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尔文和乔治·怀特菲尔德

第七章、约翰·加尔文和乔治·怀特菲尔德

【注：传讲于1964年，该年度特会的主题是“新约中有能的执事”（Able　Ministers　of　the　New　Testament），取自《哥林多后书》3章6节。 ——编者注。】

一

在我切入正题之前，我想给你们读一段经文——《士师记》2章8至10节：

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一百一十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烈，在迦实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我需要对自己的讲座题目稍作解释，因为乍听之下，让人觉得相当自负。过去的两天里，凡是和我们一起参加这场特会的听众，都已经听过五场有关加尔文和其著作不同方面的演讲。所以大家第一眼看上去，会觉得我好像在宣称，此次讲座不仅要涵盖约翰·加尔文，而且连怀特菲尔德也囊括在内！我希望纠正大家头脑中的这类想法。

我想澄清的第二个误解是，你们当中可能有人觉得：鉴于有五位讲员已经谈论过约翰·加尔文，这会儿钟马田肯定会总结说，他们把该讲的话都讲了，既然剩下给我的部分很少，所以我会主要谈论乔治·怀特菲尔德。

这完全是误解。约翰·加尔文和他的著作，以及他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是一个非常广大的题目。值此纪念约翰·加尔文逝世四百周年的特别时刻，如果我要继续阐述这个主题，应该说并不困难。至于我为什么要谈论乔治·怀特菲尔德，则有一个更有趣的理由。我们本来计划今年的整个特会以纪念约翰·加尔文为主题，今晚的这场聚会也不应该例外。但我先前收到了一封希尔顿·戴先生（Mr． Hilton　Day）的来信，他是格洛斯特的怀特菲尔德纪念教会（长老会）的牧师。信里说，鉴于今年是怀特菲尔德诞辰二百五十周年，他们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以表庆祝。所以他邀请我于12月16号周三的晚上下到格洛斯特发表有关怀特菲尔德的讲座。为什么他们选定12月16号，也就是今天呢？因为今天是怀特菲尔德二百五十年前诞生的日子。我回信深表抱歉，尽管我对于受邀赴格洛斯特就怀特菲尔德的主题发表演讲备感荣幸，但遗憾的是，我已有约在先，要在本次特会中做讲员。但他们非常通融，改变了日期，于是在12月8号周二，我有幸在格洛斯特的怀特菲尔德纪念教会做了有关怀特菲尔德的讲座。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我的头脑中随之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应该把今晚的会议时间用来缅怀乔治·怀特菲尔德和他在18世纪所作出的伟大荣耀的侍奉。我的想法得到了巴刻博士和其他人的一致赞同。我们都感到，在1964年这个特别的年份，在今天这个特别的夜晚，正如景仰和纪念加尔文不容忽视一样，倘若我们对乔治·怀特菲尔德这位卓越的勇士只字不提的话，是说不过去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内容插进会议安排中。所有其他讲座的题目都是围绕约翰·加尔文，如果突然话锋一转介绍怀特菲尔德，大家可能会感觉怪怪的。所以我们决定中和一下，把这堂讲座的题目定为“约翰·加尔文和乔治·怀特菲尔德”。

其实两位人物之间的关联，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遥远。尽管这两个人在很多方面都迥然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举出许多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讨论。约翰·加尔文非常瘦削，几乎可以说形容枯槁。而相比之下，乔治·怀特菲尔德则非常魁梧壮实。加尔文被称为一个典型的内向型的人，而怀特菲尔德基本上是一个外向型的人。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别暂且不提。但把他们二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之所以将二者合在一起讨论，井非取决于在某些日期上的偶然巧合。

比如，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二者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如果这样说可以的话。我们暂且先这样表达。我的真实意思是他们都是保罗主义者（Paulinists）。但人们习惯于用“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一词来表达这层意思。任何稍稍熟悉18世纪历史的人都知道，那个年代的循道会信徒分裂成两派（或者说两个阵营）一派以乔治·怀特菲尔德为中心，一派以约翰·卫斯理为中心。他们起初分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神学观点上意见不同。怀特菲尔德是加尔文之教导的追随者，他在教义上完全是改革宗的背景；而卫斯理是阿明尼乌主义者。所以分歧产生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怀特菲尔德和加尔文之间的关联。和卫斯理相比，怀特菲尔德对英格兰国教会《三十九条信纲》的认信要忠诚得多。《三十九条信纲》的核心是加尔文主义的，怀特菲尔德一直恪守不移；但卫斯理偏离了信纲，因此要对分裂负主要责任。所以从教义方面来讲，加尔文和怀特菲尔德有共同点。

他们还有其他的共同点。在昨晚巴刻博士的讲座中，我们了解到加尔文的热心，还有他在侍奉上承担的海量工作。看看所有那些解经注释书、《基督教要义》的巨著、无数的信件和小册子以及他留下的其他作品——这是非常惊人的现象。所有这一切他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到呢？更不用说他还要经常定期讲道，这实在太令人吃惊了，值得我们深思。同样的现象也见于怀特菲尔德身上，恐怕很少有人在上帝国度的侍奉上像他那样热心。他们在这一点上颇为相似。

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二人都是在大概55岁的时候结束了地上的人生旅程。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加尔文去世时即将满55岁，怀特菲尔德去世时即将满56岁。这两位在侍奉上作出巨大贡献的人都是在五十多岁的时候离世的。

另外一个我想特别强调的共同点是，他们都非常渴望促进福音派信徒之间的合一，这种渴望之强烈程度也许超过同时代的任何人。在这次特会上我们围绕加尔文谈论过这一点。加尔文非常希望所有新教和福音派信徒能够聚集合一。他对于当时出现的分裂和差异深感遗憾，并表示自己随时准备付出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他甚至说，如果有必要，他愿意穿越十个海洋去参加一场会议——如果那场会议能够促进新教福音派信徒之间的联合的话。当然，他不是指和罗马天主教的联合，而是指新教福音派信徒之间的联合。

怀特菲尔德也是如此。在原则和教义上，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卫斯理兄弟针锋相对；但同时他却对分裂深感痛心，并且尽其所能来促进不同派别之间的联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他和卫斯理兄弟之间的交往几乎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即互相到彼此的教会讲道。在怀特菲尔德临终前，他亲自提出邀请，指明要约翰·卫斯理在他的葬礼上讲道。这些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加尔文和怀特菲尔德，在这一点上又是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极为关注那些共同致力于传扬救恩福音的人们之间的合一问题。

最后一个相似之处：他们都对同代人和其后的世代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要纪念乔治·怀特菲尔德诞辰二百五十周年？” 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回答。其中之一是，怀特菲尔德是格洛斯特这座城市最伟大的儿子，正如我们的主席先生所指出的。 16世纪的约翰·胡珀主教就是格洛斯特的主教，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也是格洛斯特人，丁道尔也来自格洛斯特所属的郡。但我很高兴听到巴刻博士说，他们中间最伟大的无疑是乔治·怀特菲尔德。然而，今晚我们对他投以关注，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无疑是英语世界中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讲道者。请注意我强调的重点！我是说“英语世界中”，并没有说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讲道者。我很乐意注明，二百年前有一个和怀特菲尔德齐名的同代人，这一点是莱尔主教也不得不同意和认可的（尽管莱尔自己身为英格兰人）。我提到的这个人是但以理·罗兰斯，18世纪生活在威尔士的一位牧师。但不管怎样，一般的意见都公认乔治·怀特菲尔德是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讲道者。让我们表达得尽量准确。如果你把罗兰斯和怀特菲尔德放在一起，那么我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宣称，这两个人可能是自使徒时代以来最伟大的训道者。我想莱尔并不会认为这是夸大其词。

