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失误完全归罪于西方国家也不公平，因为中国本土提出控制人口的大有人在。我们只能说20世纪70年代，国际和国内控制人口的思潮合流了。
笔者相信美国控制全球人口是出于“利己也利人”的动机（当然美国利益优先）。连洛克菲勒三世本人可能动机也并不坏（他还是有名的慈善家，可能或多或少真的认同控制人口的人道主义的理由），作为一个富人，如果让他过上发展中国家那种穷日子，可能他会觉得“没有生存的必要”。美国很多民众（尤其是富人）有类似的想法。他们高高在上地认为穷人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不懂得自发控制人口，需要他们去帮助。
二战后美国出现“婴儿潮”，生育率在1957年达到3.71的顶峰，人口增长很快。而当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更快。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本土控制人口的思潮非常高涨，这应该属于一种“自然反应”（当时中国的马寅初等知识精英也有这种反应），不可苛责。《人口爆炸》作者保罗.埃利希不但希望将世界人口从当时的30多亿减少到5亿，也希望将美国人口从2亿减少到1.35亿。[RichardAPosner,PublicIntellectuals:AStudyofDeclin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2,]只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反对而无法实现，而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成本（物质成本和政治成本）更低，因此更加热衷于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避孕“不是正当的政治或政府活动、职能或责任”。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推翻了早先的禁令，使避孕行为合法化。1968年美国约翰逊总统曾经任命过一个关于“人口与家庭计划”的机构，研究推广计划生育的问题。1970年国会通过了《公共保健服务法》的第十章（TitleX），给青少年和贫困家庭提供家庭计划服务以及一些生殖健康服务。[易富贤：《家庭计划也是错误的》，光明网-光明观察，2009年12月21日，]
1969年8月，美国德州的女服务员NormaMcCorvey，声称遭到強暴怀孕，她找不到一个愿意为她进行非法堕胎的人。女权主义者鼓励她向反堕胎法发起攻击，这就是著名的“罗诉韦德案”。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中，将堕胎合法化。这一判决影响之大，甚至被人称之为“第二次内战”。美国堕胎数由1969年的2.7万例增加到1975年的103万例。美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急剧下降到1970年的2.48、1976年的1.74。
国会曾经想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但以失败而告终，于是1976年通过另外一项法律，禁止将联邦医疗补助方案用于堕胎服务。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的社会全面趋向保守。影响美国人口政策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朱利安·西蒙等人的经济、人口、资源理论。美国政府认识到人口是资源而不是负担。美国的生育率止跌回升。
给TitleX法案的拨款也逐年下降，裁减大量的机构和人员，如果保持在1980年的资助水平，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的话，那么2007年应该获得$亿美元的拨款，但是事实上2007年给TitleX的拨款只有$2.83亿美元。并且TitleX项目中用于家庭计划的比例从1980年的44%降低到2006年的12%，而与此同时用于Medicaid（医疗补助）的比例却从20%上升到70%。也就是说，作为“家庭计划”的专门法案，现在已经是形同虚设了。
“罗诉韦德案”的当事人NormaMcCorvey虽然在1973年赢了官司，不过却生下了孩子。最初几年，她是全美知名的女权斗士，进入堕胎诊所工作，她渐渐发现了堕胎对于婴儿的不人道，后面成为“反堕胎斗士”。
美国共和党也一直试图推翻“罗诉韦德案”。美国国会在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次通过了限制堕胎法案，然而都被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否决。[JulieRovner,“’Partial-BirthAbortion:'SeparatingFactfromSpin,”NPR,
February21,2006,]2003年国会以64票对34票通过了禁止后期堕胎的法案（Partial-BirthAbortionBanAct）。小布什总统随后他签署了这一法案，称这个法案“结束了恶行，重塑了美国的生活文化”。该法案获得了70%的民众支持。“美国民权联盟”的TalcottCamp指出,该法案连怀孕头12周到13周所采取的堕胎手术都要加以禁止。
2012年8月美国共和党人通过了一项竞选纲领，其内容包括争取通过一项取缔堕胎的宪法修正案，赋予未出生胎儿不可剥夺的生命权。[MattRourke,“APsources:GOPplatformdraftkeepsamendmenttoendabortionswithnostatedexceptions,”washingtonpost,August21,2012,]
从某种角度讲，1973年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和1974年《NSSM-200》是姊妹关系，前者反映内政，后面反映外交。
由于“罗诉韦德案”是“内政”，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并且是“公开”的，美国民众有机会进行反思，从而纠正相关的一些错误政策。而《NSSM-200》是“外交”，无关民众的利益，并且是“绝密”的，民众无从反思，错误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并且中国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在国际上宣传说中国计划生育是自愿的，使得美国很多普通民众不知道真相。
