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以小爱为足，
沉睡在那有限的欢愉中，
至今仍未清醒。
——皮埃尔·特拉德，神学家、科学家
摆脱旧有模式的束缚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从家长、老师、神职人员或其他人那里，或多或少习得了一些限制我们生命的教导，尽管他们是心怀好意的。千百年来，这些有害的教导代代相传，许多已经根深蒂固，让人无从察觉。喜剧演员巴迪·哈克特在一次节目中谈到，他从小吃母亲烹饪的油腻食物长大，直到参军后才发现，原来吃完饭后肠胃还是可以保持轻松的。同样的，对于那些伤害性文化制约所带来的痛苦，我们也仿佛习以为常，甚至感觉不到痛苦的存在。要认清有害的习惯并将它们转化成对生命有益的认知和行为，需要我们投入巨大的努力和觉知。
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我们就要熟悉“需要”，并且有能力与自己的内心建立连结。在我们的文化中，要做到这两点是困难的。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学过“需要”的知识，我们的文化也往往不鼓励我们觉察需要，而是把“需要”看作为消极、有害的。一个人有需要会被认为不够好或不成熟。当人们表达自己的需要时，很容易被贴上“自私”“索取太多”的标签。
因此，通过区分观察与评判、认识感受背后的想法或需要，并以清晰的行动语言提出请求，非暴力沟通让我们更有能力在每一个当下觉察那些加诸我们身上的文化制约。若要摆脱这些制约对我们的束缚，最关键的一步便是看清它们。
化解内在冲突
内在冲突往往会让人陷入抑郁状态，而我们可以用非暴力沟通来化解这些冲突。在《精神病学的革命》一书中，厄内斯特·贝克（Ernest Becker）将抑郁症归因为“无法认知到自己有选择”。当我们评判自己时，便是在远离自己的需要，更无法采取行动来满足那些需要。因此我们感到抑郁，就是说，我们和自己的需要失去了连结。
有位饱受抑郁折磨的女士来学习非暴力沟通。我请她找到自己在极度抑郁时内在出现的不同声音，并将它们以对话的形式写下来，就好像这些声音彼此在交谈一样。以下是她写下的前两句对话：
声音1（作为职业女性）：我的人生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我这是在浪费我所受的教育和才华。
声音2（作为有责任感的母亲）：你太不现实了。作为两个小孩的妈妈，你连他们都照顾不好，还妄谈做其他事情？
我们看到，这些内在声音充满了评判和指责，比如“应该”“浪费我所受的教育和才华”“照顾不好”等等。类似这样的对话已经在她的头脑中持续了好几个月。接着，我请她想象那个“职业女性”服下了“非暴力沟通药丸”，然后用以下句式重新表达：“当……，我感到……，因为我有……的需要，因此我想要……。”
于是她将“我的人生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我这是在浪费我所受的教育和才华”转换为：“当我放弃工作、待在家里花很多时间照顾孩子们时，我感到压抑和挫败，因为我很需要在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所以，现在我想在我的老本行里找一份兼职。”
接下来轮到“有责任感的母亲”用同样的方式来重新表达。她将“你太不现实了。作为两个小孩的妈妈，你连他们都照顾不好，还妄谈做其他事情”转换为：“当我想到要去上班，我感到害怕，因为我需要确保孩子们被好好照顾。因此，我想计划一下如何在我工作时为他们提供妥善的安排，并且在我不那么累时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们。”
这位女士用非暴力沟通的语言表达了内在的声音后，顿时如释重负。因为她得以明白那些不断重复、撕扯她的想法背后所隐藏的感受和需要，并同理自己的处境。尽管她依然要面对现实中的挑战，例如：为孩子们寻求好的照顾、获得先生的支持……但她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需要，而不再一味地自我评判了。
呵护我们的心灵环境
当我们陷在批判、指责或愤怒中时，很难为自己建立一个健康的内在环境。非暴力沟通鼓励我们关注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而不是自己或他人有什么问题。
一位学员分享了她在一场3天的培训中收获的巨大突破。她提到自己来上课的一个目标是学习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但在第2天早晨醒来时，她却头疼欲裂。“在过去，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检讨自己哪里做错了。是不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食物？是不是让自己压力过度？是因为自己做了这个？还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那个？但这一次，因为学习了如何用非暴力沟通来照顾自己，我转而问自己：‘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来缓解头痛？’”