我们纪念怀特菲尔德，不仅仅因为他是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讲道者，也是因着他对历史的轨迹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巴刻博士在昨晚的演讲中对加尔文的评价正是如此。他的评价当然是真实的。把类似的评价放到怀特菲尔德身上，同样真实。怀特菲尔德对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力，实在难以估量。历史学家莱基（Lecky）的一个观点曾被许多人引用，他说，福音派的大觉醒运动无疑拯救了美国免遭像法国那样的命运，后者在1789年及以后的岁月中饱受暴力革命的蹂躏。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那么乔治·怀特菲尔德在这件事上居功至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确信，今天呼吁人们来纪念这位伟人，来缅怀这位伟大的讲道者，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

有关怀特菲尔德这个人，有一桩很特别的事实，我必须指明。那就是他长期以来默默无闻，受到了惊人的忽视。假如我现在请在座的各位写一篇论怀特菲尔德的文章，结果肯定会饶有趣味。你能挤出多少话呢？我斗胆宣称，他是整个教会历史上最受忽视的一个人。大众对于他的无知程度可以说是惊人的。你在阅读过程中，或在倾听别人谈论的时候，会始终觉察到这一点。将两百年前的“大觉醒和复兴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　and　Revival）称呼为“卫斯理的”复兴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人们一谈起那场属灵运动，总是将话题聚焦在约翰·卫斯理的所作所为——甚至查理·卫斯理都要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人们似乎倾向于认为，所有18世纪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靠约翰·卫斯理一人之力所产生的结果。

我在一本弗雷德里克·吉尔（Frederick　C． Gill）所著的有关查理·卫斯理的新书里面，就遇到过这样的例子。书名叫做《查理·卫斯理：第一位循道主义者》，其中有一处描述典型地说明了怀特菲尔德如何被人贬低。文中的背景是谈到两人就拣选和预定的教义持有不同的观点，继而分道扬镳，作者是这样评论查理·卫斯理的：“他充满伤感地和自己在牛津时期的门徒【注：原文是convert，原意是归信者。吉尔说这句话所暗示的意思是：怀特菲尔德是查理·卫斯理在牛津传福音所结的果子。为译文通顺方便起见，此处译为“门徒”。 ——译者注。】分手了。” 换句话说，怀特菲尔德在这里居然成了查理·卫斯理的门徒！正因为许多这样的讹传，多年以来怀特菲尔德不是被人遗忘，就是遭人贬低。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如今我可以很确定地讲，那些最杰出和最著名的循道会人士都完全承认这些事实。晚年的欧内斯特·拉滕伯里博士（Dr． J． Ernest　Rattenbury）曾公开表示，循道会从来没有给予乔治·怀特菲尔德应有的纪念和尊重。还有斯凯文敦·伍德博士（Dr． Skevington　Wood），一位当代的循道会历史学家，也说过同样的话。

但问题是：为什么怀特菲尔德被人如此忽视？大多数人都对约翰·卫斯理的事知道一些——我认为他们知道的不多，只是一些而已，相比之下，怀特菲尔德则完全不为人知。有关他的伟大故事，人们似乎从来就没听说过。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要读那段士师记第二章的经文。请注意经文要强调的是：不仅约书亚死了，而且那世代的人——那些和约书亚同时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经文又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这是非常耐人寻味和意义重大的一句话。我一直认为，这句经文对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有很大的启示。当人们不认识主的时候，他们很快对教会历史变得无知。一旦你失去了对主的认识，你对他曾经的作为也失去了兴趣。

我认为这正是过去一百年当中所发生的情况。对主的认识总是会导致和激发对教会历史的兴趣。今天晚上我要斗胆提议：如果某一类型的福音派对教会历史不感兴趣，那么这种福音派肯定出了一些问题。某些福音派人士似乎认为，福音派的历史起源于慕迪博士1873年对本国的第一次访问，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对于主的认识存在某种缺陷。如果某人真正认识了主，那么他自然会对主所有的作为，还有基督教会漫长历史中所有已知和被记载的事件有浓厚的兴趣。我想这些问题应该触发我们对自身的严肃反省。经文中提到的两件事——对主的认识的缺失，对主藉他的仆人所施行的伟大工作的无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就此观点检讨自己。

人们对于怀特菲尔德无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的谦卑。怀特菲尔德和加尔文一样，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说过：“只要主耶稣基督的名能够被人知晓，就让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名字被人遗忘和涂抹吧。” 说到这里，能否让我再次向特会的听众提一个神学问题？有一个现象是，那些倾向于跟随约翰·加尔文教导的人，和那些跟随约翰·卫斯理所拥护的阿明尼乌主义教导的人比起来，对自吹自擂的兴趣要小得多。这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我只是给你们提个醒。请你们好好关注一下市面上宗教期刊和神学论文的内容，看看我这样说有没有道理。约翰·加尔文的教导首先会使人降卑，他的教导以荣耀神为首要之事。人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算不得什么。无论一个人享有怎样的殊荣，或被赋予什么样的能力，去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他知道那都是上帝做的。他真正关心的是上帝的荣耀。不知另一方的侧重和教导是否也是如此呢？事实上，我们对乔治·怀特菲尔德的了解，比对约翰·卫斯理的了解要少得多。

我很肯定一点，怀特菲尔德之所以被忽视，主要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开创和建立一个宗派。在其晚年的时候，他也许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做错了。据称他在临终前说，约翰·卫斯理比他更有智慧，因为卫斯理“把羊圈进了栏里”，而他没有。然而，事实上怀特菲尔德对于建立，或者说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个宗教门派并不关心。只要能够传讲福音，并帮助培育有可能发展起来的信仰团体，他就感到很满足了。所以，他没有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个宗派。但约翰·卫斯理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宗派。不仅如此，他还给这个宗派留下了特定的神学观念，并受到本宗派的高度推崇和评价。多年以来，研究约翰·卫斯理的书籍层出不穷，从未间断。但对于怀特菲尔德来说，不会有任何一个宗派来做这个事情。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长期以来不幸被人忽视的主要原因吧。

三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花功夫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个人的记忆，并且让他成为宗教界关注的焦点呢？我的回答是：这要归因于18世纪宗教复兴的现象——那是基督教会漫长历史中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我非常同意某些人的观点，即认为那场复兴也许是自使徒时代以来圣灵能力的最大彰显。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意思，可以从以下的角度来思考。看看那场福音大觉醒和复兴运动到来之前这个国家的光景吧。当时的状况非常糟糕和悲惨。很遗憾我没有时间深入谈论这个话题。有一本书讲得很详细，书名是《卫斯理之前和之后的英格兰》，多么鲜明！当然，这本书是一位卫斯理派循道会人士写的，所以卫斯理在书中的分量可想而知。但作者引用的事例都是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但却是一个糟糕的神学家，而且对真正发生的一切缺乏理解。但不管怎样，他是一个很好的历史素材的收集者。读读这本由卫斯理·布雷迪（J． Wesley　Bready）所写的书，你就会看到这个国家在跌到谷底时，社会方方面面的景象。英格兰国教会在灵性上已经死亡；有关兼职领取圣俸，还有神职人员酗酒猎狐之类的事，想必你们都知道一些，因为对此类事情的描述太常见了。其他的宗派也强不到哪里去，他们在道德生活上也许稍微好一点；但当时的长老教会已经落入亚流主义的异端，最终完全消亡。其他的不从国教团体除了抓住一套僵死的正统教义，都处于昏睡状态。

