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看懂经济，原标题《“地摊经济”究竟在拷问什么？》，作者：李庚南，图片来自“123RF”
这些天，关于地摊经济的热议与喧嚣或远甚于地摊经济本身的热度。昔日的“弃儿”忽然间变成了社会的“宠儿”，一部现实版的反转剧正吸引了无数的看客，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
当成都率先放开曾经被严禁的借道经营、在“两会”上赢得了总理的点赞之后，当中央文明办明确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今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之后，神州大地瞬间掀起了地摊经济的旋风。
待业、失业者、农民工乃至金融民工都摩拳擦掌，地摊指南、地摊宝典、地摊地图应声而出，阿里、腾讯、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纷纷为“地摊经济”打call，甚至于金融的旗帜也向摊主们招扬。
一切都来得如此让人始料不及：刚刚布置完整治无证摊贩任务的城管，纷纷尴尬地拿起电话请摊主们归位。
但是，旋即又见凉风习习。
北上广开始对地摊经济说不，央媒纷纷发出“醒世警言”。五菱汽车站在臆想的风口，被吹向了云端，复又被重重地摔下……有喝彩的，也有泼冷水的，还有更多的旁观者。
面对这幅纷纷扰扰的景象，笔者不妨从草民的角度聊一聊对地摊经济的感触。
地摊因何归来？
对于地摊，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复杂的感情，也有一些特别的记忆与情怀。最易于我们脑补的，除了一些青葱岁月的记忆外，或许还有中学课本的清明上河图，——那市井的喧嚣与繁荣。
曾几何时，随着城市化精细管理的推进，地摊被城管追赶、驱逐以至于销声匿迹。“躲猫猫”一度成为小商小贩们与城管的游戏，期间也演绎了无数的人间悲剧，而关于地摊该去该留的争论其实从未停止。
都说“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地摊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草根基础。作为社会底层谋生的直通车，地摊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低风险的独特优势。选择摆地摊为生，除没有就业门槛、不受学历、专项技能的约束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顶天立地式的营生免去了高租金的重负，没有雇员工资压力，甚至不用交税，且具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
另一方面，地摊的存在具有现实的市场需求根基。早餐流动餐车，路边夜宵摊，鞋摊，水果摊……对于消费者而言，随意、方便、低廉，且更具人情味，这一切寄托着部分市民对地摊的情怀，所谓需求决定供给。
当然，无可回避的是，地摊的存在也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管理的难题，为市民所诟病。如占道经营对给交通、居民出行带来的不便，影响城市市容，给环境带来影响；无证经营的摊贩对正规门店的侵蚀，摊贩与周边群体的矛盾纠纷。
尤其是摊贩以次充好、短斤缺两等不诚信交易行为所引发的市场纠纷几乎为地摊经济的痼疾。
从民生的角度出发，地摊的存在有其草根基础；从城市管理、社会治理角度，又有整治的充分理由。孰是孰非，从来就没有定论。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一直是城市管理者的难题。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一切。
旅游、餐饮、娱乐等行业受到前所未有之冲击，失业问题凸显。尽管目前国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复工复产依然面临产业链、供应链不协同的严峻挑战，特别是面临国外疫情蔓延对产业链冲击的传染，其根本堵点则在于疫情笼罩之下消费需求的萎缩。
而消费的恢复靠什么？靠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收入的稳定、就业的问题自然首当其冲，保就业理所当然成为首要问题。
这也是今年以来，中央对宏观经济的部署由去年以来的“六稳”向“六保”转换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保就业是世界各国防止公共危机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蔓延的共同路径。几乎所有经济体在危机救助和危机复苏过程中，都把保生存视为第一核心要务，新冠疫情之下尤其如此。
非常时期自然需要非常之举，包括对固有规制的突破。当保就业成为国之第一要务的时候，当“6亿人月收入尚在1000元以下”的时候，地摊经济的回归只一句话便水到渠成。
其实，在一定时期，一定的区域，地摊从未离去。与其说归来，不如说醒来。
地摊何以经济？
地摊就是地摊，何以缀上了经济的花边？
或许因为经济很“百搭”。
尽管世间经济学理论汗牛充栋，但关于经济的定义始终处于混沌状态，或曰经邦济世，或曰谋求生计，或曰资源配置……一般意义上，经济是指社会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但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不同场景出发，经济一词其实充满太多的释义。
微观上，经济就是一种谋生术，亚里士多德将之解释为“是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和国家有用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中观上，经济就是遵循一定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力求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效益的一切活动；宏观上，经济是指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包括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由它决定的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