“我坐起来，慢慢舒展了脖子，走动了一下，又做了些别的事情让自己舒服些。我不再责罚自己。很快，头痛缓解了，我得以参加一整天的学习。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当我尝试同理我的头疼时，我发现在前一天没有把足够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身体通过头痛来告诉我：‘我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当我这样去做，我的身体也支持我完成了学习。我一辈子都在与头痛打交道，这一次的经历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在另外一场工作坊上，有位学员询问我如何在开车时保持良好心态。这可是我非常熟悉的话题！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有好几年的时间经常要开车到美国各地出差。每次行驶在路上，我的脑海中便不断冒出一个个具有暴力意味的念头：“该死的，那个男的在干什么？他开车都不看路吗？”任何不以我的标准来开车的人都是敌人、恶人。这些念头让我疲惫不堪，它们驱使我想要惩罚那些司机，可实际上又不可能这样做，愤怒便积存在我的体内，也对我的身心造成了伤害。
于是，我尝试将评判转换为感受和需要来同理自己：“老天，看到他们那样子开车，我简直吓坏了，我真希望他们能明白那样做有多危险。”天哪！我惊讶地发现，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上，我的压力便减轻了不少。
后来，我又决定去尝试同理那些驾驶人。第一次的尝试就让我十分满足。那次我行驶在一辆车后面，它的速度不仅远低于限速，还会在每一个交叉口减速。我火冒三丈、一直在心里抱怨：“哪有人这样开车的。”注意到我已经给自己造成了一些压力，我开始体会那位司机可能会有的感受和需要。我猜那人可能迷路了，有点不知所措，希望跟在后面的司机多一些耐心。当道路变宽，我超车前进，发现那位司机是位看上去已经80来岁的女士，她的脸上满是惶恐。我很庆幸，由于同理了她，我没有对她大声按喇叭，也没有做出一些表达不满的举动。
用非暴力沟通取代诊断
许多年前，在完成长达9年的临床心理学课程训练后，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了心理治疗师的资质。毕业后不久，我有幸旁听了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与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的一场对话。那时，布伯正在访问美国，他受邀来到一所精神病院，在一群精神科医生面前和卡尔·罗杰斯对谈。
布伯的观点是，人的成长发生在两个个体相遇时以脆弱而坦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过程中，他称这是“我与你”的关系。他认为，这样的坦诚无法存在于心理治疗师和来访者的角色之间。罗杰斯同意布伯的看法，认为坦诚是个人成长的先决条件，不过他也主张，开明的心理治疗师能够超越自己的角色，与来访者坦诚相见。
对此，布伯则表示怀疑。他认为，即使心理治疗师努力和来访者建立坦诚的关系，但只要来访者依然以“来访者”自居，把对方视作为“心理治疗师”，这样的相遇便不可能发生。他指出，来访者预约就诊、前往诊疗室以及付费“被治疗”的全过程都阻碍着两个人之间发展出坦诚的关系。
这场对话厘清了我长久以来的困惑。在我所接受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领域的教育中，心理医生在治疗中抽离自己可谓是金科玉律。如果治疗师把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带到治疗过程中，通常被视为一种异常行为。专业的心理治疗师该在治疗过程中保持超然，让自己成为来访者投射想法和情感的一面镜子，再设法帮助病人解决问题。心理治疗师不在治疗中袒露内心，避免在处理内心冲突时损及病人的利益，这背后的理论和道理我十分理解。然而，对于要和来访者保持必要的心理距离，我总是感到不太舒服。不仅如此，我坚信将自己带到治疗过程中是有益的。
于是，我开始试着用非暴力沟通的语言来替代医疗术语。我不再用我所学到的人格理论来分析来访者，而是全然地和他们同在，并且同理他们说的话；我不再诊断他们得了什么病症，而是袒露这个过程中我的内心。刚开始，我颇有些胆战心惊，不知道同事们对此会有什么样的看法。然而，这样做的效果却令来访者和我都很满意，很快我便放下了自己的顾虑。35年后的今天，将自己完全地投入咨访关系，这样的概念早已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记得在刚开始时，经常有心理治疗团体邀请我去演讲，并以现场示范来证明效果。