有些人曾作出一些尝试，希望能遏止这种信仰上的衰退。有个叫玻意耳的人建立了一个讲坛，巴特勒主教推出了《类比论》一书来捍卫福音，还有其他人也写了一些著作，但统统徒劳无功。接着，大复兴来到了，整个英格兰的面貌被彻底改变了。英格兰国教会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复兴。不从国教团体也得到了复兴。一个叫做“循道派联合会”（Methodist　Societies）的团体诞生了，由此产生的更大范围的震荡和影响确实令人惊讶不已。这都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事实，而且我相信工会运动（Trade　Union　movement）也是这次复兴的间接产物。因为那些先前蒙昧无知、成天过着醉醺醺的酒鬼生活的人们，生命被更新改变，重生得救了；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于是要求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和改善工作条件等等——这就是工会运动的起源。我们也知道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领导的废奴运动和这场复兴之间的关联。威伯福斯实际上是复兴所结的果子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这场福音派大觉醒运动，我们也许永远不会有1832年的改革法令（Reform　Bill　of　1832）。

现在我要谈谈我的观点。以上举出的是福音派大觉醒运动所带来的某些深刻变化。很好！请注意：在这一切当中，乔治·怀特菲尔德是领袖，他是第一位的。对这个人的忽视以及相应的对约翰·卫斯理的过分抬高，实在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要陷入某种争论。这件事的意义纯粹是关乎公正、诚实和真相。正是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出对怀特菲尔德的忽视是何等错误，何等令人遗憾。因为通过下面我给出的例子，你可以知道怀特菲尔德是走在最前面的人。

怀特菲尔德实际上是这群人当中第一个归信基督（converted）的人。我刚才引用的那本书的作者将怀特菲尔德视为“查理·卫斯理在牛津的门徒（即他传道所结的果子）”。而事实真相是：怀特菲尔德在1735年归信，而查理·卫斯理直到1738年才归信。当然，该书作者的意思是说，当怀特菲尔德到牛津的时候，查理·卫斯理和其他人已经成立了圣洁会，所以怀特菲尔德受邀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但我要指出的是，那里并不是怀特菲尔德归信的地方。在英格兰，他们中间第一个归信基督的人是怀特菲尔德，时间是1735年。同样在这一年，豪尔·哈里斯和但以理·罗兰斯也在威尔士归信。所以，怀特菲尔德的确是最先的。

而且，怀特菲尔德是他们当中第一个用“唤醒”（awakening）方式传讲真实福音的人。他在1736年就开始这样布道，而1737年是他布道生涯最成功的时期之一。相比之下，我们都知道卫斯理兄弟在1738年5月之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福音布道。怀特菲尔德一直走在他们的前面。 1737年他甚至在伦敦这座城市吸引了大批民众来聆听他的讲道，并产生了惊人的结果。

众所周知，那场复兴运动的显著特征之一是露天布道。这些传道人在露天场合向庞大的人群讲道，听众常常达到两万人以上。谁是第一位露天布道者呢？答案永远是一致的——乔治·怀特菲尔德。他是第一位在露天公开布道的人，而且他还费了很大力气去说服卫斯理兄弟也这样做，因为这两个人要比他保守得多。怀特菲尔德在这一行动上先于卫斯理兄弟好几个月，并且为了说服二人效法自己，给他们施加了很大压力。由此你可以看到，怀特菲尔德才是真正的领袖。他是一位先驱，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先行者。

怀特菲尔德也是他们当中第一个为宗教社团规范次序的人。他也是涉足慈善事工的第一人。有一所著名的循道会学校叫做金斯伍德学校（Kingswood　School），许多循道会牧师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那里求学。这所学校最先是为那些贫困的矿工子弟和穷人的孩子开办的。谁建立了金斯伍德学校？乔治·怀特菲尔德！他总是一马当先，充当领头羊。我相信话说到这里，你们肯定已经赞同：对于这个人极不光彩的忽视，我的抗议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然而，除此之外，怀特菲尔德还是威尔士宗教复兴的助推者。他实际上是当时威尔士加尔文派循道会（现称为威尔士长老会）的第一任教会会议主席。怀特菲尔德于1743年担任了该教会的这一职务。对待历史数据我们必须要很精确。我想他担任主席的原因是这样的。当时威尔士有两位著名的布道者：但以理·罗兰斯和豪尔·哈里斯。出现的问题是：这两个人谁应该被选为第一任主席。英格兰人向来有很多用处，这一次，他们中间的一个派上大用场啦！最终，难题解决了，大家一致同意：这两个威尔士人都不会被选为第一任主席，而是邀请一位英格兰人担当此任。当怀特菲尔德以第一届威尔士长老派联合会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时，两位威尔士布道者欣然向他鞠躬致敬。

怀特菲尔德在苏格兰的影响力也很大。凡是读过有关坎伯斯朗（Cambuslang，现为格拉斯哥的一部分）圣餐聚会的系列事件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有，他对于美国的影响力，真是很难用言语形容。所有的作者，包括当代正在重新整理约拿单·爱德华滋所有著作的学者，都会很谨慎和诚实地说，从1740年开始，怀特菲尔德在美国的影响力是压倒性的。他在那里引发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其震撼力甚至超过了1735年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公众关注他的原因。他访问美国有七次之多。我们中间有人现在仍然觉得穿越大西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请想象一下两百年前的情况！怀特菲尔德一共十三次穿越大西洋。在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七次访问美国时，他在那里去世。所以算下来，他一共穿越了大西洋十三次。他拜访苏格兰共有十四次。据统计，在三十四年的传道生涯中，他大约共作了一万八千次的讲道。

四

以上所说的一切，就是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人的原因。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在两百年前的伦敦，没有人比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名字更家喻户晓。他的生平事迹如何呢？为了让大家的头脑中对怀特菲尔德现象有一个概念，我在这里作一个简要的概述。我前面说过，怀特菲尔德于1714年12月16日出生在格洛斯特的贝尔酒馆（The　Bell　Inn）里。父亲是酒馆的老板。这个家庭的先祖当中有许多人曾是英格兰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但他的父亲不是。这就是怀特菲尔德成长和生活的环境。在怀特菲尔德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在他的日记里，怀特菲尔德告诉我们，自己在青少年时期陷入许多罪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容易落入的罪。但他从来没有觉得快乐，因为他一直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良心。他有段时间辍学，但他觉察到那是不对的。在辍学期间，他始终在格洛斯特的那间酒馆里一如平常般的伺候酒水，但他的良心一直让他不安。他不得不回到学校，并最终得到了牛津一所学院的入学资格。正是在那里，如前所述，他受到查理·卫斯理和其他人创办的圣洁会的影响。约翰·卫斯理其后也加入了进来。在牛津完成学业之后，1736年6月20日，怀特菲尔德接受了格洛斯特主教本森（Bishop　Benson）的按立，那时他才21岁。本森主教曾给自己立下过一条规矩，就是不会给任何不到23岁的人按立圣职。但是当主教听说了这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的事迹并亲自面试之后，他决定打破自己订下的规矩，为其举行按立仪式，尽管后者只有21岁。

在按立一周之后的6月27日，怀特菲尔德在格洛斯特圣玛丽教堂的地下厅里发表了他的首次讲道。那座教堂是他童年受洗和第一次领圣餐的地方。很自然的，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甚至某种骚动。人们都知道他的母亲是一间酒馆的老板，以及诸如此类的信息。所有的亲戚朋友闻讯后都跑来参加这堂礼拜，再加上许多其他人，结果教堂被塞得满满的。这真是饶有趣味的一件事。首次讲道，怀特菲尔德就展现出他的卓越不凡。他的身上有某种非常特别的东西。他的信息对会众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据说事后有人向主教汇报说，有15个人听了那篇讲道之后发疯了。本森主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对此的评价是，但愿这种疯狂在下个主日之前不会被人遗忘。但实际上，主教明智地意识到，这儿出现了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布道者。怀特菲尔德的初次讲道表明了他是一位非凡罕见的布道者。请记住，那时他才21岁。

