受益更多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当然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必须首先灭除他们的宗教。他最后的选择似乎是由王室的婚姻政治决定的，因为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以他们守寡的女儿（也叫伊莎贝拉）下嫁为代价换取了曼努埃尔将驱逐犹太人的运动扩展到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决定。他们断定，不然的话，两个国家的边境将成为秘密回归犹太教的犹太人返回西班牙的通道。情况正是如此，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由于在葡萄牙已经难以生存，他们决定接受洗礼并返回西班牙，这自然是受到了西班牙王国于1492年11月发布的一项附加法令的诱惑——这或许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其中也为检验“皈依者”是否真正忠诚附加了许多敏感的条件。
尽管在1497年就已经确定了从葡萄牙驱逐犹太人的最后期限，但曼努埃尔仍然在为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而苦恼。难道就没有一种至今未曾尝试过的方式，能够引诱犹太人集体皈依到十字架下，从而避免驱逐他们？或许，圣多美岛上那些犹太儿童的命运给他带来了灵感。在逾越节之夜，当各个犹太家庭正在清除发酵物，准备第二天过逾越节时，士兵们突然袭击了聚集在埃武拉（Evora）的犹太人，骚乱随之蔓延到葡萄牙的所有城镇，但他们只是从那些绝望哀求的父母怀中夺走年龄在两岁以上的孩子。刹那间，用烛光寻找发酵物的欢乐变成了对搜索儿童行动的恐惧。以利亚·卡普萨利就曾经从逃到克里特岛上的“marrano”口中听说过当时发生的故事，他写道：士兵们“甚至在房子的墙角和壁凹处”搜寻蹒跚学步的孩子和尚未成年的儿童。在逾越节家宴上，他们又回来“抢劫犹太人的财宝。孩子们被夺走，恐怕今生永远也见不到了”。
另有数千位陷入疯狂的父母被押往里斯本，并被告知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前离开葡萄牙。其中有些人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恳求当局甚至国王本人释放他们的孩子。所罗门·伊本·弗迦是托尔托萨《论争纪实》的作者，也是一个受过洗礼的秘密犹太人，他就提到过有一位母亲失去了6个孩子，她感到十分绝望，在曼努埃尔做完星期日大弥撒离开教堂的路上堵住了他。“她上前恳求他的怜悯，并匍匐在他的马蹄下，请求他只把她最小的孩子还给她，但国王根本不为所动……国王命令他的仆从‘把她带走，不要让我再看见她’，但这位母亲继续用更大的哭喊声申诉自己的冤情，他们开始呵斥她，于是国王愤怒地吼道：‘不要管她，因为她就像一条母狗，她的狗崽子已经被抱走了。’”我们还知道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讲不完的伤心故事：以撒·德·禄亚（Isaac de Rua）和他的妻子维里达（Velida），他们失去了8岁的雅各，新起的名字叫豪尔赫·洛佩斯（Jorge Lopes）；施托布·菲达尔戈（Shemtob Fidalgo）和他的妻子奥拉波（Oraboe）失去了两岁半的雷纳（Reina），新名字叫格拉西亚，和8岁的亚伯拉罕，新名字叫乔治；雅各·曼哈齐纳（Jacob Mankhazina）的寡妻埃斯特雷拉（Estrela），她失去了4岁的辛法纳（Cinfana），某一段时间曾被一位基督徒鞋匠邻居收养。
在等待他们认为将遭到驱逐——这至少是某种解脱的方式——的日子里，数千名犹太人［历史学家达米奥·德·高伊斯（Damiao de Gois）认为不大可能超过2万人］被塞进一处古老的宫殿里，由于作为一种惩罚塞得太满，里面空气稀薄，并且没有厕所。然后，曼努埃尔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残酷监禁和制造家庭分裂的手段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从而保证他遣送到海外的犹太人能够顺理成章地保持其基督徒身份。他时常命令停止供应食品和饮水，有时竟长达三天。犹太人实际上被圈在一个原始形式的集中营中，他们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除非选择皈依，否则没有获释的希望。在这样一种气氛中，看守他们的卫兵只要高兴，可以随意鞭打那些饿晕或病倒的犹太人，直到他们厌倦了这种取乐方式。大量的犹太人在这种残酷的虐待下死去，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则被拽着头发拖到洗礼池边，在以这种粗暴的方式举行皈依基督教仪式时有的人手里还一直紧紧地抓着他们的祈祷披巾。
