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华师政治学社
导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在全球的造成了大范围的传播与流行，如今仍未结束。其影响之一，便是逆全球化的抬头。在这个病毒的全球时刻，我们重新燃起对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思考：这次疫情会对全球化造成怎样的影响？逆全球化时代是否已经到来？如何在历史视域中看待这次危机？中国又该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逆全球化影响？唐昊教授认为，全球化的进程虽然在本次疫情中受挫却终将重启，这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同时，唐昊教授也指出，比照人类历史，今天的危机与二十世纪上半叶有着相似之处，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它也取决于人类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选择。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应当意识到：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可能远大于世界对中国的依赖。面对危机，中国的选择应是尽力避免中美脱钩乃至退出全球化，苦练内功，占据科技、金融乃至制度文化的高点，引领未来的全球化。
访谈主题： 病毒的全球时刻：逆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这个危机时刻，全球各国本该携手抗击疫情，然而逆全球化却暗流涌动。逆全球化时代是否已然到来？全球化是否还将继续？第二期南方时事论坛，我们邀请到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唐昊教授，就全球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访谈时间 ：2020年5月
嘉宾简介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太大国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富布莱特学者。2008年入选美国国务院国际青年领袖访问者项目；2009-2010年受邀作为客座副教授任教于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乔治·梅森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历史政治学、利益集团政治、公益慈善、中美关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课题多项，出版专着《竞争与一致》《中国式公益》等，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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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内容
Q1：疫情的全球蔓延向我们展现出了全球化的矛盾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潮流吗？疫情过后，世界各国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会有怎样的变化？
唐老师：我认为，从长期趋势来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全球化促进着人类社会不同阶层、族群、国家、阶级和民族相互之间的互动性加强，并最终促成一个“全球社会”。这样的过程其实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迄今为止，世界也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从长期的趋势上来看，全球化总是能够发生的，无论是从经济层面的拓展看——市场本身它是向外生长的；是从个人的心理层面的向外看——也就是人类交流的需求；还是从政体层面的扩张看——帝国也是在不断的扩张。所以，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讲，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也不是从几十年前开始的，而是从人类有了文明，开始彼此接触、融合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种融合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就是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总而言之，从长期的趋势上来看，全球化已经是整个世界各种文明的一个选择，也是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从短期和中期上来看，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逆的，它会在一定时间段之内，因为全球化所遇到的阶段性的问题而出现回潮，甚至出现整个全球化体系全面崩溃的情况，这并非不可能。从长期上来看，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从短期和中期上来看，全球化却是绝对可逆的。这就是我对“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观点的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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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刚才你问到，疫情之后的世界各国对全球化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显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期和短期之内的现象。逆全球化的现象会出现，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发展过程——事实上，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包括文明的演进，既不是循环史观，也不是线性发展，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经过这种阶段性的逆转乃至于挫折后，新生长起来的全球化，可能会更加强大，融合程度更高。因此，对于全球化的趋势和潮流，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螺旋上升的趋势，在长期存在着这样一种一体化的趋势，中短期会可逆，但总体上来看是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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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在您看来，这次疫情是否验证了您之前对第三波全球化及其趋势的判断？您是否有一些新的学术观点？
唐老师：我在几年前就认为逆全球化将会成为一个新的趋向（《逆向全球化2017年已经开启》）。第三波全球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时间，然而，从英国脱欧的那一年开始，全球化就出现了逆转的趋势。这个逆转显然会使得各个国家重建各种边界，经济上的往来、人员上的交流都不会像以往那样便利。同时，更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政治上的族群冲突，乃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些都不是不可能的。这种逆全球化可能一开始只是表现为一些区隔，到最后却很可能会演变成更激烈的冲突，这是我在几年前的文章中就已经预见到的。现在的疫情只不过是使这样的一种隔离乃至于相互甩锅、相互冲突的状况的扩展速度大大加快。中美贸易战、世界经济下滑以及疫情危机的催化使得逆全球化的进程比以往更加快速，全球化面临着更大的困境，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但是我认为，在这样一个逆全球化进程延续一段时间之后，人类社会还是会重启下一轮全球化。我刚才也讲过我持这一观点的原因：无论是商业市场的扩张，还是人类对追求财富的欲望，都会推动商业市场不断地向外扩张，不同市场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交流；人类对于文明进步的推动，会使得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融。战争带来的混乱和死亡让人们付出足够的代价后，人们理应认识到合作以及和平的可贵，所以政治实体、政治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沟通、合作，肯定也会再上一个台阶。所以在这波逆全球化之后，我坚信还会有下一波全球化浪潮到来，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几乎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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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如果将这次疫情带来的危机放在历史视域中考察，您认为它与以前出现的国际危机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有，那么又有什么异同呢？
唐老师：今天，当我们看到疫情带来的危机时，我们很多人都忧心忡忡：这样的危机是不是会难以解决？或者说，这样的危机最终是不是只能以族群、国家间的冲突作为唯一的结果呢？我们可以比照历史来看一下，类似这样的危机在历史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说学习历史的规律是有用的、对历史规律的认知是有用的？因为从古代到今天，虽然经济、科技等方面，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性，包括人的欲望、理性判断各个方面增长的并没有像经济、政治和科技增长的那么快，所以适用于以往人们的一些历史规律，同样也会大部分适用于今天的人们。如果与以往历史相比较的话，我倒是认为有一个历史时间段和我们今天的时代是相类似的，就是二战之前的那个时代。在一战和二战之前，人类社会也经历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中，工业文明扮演主要角色，而在我们最近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科技与革命占据了主要角色。在上一轮19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中，工业文明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整个欧洲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最富裕的地区，而现在这一波全球化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在几十年的范围内也使人类社会达到一个新的富裕程度。在人口增加了数倍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因为饥荒而死亡以及因为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已经远远少于因为营养过剩而死亡的人。这一事实证明，人类社会在这一波全球化中获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一百多年前，这种情况也曾经在欧洲主导的工业革命中实现过，但是，在工业革命到达高点的时候，一战、二战随即发生，这使人类社会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工业文明毁于一旦，还有数千万生命的逝去、瘟疫（西班牙流感）等不幸事件的发生。