为了节约时间，我必须长话短说。怀特菲尔德在1736年8月来到伦敦。他在伦敦的首次讲道是在主教门（Bishopsgate）发表的。他来此地的职责本来是为了代理伦敦塔的牧师讲道，但他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在别的地方布道。同样，他只要开始讲道，就马上会吸引大批人群的注意力。人们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布道。和以往那种朗读一篇枯燥乏味的文章、例行公事般的讲道完全不同，这个人投入他全部的身心，带着权柄、能力和信念来传讲福音。从此，每一次当他讲道的时候，教堂总是座无虚席，场场爆满。

在伦敦呆了两个月之后，怀特菲尔德赶到汉普郡去代理一个朋友的助理牧师的工作。在那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他接到许多助理牧师职位的邀请，许多晋升的机会都摆在他面前，预示着他日后在英格兰国教会里的发展将前途无量。当时，他的朋友卫斯理兄弟正在北美佐治亚地区做一些宣教的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怀特菲尔德也感受到上帝要他去那里服侍的呼召，于是毅然决定，这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一次使命。鉴于没有马上出发去美洲的船只，而且需要做许多其他的安排，所以他先返回格洛斯特向他的母亲和亲朋好友道别。他在家乡再次登台讲道，效果依然令人瞩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他的生命和侍奉生涯中真正的转折点。怀特菲尔德有一些亲戚住在邻近的城市布里斯托尔（Bristol），他想在赴佐治亚之前也和他们告别，所以他又到了布里斯托尔。只要打听到一周当中任何时候，在当地教堂有什么讲座或者布道，他都会赶去参加。有一天，他去到某间教会，坐在会众当中。这时，准备发言的讲员认出了坐在台下的怀特菲尔德，于是走到他面前，问他可不可以上台代替自己讲道。怀特菲尔德说：“当时我正巧有一份讲章放在口袋里，所以我同意上台讲道。” 这次讲道，可以说标志着怀特菲尔德奇迹的真正开始。全体会众被大大震惊了。他又去别的教会讲道，同样人满为患。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教堂，爬到灯柱上，挤在阁楼里，站在画廊边——总之，任何可以立足的地方都可以，只为了能够听到他的声音。这实在让人惊诧不已。他在布里斯托尔的首次讲道是在1737年1月。

由于日程一再耽搁，他仍然无法踏上佐治亚之行。故而他能够在1737年5月再次造访布里斯托尔，并于5月23日到达了那里。接下来的一段描述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个人的奇迹是何等不可思议。请记住，他当时只是一个22岁的年轻助理牧师。以下是他论到自己重返布里斯托尔时的情景：“大量的人群步行来迎接我，还有许多人驾着马车。他们都赶到城外一英里的地方来迎见我。当我从街上走过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向我敬礼并呼喊祝福的话语。” 你能在头脑中想象这幅画面吗？一个22岁的年轻人！人们或步行，或驾着马车，一直走到城外一英里的地方去迎接他，简直可以堪比某种“皇家检阅游行”的场面，而这完全是他惊人和震撼的讲道所产生的效果。奇迹仍然在延续——怀特菲尔德接着又一路折返格洛斯特、牛津和伦敦。据称从1737年8月到圣诞节期间，他总共作了一百次讲道，而且每次讲道都是面对拥挤不堪的听众。他随即成为整个伦敦甚至整个国家最著名的人物。在那个年代有一本流行刊物叫做《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如果你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上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1737年11月，《绅士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以乔治·怀特菲尔德为主题的诗作，而那时他不过22岁。同年，怀特菲尔德的九篇讲章被出版，并且取得了极佳的销量。

最终，怀特菲尔德踏上了北美之旅。 173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呆在那儿。顺便提醒一下，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卫斯理兄弟俩双双归信基督。但出于某些原因，怀特菲尔德在1738年年底返回了英国。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伟大的1739年。当怀特菲尔德在他熟悉的老地方——格洛斯特、布里斯托尔等地——巡回访问的时候，他听闻，在布里斯托尔郊区一个叫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村庄里面，许多矿工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他们过着非常堕落的生活。怀特菲尔德感觉对他们有负担。那些矿工从来不会去礼拜的地方，所以怀特菲尔德决定去他们那里。有一天他到那个地方，向一百名矿工布道。不料，由此产生的果效如此巨大，从那时起，他开始每次向至少五千名矿工讲道。这些人会直接从矿坑里上来，他们没有时间冲洗，只能站在那儿听，怀特菲尔德就这样对他们讲道。据称，他的听众很快就达到了两万人，所有这些人都是站在露天空地上听他讲道。此后，正如我先前说过的，他也影响了卫斯理兄弟来仿效这种做法。

然而，当怀特菲尔德从北美归来后，他发现伦敦的气氛和先前迥然不同。神职人员和牧师们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离开了伦敦，可是当他回到这里时，他发现很多门都向他关闭了。为什么？

原因有很多。听他布道信主的人中间，有些人不够明智，他们的行为和所信的福音不太相称，这使得他们和教牧人员之间的关系变得很敌对。此外，某些神职人员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怀特菲尔德有关重生之绝对必要性的教导。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他先前保留的日记有一部分被出版，这一行为被视为爱出风头的表现。人们认为有些话是他不该说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加上浓厚的妒忌心理，使得许多教会向他关上了大门。所以，怀特菲尔德被迫举行更多的露天布道会。在伊斯灵顿（Islington）的圣玛丽教堂，怀特菲尔德讲道的要求遭到拒绝，他正要走上讲坛的时候被人拦住。他随即决定安静地结束礼拜，然后带领人们走出大厅，在教会的院子里向他们讲道。这一切举动使形势更为恶化，对他的攻击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人开始攻击他的道德品行，甚至连他的外貌特征都不放过。怀特菲尔德的一只眼睛不幸有点斜视，因此他被伦敦的市井民众称为“斜眼医生”。不过，这并没有对他的侍奉造成丝毫影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仍然是那位闻名遐迩的布道者，他的人生使命就是如此。他会在穆尔菲尔兹广场（Moorfields　Common，或译沼泽地公地）讲道，他会在玛丽列本的空地（Marylebone　Fields，位于现在的玛丽列本路的北边）讲道，他会在梅费尔（May　Fair）讲道。他经常在肯宁顿广场（Kennington　Common）讲道，布莱克希斯（Blackheath）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实际上，在室外任何一处有广阔空间的地方，只要怀特菲尔德站在那里开讲，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涌来听道。每次听他布道的会众通常都在两万人左右。还有，不要忘了，所有人都是站着听。但他们甘心乐意。

这样的侍奉一直贯穿怀特菲尔德的有生之年。他在整个英格兰以这种方式布道，在威尔士是如此，在苏格兰是如此，在美洲也是如此。这个奇迹就这样延续下去。当人们听说他来到镇上，而且要开始传道，店铺老板会马上关门停业，因为他们绝不能错过他的讲道；商人们忘记了他们的生意，农夫们放下了他们的工具，妇女们撇下了她们的活计。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怀特菲尔德都可以随时召聚一群几千人的会众。当他发言的时候，这些人可以一直坚持站在那里，无论是天寒地冻，还是风霜雪雨，都不为所动——总之，不管是什么天气状况都无所谓。在北美的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季，数以千计的人群常常站在露天场地上，聆听这个人传讲福音。人们会从很遥远的地方赶来，一心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为能听闻他的讲道而感到荣幸之至。