在从西班牙逃出来的犹太人中，最终逃过这种厄运的只有天文学家、《塔木德》学者、拉比亚伯拉罕·撒库托。当时，他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来到葡萄牙，只不过希望能在当地的“仁政”下得到暂时的喘息，并不奢望能够定居下来。 他当时已经名声卓著，不仅是因为他设计了一个铜制的星盘，比当时用于航海的木制星盘的刻度更为精确和稳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萨拉曼卡大学当教师时完成了一本用于测量太阳、月亮和行星位置的《天体运行万年历》（Ha hibbur ha-gadol），不仅精确程度史无前例，而且全部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这就是犹太知识的魅力，这样的专业知识可以一直追溯到库姆兰时期的“星空探测装置”，而且尽管当时各个国家都不愿意接纳其作者，但整个世界无疑都需要这样的知识。这本历书于1481年被翻译成了卡斯提尔西班牙文，并且由于若昂二世的私人医生何塞·韦齐诺（Jose Vizinho）（他也是一位天文学家）正准备将其翻译为拉丁文，所以撒库托受到了一种特殊规格的欢迎。他被请进了位于里斯本以北雄伟的托马尔（Tomar）圣殿骑士大修道院的宫殿中，并专门辟出一个房间让他开展研究工作。撒库托这位著名人物的存在正是唯独托马尔犹太会堂在中世纪晚期的葡萄牙得以保留下来的原因。那是一处精致而小巧的祈祷和研习场所，只不过是一个用细细的木柱搭建起来的小房间。在撒库托在此地居留期间，他的研究工作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一个新的西班牙文版本开始印行，而这次采用的便携式开本使其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第一批印制的科学手册之一。
然而，撒库托的《天体运行万年历》在正式印刷之前就改变了整个世界。这本书其实早就已经被哥伦布带到了圣玛利亚港，当时他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前面的加的斯港清除所有搭载犹太人的船只。在撒库托的心目中，当年发生的两个事件不可能没有联系。他出版的著作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以撒·阿布拉瓦内尔为犹太人进行辩护的力度，并且也坚定了“皈依者”路易·桑坦格尔支持哥伦布向西找到一条去印度的新航线的决心。由于当时一般认为印度洋上通用的“混合语”（lingua franca）就是阿拉伯语，所以哥伦布决定带上犹太人路易·托雷斯（Luis Torres）作为随行翻译一起出海，因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而他的皈依适逢其时，可以避免在航行中有失礼仪。后来，托雷斯被哥伦布留在了加勒比海一带，让他处理相互理解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他的确能够与加勒比和泰诺（Taino）“印第安人”进行沟通。哥伦布的航海日志开篇就表达了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的某种神秘但却颇为深刻的联系：“既然已经把犹太人从您的领地上驱逐了出去，但陛下却又命令我全副武装地向传说中的印度地区进发。”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他这里提到的“印度”指的是耶路撒冷。绕行西线去印度是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的下一个步骤，这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一场真正的重新征服运动，是最后审判日的新起点。但是，为什么不尝试走东线呢？在托马尔，在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开始他绕过博哈多尔角，然后经过犹太孤儿岛，一直绕过好望角并突然转向北沿着非洲东海岸的环球航行之前，拉比撒库托很有可能见过他。当达·伽马完成这次探险并满载香料、动物以及一位在印度定居的波兰犹太人胜利归来时，撒库托早已经离开，但毫无疑问，达·伽马环球航行的成功肯定得益于这位拉比的帮助，因为只有他的《天体运行万年历》才能使达·伽马知道自己所处的准确纬度。多亏了拉比撒库托，这位伟大的船长和葡萄牙亚洲帝国的发现者才知道自己站在地球上什么地方。
但是，亚伯拉罕·撒库托去了哪里？他的同胞又去了哪里？他们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既然与基督徒和谐相处的尝试已经夭折，他们又能去哪里呢？在海盗面前，不管是铜制的星盘还是标明天体运行轨迹的万年历都是没有用的，像成千上万的宗教同胞一样，撒库托乘坐的帆船一路向南，又回到了北非地区的伊斯兰世界，并再一次成为海盗的俘虏，遭到抢劫和勒索。大约在1504年，撒库托最终进入了突尼斯，并在那里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穿越时间而不是空间的道路。但《血统研究》（Sefer Yohassin）一书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他的科学论著相比。尽管撒库托痴迷于追寻非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发生融合的事件，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历史。19世纪那些具有科学精神的德国犹太历史学家就将其斥责为更像一种荒谬的幻想，根本没有对神话和真相进行区分——但他们同样也没有切中要害，因为他们对希罗多德也说过同样的话。