有一次，我受邀去一所州立精神疾病医院，向一大群精神病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演示如何用非暴力沟通帮助精神极度痛苦的人。讲解了一小时后，他们请我会见一位病人，评估她的病情并给出治疗建议。那是一位有着3个孩子的29岁母亲，我们谈了约半小时。在她离开房间后，负责治疗她的医生便向我提问：“卢森堡博士，请您做出一个鉴别诊断。在您看来，这位女士表现的是精神分裂症状还是由毒品引起的精神错乱？”
我回答说，对于这类问题，我感到不舒服。即使是在精神病医院实习时，我也不太知道该如何对病人做出诊断分类。后来我读到的研究报告让我发现，精神病医生与心理学专家对诊断分类其实也没有一致的意见。那些报告的结论是，精神病医生会对病人做出什么诊断，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属的学派，而不是病人本身的特质。
接着，我告诉他们，就算精神病医生对这些术语的运用具有共识，我也不太想用它们，因为我看不出这样对病人有什么好处。在物理医学领域，医师如果能了解疾病形成的原因，往往就能确定治疗的方向；但在精神疾病领域，情况并非如此。根据我的经历，在医院的病例讨论会上，医生们用大部分时间来讨论病人属于哪种精神病类型。到了会议必须结束时，主治医生可能会请其他人帮忙确立一个治疗方案，由于医生们大多更加热衷于对诊断的争论，这类请求通常会被忽略。
我向提问的这位医生解释：非暴力沟通让我不再去探讨病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转而关注这样一些方面：“他（她）现在的感受是什么？他（她）需要什么？面对他（她），我有什么感受呢？我的感受反映了我怎样的需要呢？我想请求他（她）采取什么行动或做出什么行动，使他（她）过得更幸福呢？”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透露出我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的价值观，因而，相较于只是对他人做出诊断，我们会感到更加脆弱。
在另一次活动中，我受邀示范如何向那些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的人教授非暴力沟通。在大约80名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社工和护工的围观下，15位病人被请到台上。我开始介绍自己，讲解非暴力沟通的目的，忽然一位病人做了一个看似与我所述无关的回应。由于依然带着他被确诊为慢性精神分裂的临床思维，我下意识地认定，自己无法理解他讲的话是因为他头脑混乱，于是我对他说：“你看上去不太明白我说的话。”
此时，另一位病人插话道：“我懂他在说什么。”紧接着他解释了那位病人先前的话与我之前的介绍有什么关联。当我发现并非那个男人神智不清，而是我自己没有领悟其中的关联时，我惊愕地看到自己如此轻易就把沟通障碍归咎于他。我真希望为自己的感受负起责任，但愿说出口的话是：“我感到困惑，我想理解我的话与你的回答之间的关联，但我并不知道，你愿意向我说明一下吗？”
除了这一片刻我跌入了临床诊断思维，余下的时间里，我与病人顺畅地交流。那些病人的反应让医生惊讶。他们问我是否认为这是一群特别合作的病人。我回答说：当我不再试图诊断、分析人，而是把我的内心世界与他们的内心世界连结时，人们通常都会给予积极的回应。
后来，一位工作人员请求我再进行一轮相似的交流，让心理学家和治疗师参与其中。于是，台上的几位病人与观众席的志愿者交换了位置。与工作人员一起工作时，我艰难地试图向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澄清，“头脑的理解”与“非暴力沟通的同理”有何不同。每当组里有人表达感受，他便会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自己的分析，而不是同理那些感受。当他第3次做出这样的表达时，一位观众席上的病人大声喊道：“你看不到自己又在分析了吗？你在解释她说的话，而不是在同理她的感受！”
用非暴力沟通的方法和意识来辅导他人时，我们和对方创造的是真诚、坦率和双向的关系，而不是和对方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也不是在诊断对方，或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专业辅导者姿态。
小结
非暴力沟通可以帮助我们将内心的负面信息转化成感受和需要，从而改善和自己的沟通。如果有能力做到同理自身的感受和需要，我们就可以转化抑郁情绪。非暴力沟通教导我们如何专注在自己及他人心底真正的渴望上，摆脱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纠错的习惯，从而创造更加和平的心境。心理辅导与治疗的专业人士也可以用非暴力沟通与来访者建立真诚的关系。
非暴力沟通实践案例
化解怨气和自我批评
以下是一个非暴力沟通学习者的故事：