让我对怀特菲尔德的后半生作一个概述。从1739年他首次进行露天布道开始，多年来他始终在不同的国家以这种方式侍奉，直到最后，在1770年9月30日清晨，他停止了呼吸，回到了主的身边。早年当他还是一名年轻传道人的时候，他就时常渴望能够见到主，如今，他的心愿满足了。他临终时的情景非常能够说明他的性格和本色。当时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令人惊讶的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侍奉。这个人通常一天有五到六次讲道。这样的工作量在他的生活中是常事，因此他的身体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负荷。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生命的句号。怀特菲尔德答应在1770年9月30日那个礼拜天到新英格兰的纽伯里港口（Newbury　Port）讲道，所以他正在赶赴目的地的路上。途中他必须经过一个叫埃克塞特（Exeter）的地方，镇上的居民听说他路过此地，马上倾巢而出聚集到他那里。他们强烈要求怀特菲尔德给他们传道，并终于说服了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不能张口说话。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以至于要想清楚地发声都极为困难。他非常艰难和缓慢地开始了他的讲道，渐渐地，他开始恢复了活力。他一直向他们传讲了两个小时的信息才结束。这就是怀特菲尔德。他在讲道时充满了大能和力量，全体会众一如既往地受到了深深的触动。接着，他来到了纽伯里港口周六晚间下榻的地方，最后，他终于宣布自己要上床休息了。有人递给他一个烛台，上面插着一根点燃的蜡烛，而当时那个地方挤满了人。无论怀特菲尔德走到哪里，人们都簇拥着他，不停地提问，渴望从他口中得到只言片语。这幅临终前的画面实在充满诗意，美好无比。他努力地想挣脱他们，然后手里拿着烛台开始走上楼梯。接着，他转过身来，又开始对他们说话，又对他们发表了一篇训词和劝勉。他就这样继续不停地讲啊讲啊，直到那根蜡烛逐渐燃尽，从烛套里掉落下来，他手里只剩下了那个烛台。最后，他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上床就寝。就在那天晚上，一场严重的突发病（用今天的术语称为“心源性哮喘”）夺去了他的生命。正如我刚才说的，他终于回到了他所挚爱的主的身边。当你读他感人的日记时，请注意字里行间，他何等渴慕离世与主同在的心情。他不是随口说说，他是认真的。他曾经因为说过这些话而遭到别人的责备，但这的确是他心中最大的渴望，如今他的恳求终于蒙了应允。好了，这就是乔治·怀特菲尔德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奇迹，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好好追忆这些往事的原因。

怀特菲尔德可以对所有阶层的人士布道。他在伦敦的贵族圈子里有大量的追随者。亨廷顿伯爵夫人对这位出类拔萃的传道人推崇备至，经常开放自己宽敞的住处，并邀请当时所有声名显赫的贵族来聆听他的布道。而且他们都非常喜欢听他讲道。他是对贵族群体传道的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位，但让我提醒你，他也是向矿工群体传道的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位。无论是在穆尔菲尔兹、肯宁顿广场，还是在任何一个他曾布过道的地方，对站在那里的人群而言，怀特菲尔德无疑是最伟大的讲道者。他对孤儿院孩子们的讲道同样精彩动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叹服、无与伦比的人！

怀特菲尔德在募集善款的事情上也具备一流的能力。他曾在佐治亚建立了一所孤儿院。维持孤儿院正常运转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所以形成了一个惯例，就是每次讲道结束后，他会募捐筹款。他常常能够募集到大量的金钱，然后用这些钱去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任何贫穷或陷入困境的人们。英格兰举国上下都在谈论这个人。只要他来到伦敦，消息就会不胫而走，满城皆知。而且他能够吸引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来听他布道。

五

如何解释这位奇迹般的人物呢？对我们而言这真是一件难事，不是吗？我们生活在非常贫穷荒凉的年代。【注：指灵性冷淡低沉的年代。 ——译者注。】18世纪是何等激动人心的世纪！当我们面对那个时代的伟大奇迹，应当如何解释呢？让我尝试做一些分析。

让我们先从这个人的故事讲起。怀特菲尔德身上天然的一面是非常有意思的。据说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非常机敏、能干和讨人喜欢。但他最出众的特点是拥有演讲的天赋。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已经展露了这种才华。他会在酒馆里模仿布道者的样子发言。他生来就是演员的料，口才极佳。演说家都是天生的，不是你能培养出来的。你要么就是一个演说家，要么就不是。怀特菲尔德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情不自禁的。他特别擅长于声情并茂地诵读莎翁戏剧里的段落。在学校里他常常获得担当角色的机会。当需要有人在格洛斯特的社会名流面前发言的时候，他总是被推选出来，原因不仅是他令人惊叹的雄辩口才，还有其优雅自然的演讲风格。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像所有的演说家一样，他在自由和得体地运用动作姿态上有非常独到之处。说话咬文嚼字的约翰·卫斯理不是一个演说家，他有些看不惯怀特菲尔德的这种风格。我记得卫斯理的日记中写到某个时候这两位传道人碰巧都在都柏林，约翰·卫斯理就跑去听怀特菲尔德讲道。在他对礼拜的描述中，卫斯理提到讲员的手势，说他怎么看都觉得怀特菲尔德骨子里太像一个法国人。他的意思是说，怀特菲尔德用手说话的程度，不亚于他用嘴说话的程度。但那种方式正是演讲的艺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是古希腊的狄摩西尼（Demosthenes）。有人曾问他：“演讲术的首要法则是什么？” 狄摩西尼回答：“演讲术的第一条重要法则是动作。第二条重要法则是动作。第三条重要法则是动作。” 一位演讲者并不是一个只动嘴巴和舌头的人，他的整个身体都投入到演讲中。 “动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幸的世代，今天的人们对演讲一无所知。怀特菲尔德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你听过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说过的话吗？加里克是当时伦敦首屈一指的演员。他只要一有机会，就跑去听怀特菲尔德的讲道。他对怀特菲尔德的演讲技巧和手势姿态的兴趣，比对福音的兴趣更大。据称加里克曾说，只要让他能够像怀特菲尔德那样说“哦”这个字，他愿意付一百个金币。还有人说，只要能够让他像怀特菲尔德那样说“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词，他会感到无比幸福。

我还可以引用更权威的证据。博林布罗克（Bolingbroke）是18世纪中叶的一位著名人物。他内外兼修、通晓世事、智慧通达，而且对演讲和口才很感兴趣。他常常听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博林布罗克这样评论说，怀特菲尔德是他见过的所有讲员中，拥有最流利的口才和最强的语言驾驭能力的人。他曾经听过所有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政治辩手和其他各种类型演说家的演讲，然而他把怀特菲尔德放在排名的首位，将其视为最雄辩的人。除此之外，怀特菲尔德还拥有热情外向的性格，富有同情心。这都是他生命中的天然特征。