但的确如此。拉比撒库托的血统学并不是历史，也并非像这本书的读者所认可的那样。然而，这却是与一代代犹太人的一次对话，与从远古的族长到拉比和圣哲直到撒库托可能认识的犹太人的一次相遇。说他的血统学并不是历史，是因为尽管其内容明显地侧重于年代传承的考察，但所有构成犹太人的过去和存在于当下的犹太人似乎都同时生活在一起，在彼此吵闹的一片不和谐声音中相聚。在他的书中，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沙马伊的慷慨陈词；听到拉比以实玛利（Ishmael）说“去告诉拉比阿奇巴，他犯了一个错误”；听到本·哈哈（Ben Ha-Ha）说“我听这个人说话和本·贝贝格（Ben Bag-Bag）的口气差不多，因为他们算数的方式是一样的，2（bet）加3（gimel）等于5”；听到还没有被尊称为“王子”（Hanagid）的撒母尔（Shmuel）端坐在马拉加的小铺里叫卖香料，丝毫也看不出以后会成为柏柏尔国王御前大臣的迹象。在这本书中，他还用阿拉伯语草草地记下了迈蒙尼德的后事，说他的遗体被送到巴勒斯坦，一伙强盗袭击了他的棺木，并把30个人才能从地上抬起来的棺木扔进了大海里，从而使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最终能够埋葬在太巴列湖畔他的祖先的身边。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还记载着那批犹太孤儿被遣送到了“大海中的小岛上”。
至于是否像神乎其神的传言那样，撒库托本人死后也被埋葬在以色列的圣地上，至今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的某个时间曾经去过那里，并以更亲近的方式与他曾在书本上生动描述过的犹太人群亲切交谈。那里没有他的坟墓，但人们对此仍然半信半疑，据说他不愿意看到更不愿意在下列人物面前低头：修女；埋在亭拿（Timnath）的约书亚的父亲；犹大·哈纳西，他是一位王子和《密释纳》大师，在塞弗利斯与10位“加翁”埋在一起，5位埋在右边，5位埋在左边；埋在雅谷村（Kafr Yakuk）的先知哈巴谷；埋在加利利地区的梅伦山（Meron）的希勒尔和沙马伊。
后来，根据他自己的记述，撒库托去了大马士革，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阿勒颇（Aleppo），在那里他拜谒了文士以斯拉的陵墓，这位《圣经》书卷的作者曾经为那些流亡归来后在耶路撒冷的断壁残垣中间宿营的犹太人找回了早年失落的希伯来“字符”。在那里的某个破败的小房间里，亚伯拉罕·撒库托似乎看到了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的顽强的生命奇迹：一滴滴的蜡烛油滴在烛台上，以斯拉就坐在那里靠这点亮光在羊皮纸上写下了他伟大的《以斯拉记》。
人们在撒库托那本指示太阳、月亮和行星运行轨迹的《天体运行万年历》的指引下航行到了上帝创造的世界的边缘。犹太人再一次漂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哪里是地球的尽头呢？在这个尽头之外又是什么？难道是一片真正的虚无，像哈斯代·克莱斯卡斯（愿他安息！）所坚持的那样“空无一物”，而宇宙正是由此而生成？或者像亚里士多德的信徒阿布拉瓦内尔所主张的那样，那里是一个被无限划分和扩展的空间，船只和马车从一段行程向下一段行程不停地向前行驶？像许多犹太人一样，撒库托的思绪在祖先的传统和幻想的前景之间，在遥远的过去和开放的未来之间，在幽深的天穹和浩瀚的海洋之间驰骋。或许，地球的尽头就是希伯来字符能够传播到最远的地方？尽管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压迫者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对希伯来文字进行焚烧、涂抹和覆盖，对希伯来读物进行删除和定罪，对犹太人身上的希伯来书籍进行搜查和没收，但这些“字符”却一直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传播。有时，当犹太人被押到奴隶市场上拍卖时，他们甚至被那些好心的捕快释放，因为这些捕快幼稚地只关心他们抓了多少人。撒库托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批图书，由基督徒从葡萄牙带出来在摩洛哥的市场上公开叫卖。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市场。弗朗西斯科·德·皮涅洛（Francisco de Pinheiro）是一个葡萄牙贵族，他曾跟随海军上将、首任印度总督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的舰队远赴印度，他就随身带着被他的父亲（自然是一个地方治安官）从一个葡萄牙犹太会堂里抢劫来的一大箱子希伯来图书，而他估计可以卖一两个达克特。在马拉巴尔海岸的科钦（Cochin）定居着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区，皮涅洛就在那里把他家的战利品——一个小型图书馆卖掉了。于是，这批被赎回的图书获得了新的生命，终于走出黑暗重见光明。
或许，一首赞美诗已经在撒库托的心底缓缓升起。每逢犹太人的安息日和重大节日，这首19世纪赞美大卫王的诗歌作为一首“保留圣歌”（zemirot）就会在塞法迪犹太会堂里响起（现在依然如此）。《创世之书》——撒库托既然痴迷于喀巴拉神秘主义，对这本书应该非常熟悉——坚持认为，全能的上帝是按照神奇的希伯来“字符”创造出了世界上的各种元素。所以，地球的尽头必然是这些“字符”栖息的地方，在那里，通过今世一次次的祈求和哀悼，就会听到来自天国的声音。是的，我们坚信这一点。请听：
天国宣告上帝的荣耀
苍穹展示他的神奇
白天发出话语
夜晚降下知识
这些话语和知识
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
它们的形状已经在世界上消失
但心中的“字符”却传向地球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