显然，从微观层面看，地摊作为底层人群谋取生机的渠道，是底层群体的谋生术，地摊经济名至实归。但是，将地摊从中观、宏观层面纳入经济序列似乎勉为其难。
若从“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益”角度观察，地摊经济其实包含着非常不经济的成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低效配置的形式。且不说分散的、零散的地摊本身因缺乏集成造成的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浪费，其带来的环境成本或许很难与就业带来的效益平衡。
而且，地摊的回归，除了对城市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溢出效益是，一定程度上或形成对实体店的分流，对商业地产、实体店商户形成又一重挤压，使负担高额租金、人力成本，本已萧条的实体店雪上加霜。
如果这样，从整体上看地摊经济显然并不经济。
这令我想起制度经济学中著名的帕累托改进：一项制度创新不以损害、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实施，这才是合理的创新。在经济政策中为了改善某些人的利益而损害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帕累托改进，这应该是经济政策实施中需要充分考量的问题。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不妨把地摊经济与我们近年来正持续推进的整治“低、小、散”企业比较，究竟有何不同？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环境成本高、产出低。但游走于城市间的地摊经济往往并不能带来税收或税收多半流失；而后者至少能带来税收，能带来更多的就业，能形成产业链协同，能促成大企业发展的生态。
权衡之下，当我们一方面在治理“低、小、散”企业，另一方面却在倡导另一种较“低、小、散”效益更低的地摊经济模式的时候，如何评说地摊经济之经济？
正如央视在《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中所指出的，“从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看，违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必然造成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资源错配，从而给宏观经济发出错误信号。”
对地摊经济的经济性我们应该有更清醒的认知。
将地摊上升为一种经济模式，或因当下严峻的就业形势，隐伏的民生问题，及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等问题。既然消费已然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那么从末端的最终消费入手，溯流而上，将有助于疏通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促进复工复产的协同性，最终为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基础。而地摊或能在低水平上一定程度地刺激消费。
但是，底层、失业群体的出路岂止地摊？在经济环境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应该、也可以为底层阶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或谋生的机会，譬如培育各种特色的产业园、小微园区；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需求的萎缩、效益的滑坡乃至不可避免出现的企业停产、倒闭，就业困难、失业增多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种情况下，缓释失业压力尤需社会保障机制发力，需要政府凸显的兜底意识，地摊经济岂堪如此重任？
地摊经济如何持续？
在疫情防控压力不减、复工复产压力重重的非常时期，让市场主体活下去无疑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此时讨论地摊经济的可持续性确实不是一个很应景的话题。但是，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相信所有的摊主、练摊的人心里其实也在千百倍闪过同样的疑问。
其实，疫情防控之下，旅游、餐饮行业之所以持续萎靡，疫情防控的警报未根本解除也是一个原因。这令某些行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比如文旅行业，一方面，政府在倡导，在想方设法帮助这些行业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又要继续防疫情反弹，实行预约、限时、限流等措施。那么，地摊的放开，虽然在露天，难道疫情的警报就能解除吗？
诚然，地摊经济不应绝，也不可能绝；但笔者以为，地摊经济是市场经济中的小草，不需要刻意浇灌，且让它静静生长，生长在合适的地方。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种存在，并客观看待其存在的理由。对于一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流动商贩，修理，早点摊，不妨采取白名单制，或通过“夜巷”“周末集市”等方式，辟出专门的区域。关键是，正本清源，给地摊经济一个合理的身份，一个合理的定位，一个适当的空间。
不可否认，在非常时期，地摊经济的再现一定程度上或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但疫情终将过去，经济终将复苏，地摊终究只能成为城市的点缀，而不应任其像“蓝藻”一样扩散蔓延为一种经济模式。因此，切忌病急乱投医，盲目鼓动地摊经济的“保就业”神功，否则城将不城矣！
最值得担忧的是，我们曾经因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需要赶走了地摊，此时又把地摊经济作为保就业、保民生的权宜之计。那么，当疫情过去、危机过去之后，“城管还会回来”，到时候我们丢失的或许不仅是地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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