但这并不能解释怀特菲尔德现象。现在我们来看属灵方面的原因。请容许我用比较粗略和直率的方式来谈这个问题。上帝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上帝曾赐给怀特菲尔德许多天然的恩赐，当他拣选了怀特菲尔德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怀特菲尔德曾有过非常特别的归主经历。那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中间分为好几个阶段。前面我说过，还在青少年时期，他的良心就常常使他不安。当他来到牛津后，尽管受到各种各样派对活动的邀请，他都不愿意参加。他不愿出席那些场合，因为他太严肃了。后来他加入了圣洁会的聚会，结果那个团体使他变得更严肃了。他们努力行善、定期禁食、访问监狱……但所有这些行为并不能改善他的光景。就在那时，他读到了一本书，是17世纪末期一位叫亨利·斯库格尔的苏格兰人所写的名著《人灵魂之中上帝的生命》。那本书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确信自己需要经历重生；做基督徒并不只是意味着过一个循规蹈矩的生活，或者做这事做那事，而是必须让上帝的生命住到你的灵魂里面。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得到上帝的生命。这使他跌入绝望的深谷，饱受痛苦的煎熬。他常常整个人趴在地上祷告，或者到户外某个地方祷告；只要能得到他所求的，他做什么都愿意。他深深体会到罪的捆绑和权势。然而，乐意施恩的上帝终于向他露出了笑脸。

换句话讲，怀特菲尔德的归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志”问题，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相反，他经历了在罪中挣扎、绝望、呼救的巨大痛苦，然后一束光芒打破黑暗照亮了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接受了“圣灵的印记”，深知上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圣灵亲自印证了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这个人受到了“圣灵的洗礼”。这很恰当地解释了他从最初开始讲道就一鸣惊人的原因。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以上叙述的只是怀特菲尔德归主早期的经历，但他此后的一生始终贯穿着这种令人惊羡的敬虔特质。这个人的祷告生活让我们所有人感到羞愧，甚至常常让我觉得自己对此类事情一无所知。只要一说起讲道，他就会恐慌不已——这幅景象最清楚地表明了他生命中谦卑和圣洁的一面。尽管他为了侍奉的目的受过训练，而且在合适的时候被按立为传道人，他仍然害怕讲道。他觉得传道是一项如此神圣的任务；他是谁，岂能站上讲坛讲道呢？他恨不得逃之夭夭避之千里也不愿去讲道。这就是他对圣工的看法，这就是他对自己的看法；他看自己是何等的不配。当时人们费尽工夫，才好不容易说服怀特菲尔德走上讲坛布道。弟兄们，这其中难道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功课吗？

怀特菲尔德对新闻界的报道也极为反感和厌恶。总之，他是一位异常谦卑和圣洁之人。约翰·卫斯理在纪念怀特菲尔德的演讲上说，据他所知，有关圣洁的性情上，似乎只有一个人可以和怀特菲尔德相提并论，那个人是梅德利（Madeley）的约翰·弗莱彻。考虑到二人之间的关系，卫斯理在怀特菲尔德去世时发表的这番话，显然是对后者圣洁和敬虔品性的高度评价。

我已经介绍过怀特菲尔德在侍奉上的热心。我还想介绍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弟兄的爱心和宽宏大量的精神。我在开始的时候就说过，怀特菲尔德和加尔文一样，非常关注福音派真实的合一。在他里面没有小肚鸡肠，没有偏见狭隘。他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和观点。在教义问题上他敢于和自己的挚友卫斯理兄弟意见不同，并抵制后者的教导。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刻板僵化、心胸狭窄，也没有让他成为一个拉帮结派的人。完全没有！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举个例子，在苏格兰，厄斯金兄弟俩（Ralph　and　Ebenezer　Erskine）基于某些充分的理由，从教会中分离出来。他们试图说服怀特菲尔德到苏格兰的时候只单单去他们那里讲道。但怀特菲尔德不同意，他说：“只要在苏格兰教会中有人相信福音，并且随时准备敞开大门欢迎我去传讲福音，那么我就会去。” 他不会受厄斯金兄弟的限制和约束。事实上，他曾在格拉斯哥、坎伯斯朗、爱丁堡和其他地方对苏格兰教会的牧师们讲过道。这都是住在他里面的圣灵工作的结果——从上帝而来的爱心，对主内弟兄的骨肉之情、宽广的胸怀以及对所有传扬同一个福音信息的基督徒应该合而为一、彼此同工的热切盼望。

六

这就是怀特菲尔德。下面我要介绍一下他所传讲的信息。怀特菲尔德描述自己的信息是“诚恳的”、“浅显易懂的”。他总是直截了当。他传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主题是原罪。没有谁比他更能够淋漓尽致地揭露天然的、未重生的心灵之真实景况。

第二个伟大的主题是重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一篇有关“基督里之新生的性质和必要性”的讲道引发了在伦敦、布里斯托、格洛斯特和格洛斯特郡的复兴。他一直深信是这个主题的讲道真正导致了大觉醒运动。那是他的主打题目。

另一个非常显著的主题是他相信圣灵对人直接的、即刻的、内在的影响和作用。约拿单·爱德华滋专门为此和他商榷过。在爱德华滋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件趣事，是关于他和其他人找怀特菲尔德交流这个问题。爱德华滋说：“我试图和他在这个问题上交换意见，他太强调圣灵的内在影响了。” 怀特菲尔德太过强调圣灵的直接引领了。他相信圣灵对他直接说话，并且他遵照圣灵的指示行事。爱德华滋在智力和知识层面有更杰出的恩赐，所以对怀特菲尔德的观点感到不快。非常有趣和滑稽的是，爱德华滋记载说，当他向怀特菲尔德陈述自己的意见时，后者完全充耳不闻。总之，以上这点也是怀特菲尔德常常传讲的题目。

下一个主题当然是因信称义。有人可能会纳闷，我为什么把重生放在因信称义前面。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怀特菲尔德先传讲的是重生，后来才传讲因信称义。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转变。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布道几乎完全侧重于未重生的天然心灵的堕落景况，以及重生的必要性。这无疑是斯库格尔的教导对他产生的影响。在1737年出版的九篇讲章中，没有一处提到因信称义。如果你查阅他日记的第81页（最新修订的一个版本），在谈到因信称义的问题时，他说了一句很醒目的话：“我当时对这个题目的理解不像后来想得那么清楚。” 他承认自己在1737年的时候，对因信称义真理的认识还未达到应有的地步。如果你再读日记的193至194页，你会看到，帮助他在真理的这一具体问题上理清头绪、获得正确认识的人，是约翰和查尔斯·卫斯理。卫斯理兄弟从一开始出来传道就讲因信称义，而怀特菲尔德没有。他们帮助怀特菲尔德在这一点上取得更好的平衡。我们必须实话实说。我前面讲怀特菲尔德不是一个宗派主义者，我也不是。卫斯理兄弟帮助怀特菲尔德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在传道人的信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二人功不可没。

我前面已经提过，怀特菲尔德的讲道充满了浓厚的加尔文主义色彩。在这方面，他的立场非常清晰、毫不含糊。

尤其是在他传道的初期，他的信息里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尚未归主的传道人的严厉批评。约拿单·爱德华滋在这一点上也曾劝阻过怀特菲尔德，但后者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怀特菲尔德经常谴责未受圣灵差遣和膏抹的事工，甚至在有大批教牧人员听他讲道的场合也不例外。对他而言，如果一个人传讲一位自己没有亲身感受到的基督（unfelt　Christ），或者说，嘴上传讲基督，内心却对基督毫无感觉，这简直是最可怕的事情。怀特菲尔德对这一类人发出毫不留情的谴责。

七

我已经简要介绍了怀特菲尔德其人其事，也介绍了他的信息有哪些特点。末了我要谈谈这个人身上最有代表性的东西，那就是他的讲道。你意识到这句话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吗？我提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作为一名传道人，我经常发现人们无法区分信息（message）和讲道（preaching）的不同之处；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让我感到沮丧了。在陈述真理和讲道之间，有天壤之别。你手上可以有一篇内容正确、教义正统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在传讲它。将怀特菲尔德和罗兰斯区分开来的，正在于讲道。