仅仅在几年前，人们对于这一波全球化还抱有极大的信心，因为这一波全球化也创造出了极大的财富。但是，人们没想到的是，在近几年里，随着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中美贸易战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事件的发生，全球化的逆转进程开始加速。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一百多年前，工业文明在达到它经济繁荣的最高点之后，就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冲突——一战和二战。那么，在这一次，当科技文明带来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达到一个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历史高点的时候，随后结果会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比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当然，这个比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比照，因为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自己选择的结果。也许正是上一次的危机所带来的这种人类冲突的可怕前景，会使得我们对于这一次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心怀警惕，从而避免最坏的前景发生。实际上，上一个危机的发生取决于那个时代人们的选择，那么，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未来会有一个怎样的前景，也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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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您认为疫情过后中国在世界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唐老师：这次疫情使得中国的企业停产了几个月，但是，事实证明，世界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发生重大的损失或者崩溃，这也说明了一个情况：在世界的生产链、经济链中，中国的地位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反过来讲，当中国疫情稳定，经济开始恢复之后，企业发现接不到国外的订单，国内的这些企业开始大批破产，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很大层面上说明了另外一件事：中国对于世界的依赖可能远远大于世界对于中国的依赖。我们以往对于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地位很可能是高估了的，这次疫情的前后两个阶段分别戳破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国经济不可替代的神话，我想这也是个好事，我们可以从这次危机中认清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
...疫情如果再继续恶化下去，对于中国在世界供应链中地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对中国在世界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都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经济和科技发展阶段非常尴尬。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创建了一套从科技到生产到管理的经济体系，但是，我们目前仍旧处在中游，高技术产业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也还没有升级上去。这不像是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它们在经济发展的二三十年之后，整个技术产业就开始升级到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们在国际市场供应链体系中就站稳了脚跟。我们现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高技术产业实际并却没有升级上去。包括华为，前两天任正非也在说，我们要赶上美国三百年之内是有希望的——类似这样的一些表态，实际上是来自中国顶尖的高科技企业。有这样的表态，我想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们的低端制造业仍然在简单的扩张和重复，高技术产业还没有升级上去，不但是大部分普通的企业，就连我们的龙头企业都是这样。目前，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还没有升级上去，低端产业却已经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无疑是非常尴尬的。高技术产业没有升级上去，低技术产业已经转移出去，所以，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这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在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年代抓住机会，使自己在世界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得以有效提升。
...Q5：您提到，中国在世界供应链体系中仍旧处于中游位置，而未来的前景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逆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在全球化中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选择？
唐老师：对于中国来说，非常明确的选择就是：一定要尽200%的努力，避免退出全球化；一定要尽1000%的努力，避免中美脱钩（《新帝国体系下的中国和美国》）。因为，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中国的科技发展与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来自欧美高科技的支持，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发展模式，那么就一定要避免退出原来给我们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全球化发展模式。我们如果在未来还不能找到一种有效途径培养科技人才、推进科技进步，那么就不能抛弃以往的途径——以往中国科学技术的成长来自欧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科学技术上的支持。所以我说一定要尽200%的努力避免退出全球化；一定要尽1000%的努力避免中美脱钩，这是我们非常现实的选择。
...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万一全球化排除中国、中美脱钩等极端情况出现，我们要为此预先做好准备。尽早意识到苦练内功的重要性，开启中国经济的内循环体系，平衡内部的市场经济结构，全面消除国内社会的阶层不平等现象，建设一个良好的国内社会经济结构。这样，如果在未来有第四波全球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其中占领市场和道义的制高点、科技和金融的制高点。在那时，才能使世界依赖中国，而不是中国依赖世界。如果要达到这样一个地位，我想，首先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要能够良性运转，能够处理好自身的内部问题，包括中国自己的两极分化问题、社会矛盾问题。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能够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这就意味着它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那么，在未来制度竞争的过程中，我们在全球化中是具有制度优势的；如果中国连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奢谈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现有的中国经济领域的创新，其实大多数都是模式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更加不是底层逻辑创新，在后两者，我们都是落后于美国的。就拿技术创新来说，技术上的发展和进步，怎么去实现？这不是靠砸钱能够实现的。任正非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清醒，这是靠砸科学家才能够实现的，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出成批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靠拿钱去堆是培养不出人才的。必须靠真正的教育改革，靠科研体制的更新，靠整个社会自由创造力的发挥，靠我们国家提供给科学和知识分子一个宽容的成长环境。只有拥有这样一批科学技术和文化上的精英，中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全球化中占据高点，不仅是科技和金融高点，也可以是制度和文化高点；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引领全球化，使中国的发展达到新高度。
供稿 | 唐 昊
编辑 | 闵孜怡
审核 | 阮思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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