有一次，我结束了非暴力沟通的集训回到家，发现两年没见的朋友艾瑞斯正在等我。25年来，她一直在一所小学担任图书管理员。6年前，我们在科罗拉多一个为期两周的荒野探寻活动中相识，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训练营，其中最后一个环节是在落基山独自断食3天。一见面，我就迫不及待地和她分享非暴力沟通课程的情况。这时，艾瑞斯告诉我，虽然已经过了6年，但只要一想起那次活动的野外领队对她说的话，她还是会感到愤愤不平。我知道她说的是莉芙，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豪放女子。我记得她的手掌布满了被麻绳割开的痕迹；攀岩时，她稳稳地将自己悬挂在悬崖上；她能辨识动物的粪便，会在黑暗中长嚎；开心时，她会舞蹈，不快时，她会直率地说出心里话。最后一天，我们在巴士上向她挥手告别时，她甚至朝着我们撅起了屁股。
而让艾瑞斯耿耿于怀的是莉芙在一次个人反馈环节中对她说的话：
“艾瑞斯，我真受不了像你这样的人，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都甜得腻死人，总是一副温顺的小图书管理员样儿。你为什么不能丢下这些包袱，直率些呢？”
6年来，艾瑞斯时不时地想起莉芙这些话，并在心里不断驳斥她。于是，我们决定看看如何用非暴力沟通处理这个情形。
于是，我首先扮演莉芙的角色，对艾瑞斯再次说了当年的那些话。
艾瑞斯：（暂不考虑非暴力沟通，认为莉芙在批评和羞辱她）你没有权利这样对我说话。你根本不了解我，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图书管理员！我很认真地对待我的工作，并且我认为自己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其他老师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扮演莉芙的角色，带着非暴力沟通的意识，同理艾瑞斯）听起来你很生气，因为你希望我在评价你之前了解你真正的样子，是这样吗？
艾瑞斯：没错！你根本不知道我鼓起多大的勇气才报名参加了这场野外活动……你看！我不是完成了吗？这14天里，我接受了所有的挑战，并且一一克服了它们！
我：（继续扮演莉芙）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希望你的勇气和努力能够得到肯定和欣赏，是这样吗？
经过一番对话后，艾瑞斯有了一些转变。如果一个人感觉被充分聆听了，我们能从他（她）身上观察到相应的变化。比如，他（她）可能会放松下来并且深呼一口气。这样的举动往往意味着这个人获得了足够的同理，因而，内心释放了更多的空间去关注其他的事情；或许，这个人甚至能够开始聆听别人的感受和需要。但有时，若有其他痛苦浮现出来，他们便需要继续被同理。我注意到，艾瑞斯还流露出有心事的样子，需要多一些聆听。毕竟，6年来她都一直为自己当时没能反驳莉芙而自责懊恼，果然她紧接着说：
艾瑞斯：该死的！6年前，我就该和她说这番话！
我：（我作为我自己，一个充满同理心的友人）你是不是觉得很挫败，因为你希望当初能够说得清楚一些，是吗？
艾瑞斯：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白痴！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种“温顺的小图书管理员”，但我为什么没有反驳她呢？
我：你希望那时候有足够的勇气表达自己？
艾瑞斯：是的。我对自己很生气！真希望我当时没有任她摆布。
我：你希望能够更加主动地表达自己？
艾瑞斯：正是！我要记住这一点，我有权为自己挺身而出。
艾瑞斯沉默了片刻后表示，她准备好了，愿意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来聆听莉芙所说的话。
我：（扮演莉芙）艾瑞斯，我真受不了像你这样的人。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你都甜得腻死人，总是一副温顺的小图书管理员样儿。你为什么不能丢下这些包袱，直率一些呢？
艾瑞斯：（试着聆听莉芙的感受、需要和请求）哦，莉芙，听起来，你好像有些恼火，你很恼火因为我……因为我……
艾瑞斯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常见错误。当用到“因为我”时，她将莉芙的感受归咎到了自己身上，而不是去体会莉芙的感受源于莉芙自己的需要。也就是说，莉芙感到恼火不是因为艾瑞斯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期望艾瑞斯能够有所不同。
艾瑞斯：（再次尝试）好，莉芙，听起来你非常恼火，因为你希望……呃……你希望……
当我在角色扮演过程中认真体会莉芙时，我突然意识到莉芙的渴望是什么了！
我：（作为莉芙）和你连结！……这是我想要的！艾瑞斯，我想和你有更多的连结！但你总是表现得那么乖巧可人，我不知道要如何与你连结。所以我想要把你的这个面具扯下来，让我能真正触碰到你的心！
当我说出这番话后，我们两人都愣了一下，接着艾瑞斯说：“如果当时我能知道她渴望的是这个，如果她能告诉我她想和我建立真正的连结……天啊，这些话听起来是如此充满爱意。”虽然艾瑞斯并未找到莉芙来证实这番猜测，但经过这次非暴力沟通的对话练习，艾瑞斯终于打开了心结。之后，当身边的人再对她说一些从前可能会被她当成“贬低”的话时，她也能够带着更多觉察来聆听对方真正的渴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