我要说的意思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信息是如何被展示和传达出去的。在那个时代，有些人讲道只讲同一篇信息（此类讲员历来都有）；但这不是怀特菲尔德的方式。我们该如何描述他的讲道风格呢？你只能将其描述为使徒性的和天使般的讲道。我很喜欢一位美国传道人的评语；他常常聆听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并出版过一些后者的讲章。他说：“有一种高贵的粗疏贯穿于他的风格之中。”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怀特菲尔德不会去坐下来写一篇措辞优美、文笔一流的讲章，并且字斟句酌，精心润色，还有总结陈词什么的。不，怀特菲尔德不做这些。他根本没有时间写讲章。他是一位即兴布道者；而且他的讲道中随处可见这种“高贵的粗疏”。他常常打破语法的规则，常常忘记给句子收尾。但这些问题对那些真正洞悉讲道真谛的人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 “高贵的粗疏！” ——多么盼望在我们这个灵性衰退的世代，教会的讲章能够多一点点这种“粗疏”的发挥，少一点点精雕细琢的散文！真正的讲道必不可少的因素是：热心、烈火和激情。怀特菲尔德是一位具有惊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布道者。你们应该还记得他在格洛斯特第一次讲道时发生的事情。他的侍奉一直在产生类似的果效。他对天然人内在心灵的黑暗和罪性揭露得如此入木三分，以至于听道的人惶恐不安，深感震惊，沉浸在灵魂的痛苦挣扎之中。但他接下来的话语中又充满了怜悯、慈爱和融化人心的恩典，使人无法抗拒。

这才是讲道！我很喜欢怀特菲尔德自己对讲道所持的看法。某一天，有人问他要一份先前某次布道的讲章，以供出版之用。怀特菲尔德答复说：“如果你能把其中的闪电、雷声和彩虹一起印刷出来的话，那么我对于出版这篇讲章没有什么意见。” 你不可能把鲜活的讲道变成冷冰冰的铅字，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把讲章的内容印出来，但你不可能把讲道印出来。你不可能复制闪电，你不可能重现雷声（我是说雷霆阵阵、电光闪闪），更不可能抓住彩虹。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口头表达里，都在形体动作中，都蕴含在布道者的举手投足之内。你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变成铅字。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读过怀特菲尔德的讲章之后，常常会说：“我真是搞不懂。写出这样糟糕讲章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奇迹人物呢？怎么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布道者呢？” 如果你也曾说过类似的话，那正表明你完全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讲道。你不可能把讲道印在纸上。我向来认为：大约从19世纪中叶，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难处。打印讲章或打印任何口头发言的做法，会对讲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布道者满脑子关注的是那些要读他讲章的人，而不是讲坛下面正在听他讲道的人。听众的反应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的反应，还有自己的名声，还有那些迂腐的文学批评家们怎么议论——这些事情成了布道者成天关心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好好记住怀特菲尔德对讲道的看法。

怀特菲尔德的这种讲道风格产生的果效简直势不可挡。他曾分享过自己以往对金斯伍德矿工们的观察。这些穷苦的人刚刚从煤坑里爬出来，墨黑的脸上全是煤灰，他们就这副模样站在那里听他布道。怀特菲尔德回忆说：“我正在对他们讲道，突然，我开始注意到许多人脸上出现了白色的沟痕。” 那是什么？哦，那是矿工们眼中流下的泪水，在布满煤灰和污垢的脸上冲出的一道道痕迹。这是真正的讲道！这些贫穷的工人，他们对教义一无所知，除了罪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成天过着醉酒无度、放荡堕落的生活，而当他们听到这个人以大能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他们泣不成声、泪如泉涌。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一位著名圣诗作者的描述：

创造无数奇迹的伟大上帝，

你的一切作为，旷世无双，庄严神圣，无不与你相称。

塞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es）是一位出色的布道家和优秀的学者。他曾经参与过18世纪在北美的一次复兴。当时他被选为一所大学的校长。不久他就和吉尔伯特·坦南特（Gilbert　Tennent）一起被派往英国，为该校筹集资金。经过艰难的海上旅行，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间他们多次认为自己差一点就葬身鱼腹。最终，他们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来到了伦敦。他们见人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怀特菲尔德在城里吗？” 然后很高兴地得知他在这里，而且第二天早上要在穆尔菲尔兹讲道。所以他们决定要准时到场。戴维斯对那场礼拜做了记载。他说：“讲道一开始，我就马上清楚地意识到，怀特菲尔德先生在刚刚过去的一周肯定极为忙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没有时间好好准备讲道。” 他接着说，“从脉络结构和思路条理性的角度来看，讲道的内容有很多缺陷和不足。这是一篇质量粗劣的讲章。但是，”他话锋一转，“整场讲道充满了圣灵的膏抹。就算让我在大西洋上的旅行再怎么辛苦受罪，就算我再冒许多次海上沉船的危险，我也会十分乐意赶到这个人的布道现场，为了领受这里恩典的浇灌。” 我的朋友，这是真正的讲道。粗劣的讲章，但大能地传讲！

我们对这样的讲道了解多少呢？为什么我们谈到讲道的时候，好像那只不过是“发表一篇讲话”或“随便说两句”？我再强调一遍：讲道！正是讲道激发了上帝旨意下的那场巨大复兴。你可以去读一下约拿单·爱德华滋夫妇对怀特菲尔德布道的感受和描述。让我告诉你那位大名鼎鼎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说过的话。切斯特菲尔德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一位典型的18世纪贵族，交际广泛，曾写过一本有关教育子女的名著。他常常乐于去听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并和其他人一样，被其讲道的大能所折服。你们肯定记得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

某天下午，怀特菲尔德在讲道中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以说明罪人身处一个极端危险的地位，且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通往地狱的路上。怀特菲尔德用非常生动的方式把这个道理活画出来。他把罪人比喻成一个被狗牵着引路的盲人。不幸的是，那条狗挣脱了绳子跑掉了，丢下盲人独自摸索前行，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手中的一根拐杖。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这个可怜人慢慢走到了一个悬崖的边上。他的拐杖不小心从手中滑落，掉下了深渊。下面的无底洞是那样的深，以至于拐杖掉下去好长时间连个回音都没有。这个盲人小心翼翼地往前探身，想尝试着找回自己的拐杖；有那么一刻他的姿势几乎就要悬空了，接着……正当怀特菲尔德比划到节骨眼上，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忍无可忍，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喊：“我的老天啊！截住他！” 然后不由自主地冲上前去，试图拦住那个盲人，防止他坠落深渊……

这不仅仅是一流的演说，更是一流的讲道。这种讲道的感染力甚至让切斯特菲尔德勋爵那样的人也为之倾倒。

但我个人最喜欢的故事，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怀特菲尔德之间的一段趣闻。富兰克林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久负盛名的作家、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还是美国差派到法国的首任大使。他常到伦敦来。这位才能出众、颇有修养的绅士自称是贵格会信徒。实际上，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他根本算不上什么信徒。富兰克林之前住在费城，当怀特菲尔德访问北美期间，他是一名印刷商。这个人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所以他常常打印怀特菲尔德的讲章，然后四处销售。只要遇上怀特菲尔德讲道的机会，他从不错过。以下是他叙述的其中一次听道的经历。