美国很多决策的制订并没有经过公众同意，而是由少数几个“权力比总统还要大”的人士（如基辛格）决定的。很多决策不但公众不知道，连总统也不一定知情。如果1974年将《NSSM-200》进行投票的话，不但在全民投票中通不过，连在议会也通不过。而联合国人口基金、美国控制人口的一些组织和个人作为利益集团，必然本能地为自身的利益不惜手段，包括夸大世界人口危机。从某种角度讲，他们绑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西方国家内部有很多人是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者毛斯迪（StevenW.Mosher）1979年在中国调研，回美国后递交报告反对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但是被斯坦福大学取消博士学位；他后面成立人口研究所，并以身作则，共生育了9个孩子。[StevenW.Mosher,PopulationResearchInstitute,]美国众议员史密斯（ChrisSmith）在20世纪80年代就坚决反对中国计划生育，并与毛斯迪等人一起谴责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计划生育。2011年8月21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大学演说时称“完全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拜登的此番讲话遭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强烈抗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批评拜登：“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是可怕而野蛮的，副总统对这一政策的默许将对美国民众的道德底线产生震撼。”[JenniferRubin,“RomneyslamsBidenon‘onechild’commentinChina”,TheWashingtonPost,August23,2011,]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瑞安认为拜登关于中国计划生育的观点“非常极端。”[“TranscriptAndAudio:VicePresidentialDebate,”NPR,October11,2012,]他们反对计划生育，当然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宗教的，政治的。本文所引用并公布的很多美国政府对于人口控制的内部资料，也得益于美国国内有不同的声音，是美国学者首先整理出来并发表的。正是因为美国内部有强大的力量反对美国控制全球人口，因此基辛格、洛克菲勒基金、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东西方中心等采取了秘密方法，避免让公众知道。如果美国公众知道真相，笔者相信绝大多数人会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
美国政府因为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在对控制全球人口问题上出现分裂并导致政策摇摆。比如美国政府曾于1986-1992年（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期间）、2002-2008年（小布什总统期间）中断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NSSM-200》也是在老布什时代被解密的。而克林顿、奥巴马时代又恢复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其实克林顿、奥巴马比老布什更加清白，他们对当初出台《NSSM-200》的一些背景并不了解（就像现在中国领导人不了解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背景一样），可能只是被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国内某些团体所忽悠，轻信了控制人口的人道主义的理由，而没有深究其严重后果。比如他们相信控制人口有助于保护妇女权益，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提高妇女教育水平、降低妇女和儿童死亡率（这些都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控制人口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因为生育率过快地下降必然导致老年化和社保危机，而妇女比男人长寿几岁。少子化也提高了乳腺癌和子宫疾病的发病率。
国际思潮的多样化本来是很正常，尤其是在人口问题上自古争论就很大。经过各方面博弈，国家政策总体还是比较理性的；由于有纠偏机制，即便走入歧途也会很快纠正过来。比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在优生方面一些错误思潮在二战的时候就被纠正；70年代控制人口的错误也在80年代被纠正。印度在1977年也很快纠正了1976年在人口控制上的极端做法。
中国学术和制度的单一性使得中国对国际思潮缺乏综合辨别能力，政策很容易根据某些人的偏好一面倒地受多样化的国际思潮中的某一种思潮所影响。宋健等少数几个学者的短时间形成的错误观点很快就转变为国家政策，损害了所有人的根本利益。
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是害人害己。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将阻碍全球经济增长，也将减少给美国的经济机遇。中国今后人口老化和萎缩必将给全球经济（包括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严重程度将远超过目前日本和欧洲人口老化给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后果。中国的人口与美国人口一样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停止计划生育不但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