我前面提到过，怀特菲尔德布道有个习惯，就是在结束的时候会为他在佐治亚的孤儿院筹集善款。富兰克林对这个惯例非常了解，他已经看过很多次了，而且也常常奉献一些款项。可是他后来对此有点厌倦了。富兰克林心里想，怀特菲尔德从他身上拿去的钱已经够多了。所以他郑重决定，某天当他再去出席怀特菲尔德的布道现场，到了结尾募捐的时候，自己说什么也不会再给一个子儿。富兰克林写道：“我口袋里装着金币、银币和铜币。但我拿定主意绝不再奉献一分钱，我以前已经给得够多了。” 但他接着说道，“当传道人（怀特菲尔德）讲到中间时，我的心开始软下来，决定把铜币给出去吧。他的另一段精彩的言论迫使我又交出了银币。而他的讲道结束得实在太漂亮了，以至于我把口袋里面的一切——金币和所有其他的钱，全部都倒进了收集奉献者的盘子。” 你看到了吗？这就是讲道！这样的讲道已经超越了演说本身，这是灵里的演说，是被圣灵感动的演说，它所传达的信息，是上帝的话语，是荣耀的福音。

八

下面请容许我用几个简单的小标题，来归纳怀特菲尔德给这个世代的我们留下的一些功课。我很盼望能够在这些问题上说得更详细一些。

怀特菲尔德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是：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位置，都不应该绝望。绝不失去盼望！没有什么时候比1736至1737年之前的那段时期更糟糕了。当时的景况实在令人绝望透顶。然而正是在那样的一个时空交汇点，上帝将他的手放在了一个来自格洛斯特贝尔酒馆的、名不见经传的男孩——乔治·怀特菲尔德身上。上帝的主权！你看到了吗？各位，请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为基督教会的未来担心忧虑。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听当今一些分析家们的悲观言论；他们只会描述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是多么大。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光景下，教会都是有盼望的。这是上帝历来所行的最惊人的奇迹之一。

第二，我由衷地希望，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彻底打破一个谎言，这个谎言是：加尔文主义和传福音的兴趣是互不相容的。（我不喜欢这些标签，但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术语，所以我不得已用之）怀特菲尔德是英格兰有史以来产生的最伟大的布道家，而他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查尔斯·哈登·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上个世纪【注：指19世纪。 ——译者注。】最伟大的布道家，曾公开承认说，他一直以怀特菲尔德为自己的榜样——假如他确实有过榜样的话。同样，司布真也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我们中间有些人对当代福音布道的某些方面颇有微词，但那些意见和加尔文主义根本没有关系。我相信约翰·卫斯理如果活到今天，也会对某些现代的传福音方式表示反对，正如我们的态度一样。那些反对的声音并不是针对加尔文主义的。加尔文主义强调上帝的荣耀、人的完全堕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预备的有关救赎的永恒计划和目的。这些教义只会激励和驱使那些真正的信奉者更加努力地传福音。怀特菲尔德的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一点。然而他不过是浩瀚星系中的一颗灿烂夺目的明星。

第三个功课是：正统信仰是绝对必要的。怀特菲尔德传讲的福音，也是使徒们、宗教改革家们和清教徒所传讲的福音。他可以说是活在清教徒和他们的著作中。在压力很大、来不及准备讲章的紧急情况下，他甚至会直接传讲清教徒以往的讲章！卫斯理不止一次说过，他曾发现怀特菲尔德在讲道时照搬马太·亨利的信息。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同一篇信息，而且在马太·亨利那里早就预备好了！在此我强调的是正统信仰的绝对必要性，我们信奉的是真理——巴刻博士在他的演讲中对此有精彩的阐述。

然而，接下来我要说的——也是怀特菲尔德特别要提醒我们的是：光有正统是不够的。在他所处的年代有信仰很纯正的人，但那些人基本上没什么用处。你可以有一个很正统的信仰，但这个信仰却死气沉沉，没有任何生命力。正统是基本的，必需的，但仅仅依靠正统教义从来不会给我们带来复兴，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当我即将结束这篇讲座的时候，我必须说明一点：将这两位人物放在一起讨论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约翰·加尔文从来都离不开乔治·怀特菲尔德。我的意思是：那些跟随加尔文教导的人容易落入一种危险，就是倾向于变成偏重理智的教条主义者，或者陷入我所说的“僵化的正统信仰”之中。朋友们，那种信仰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你需要圣灵的能力浇灌在其上。仅仅讲述真理是不够的，真理的讲述必须伴以“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哥林多前书2：4）。满带能力的怀特菲尔德将这一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他信奉正统的教义，但真正带下复兴奇迹的，是降在他身上的圣灵的能力。他曾回忆自己在接受按立时，有过很特别的感觉，似乎直接从圣灵领受了一个使命。他总是能体验到，圣灵像波浪洪涛一般浇灌在他身上。没有人比他对基督的爱了解更多。这样的爱淹没了他，征服了他，甚至超过了他肉身的承受能力。因着主爱的感动，他常常会泪流满面。

圣灵的能力是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必须持守纯正的信仰，但上帝不愿意我们停留在那里止步不前。我们必须寻求那曾经赐给怀特菲尔德的圣灵的能力。唯有那种恩膏才可以让我们生发对灵魂的伤恸和关切，并且赋予我们热忱和动力，激发我们带着能力和确信去向所有阶层和类别的人传讲福音。

还有一个教训对今天的世代有很重要的意义：怀特菲尔德非常看重信仰团体的价值。在怀特菲尔德早年的时候，他从一些信仰团体那里得到过很大的帮助，这些团体都是前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他在1736年6月27日于格洛斯特发表的第一篇讲道，题目正好叫做“信仰团体的价值”（The　Value　of　Religious　Society）。我提这一点是为了鼓励那些福音派信徒的小型团体。我为这些小型团体感谢上帝。我知道今天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他们每周或每月在一起聚会，一同学习圣经，祷告，交通上帝国度的事情。怀特菲尔德相信，信仰团体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然而，说了以上这么多以后，现在我要把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作为我的结束语。我相信，怀特菲尔德在呼召我们归回讲道。我希望我的这番话不会引起误解。但事实是：没有什么能够取代讲道的地位。我向来很看重阅读的价值，我从阅读中得到很大的享受。但阅读不能取代讲道。看一篇讲章（布道文）和听别人传讲这篇讲章是两码事。感谢上帝，圣灵可以使用一篇书面的讲章，但它的果效完全无法和一篇被传讲的讲章相提并论。今天我们面对一个真实的危险，那就是人们认为读一读福音类的资料就可以了，或仅仅满足于听听无线广播、看看电视上的简短布道。不，这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圣灵的自由运行，你需要“闪电、雷鸣和彩虹”。你不可能在书本里面找到这些，也不可能在现代传媒操控的、有时间限制的广播电视节目中找到这些。我告诉你，当圣灵来到的时候，节目无关紧要了，时间无关紧要了，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唯一重要的，是彰显荣耀的上帝，是我的灵魂，是这位尊贵的救主。

关于讲道的核心主题，怀特菲尔德是怎样指教我们的呢？这个主题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2：8）。” 这就是18世纪的讲坛上所传讲的荣耀的信息。

愿上帝呼召我们回归讲道！真正的讲道不是仅仅站在那里机械地陈述正确的信条。让我们祷告上帝赐下他的灵来浇灌我们。尽管我可以十分确定，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和乔治·怀特菲尔德一样的传道人，但是，我们所求的，是能够倚靠“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来讲道。我们不是要做一群模仿者，但让我们仔细聆听这个人所发出的呼召，从而能够在生活和经历中实现真理，常常被上帝活泼的圣灵所充满，并且尽心竭力地传扬他荣耀和丰富的恩典。我们因为纪念这个人，向上帝献上感谢。愿上帝赐下恩典，使我们察验自己，察验我们的侍奉。也巴不得上帝将这样的一份渴慕、一份愿望放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那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再次看到上帝大能的膀臂在这个国家彰显，带下横扫一切的信仰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