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成立了全国人口学会筹备组，许涤新、陈道、刘铮、刘庆山任正、副组长。根据1980年《人口研究》的资料：“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应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的邀请,派出刘铮、张乐群、田雪原、袁方、蒋琦等五同志，于5月19—23日去美国夏威夷出席了该所举办的‘中国人口分析会议’。”[《中国人口学家代表团去美国参加“中国人口分析会议”》，《人口研究》1980年第02期。]
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选择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应该是段纪宪起的桥梁作用。
段纪宪是贵州人，抗战胜利后，就读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本应在1950年毕业，但因为抗拒让出宿舍给大陆撤退来台的教育部人员，1949年10月1日台大布告说：“学生段纪宪在校屡次滋事，应即开除学籍”。段纪宪被开除后，被推荐到农复会人口研究单位，后又再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深造，应该算是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华人人口学家。
1948年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派出专家（包括诺特斯坦）在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菲律宾等地调研了三个月。[Yu-lingHuang,“ThePopulationCouncilandPopulationControlinPostwarEastAsia,”,DepartmentofSociolog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atBinghamton,2009,]除了给日本制订控制人口的政策外，还建议中国、韩国等地控制人口。
农复会是美国援华法案的一部分，有两位美籍委员、三位中国籍委员，均由两国“总统”任命。美籍委员贝克（JohnEarlBaker）认为台湾必须控制人口，蒋梦麟主任（与桑格夫人保持长期的友谊）也一直支持控制人口。段纪宪在农复会很受重视，1951年就出版了《台湾之人口》。1952年洛克菲勒基金社会学部副主任埃文斯（RogersFEvans）推荐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者巴克利（GeorgeWBarclay）博士到台湾进行人口研究。段纪宪是巴克利在台湾的合作伙伴。巴克利对段纪宪评价很高，1953年的时候说段纪宪还要回普林斯顿。[赵育农：《一个女性经验的家庭计划：台湾家庭计划早期的发展（1954-196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第19-23页。]
1957年，段纪宪前往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当年便回到新中国，先被分配在农业科学院工作，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当英语教员，“文革”期间被扣上“台湾特务”、“美国特务”、“英国特务”等罪名，下放到团河农场劳动。段纪宪1973年离开了中国前往香港，后又在他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推荐下到了夏威夷，成为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研究员。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是由保罗?德曼创办于1969年，保罗?德曼在1973年出任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的副会长后，韩国人赵利济（Lee-JayCho）继任为所长（也是中西方中心的副主任）。赵利济对段纪宪非常倚重和信任。
1981年2月27日中国人口学会宣告成立，马寅初为名誉会长，许涤新为会长，陈道、刘庆山、刘铮、宋健为副会长。3月25日段纪宪访问中国，并表示将协助中国社科院创办英语培训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30年大事记（1978～2008）》，人民网-教育频道，2008年09月25日，]段纪宪先后把众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安排到东西方中心进行交流或留学（如田雪原、马赢通、阎志强、杨宜勇等）。他与宋健、于景元合写的一部有关中国人口控制的英文专著《PopulationControlinChina:TheoryandApplications》，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关注。赵利济评价道：“这本书将成为中国人口研究的一个重要和有价值的里程碑。书中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对中国是重要的，而且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人口增长已成为紧迫问题的第三世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宋健》，何梁何利基金网站，]于景元在1986年还获得东西方中心的一项大奖。可见美国东西方中心在创办中国人口学、培养中国人口学家上起了关键的作用。
除了东西方中心外，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等机构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者（如顾宝昌、曾毅等人）。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归来的那批人口学家基本都是联合国基金资助留学的。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研究机构也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
笔者个人相信，这些人口学家（甚至段纪宪）是无辜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联合国人口基金、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东西方中心的那些培训计划的真实目的。
198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一期5000万美元援华项目结束后，又通过了第二周期5000万美元的援华方案。美国政府1986年拒绝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提供已答应的部分捐款。萨拉斯积极奔走于日本、荷兰、丹麦、芬兰等国，又筹集到2000万美元捐款，基本弥补了美国拒付的款项。“上述两个人口基金援华方案对中国人口数据搜集和分析、计划生育、妇幼保健、避孕药器具生产、人口教育和宣传、人口学研究和人员培训等都起了推动作用。”[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
1979年以来，联合国人口基金共资助中国2.395亿美元。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的项目：[《中国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人口与发展合作的30年历程》，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网站：][《中国政府-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国别方案2011-2015》，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网站：]
第一周期(1980一1984）援助金额为5000万美元。
第二周期（1985一1989）援助金额为5000万美元。
第三周期（1990一1994）援助金额为5700万美元。
第四周期（1998一2002）援助金额为2000万美元。
第五周期（2003一2005）援助金额为1350万美元。
第六周期（2006一2010）援助金额为2700万美元。
第七周期（2011一2015）援助金额为2200万美元。
可以说，整个中国计划生育体系、人口学体系、人口数据体系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中国计划生育的口号，如“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优生优育”，“少生快富”，“关爱女孩”，“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都可以从《NSSM-200》找到类似的原始依据。
目前活跃在中国人口学舞台的学者，基本上都具有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资助的背景。说中国人口学在学术上一直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所赞成观点的很大影响，应该是不为过的。
《NSSM-200》认为，为了避免被指责，必须将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包装成“可持续发展”。1983年联合国决议成立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第一人”牛文元被选中为专家。1989年，以牛文元为首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1989年，中科院自动化所的博士胡鞍钢出版《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强调了一胎化政策的必要性。1989年胡鞍钢和牛文元等人发表了第二份国情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胡鞍钢、王毅、牛文元：《生态赤字：未来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1989年8月，载中国科学报编：《国情与决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他们的观点得到宋健的大力支持。[温志宏，刘梦羽：《采访牛文元：大道至简》，中国网（来源：《中国报道》2009年第四期），2009年4月17日，]在宋健、牛文元等人的推动下，1995年，“可持续发展”写入中共十五大报告。作为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从1990年开始主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报告》。而支撑牛文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以不正确放大中国人口增长和未来人口趋势为基础，然后以粮食、环境、气候等外部条件为“理由”控制人口增长。近年牛文元、胡鞍钢又提出要制定“低碳发展国家行动方案”。[付毅飞：《牛文元委员：“低碳发展”需要国家行动方案》，搜狐网（来源：科技日报），2011年03月09日，][《低碳经济成为发展核心理念能源产业承压最大》，人民网（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09月14日，]牛文元提出要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这也是养活将到来的15亿人口的基本保障线”。[牛文元：《中国发展需设三保障线》，中金在线（来源：中国窗），2008年03月12日，,1277,3896061,]《学习时报》第220期发表采访他的文章：[陶春：《牛文元教授：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学习时报》第200期.]“牛文元认为，在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六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方面就是人口问题。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每年新增的GDP大致是7-8千亿，新增人口每年要消耗掉新增GDP的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新增GDP要拿出20%左右供养新增的人口。13亿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用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讲话很可能是受牛文元的影响）。由于他的“研究”很符合洛克菲勒基金会控制全球人口的理念，牛文元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人口数据非常重视，1982年联合国派统计司主管人口和社会统计工作的副司长游允中（1935-2011年，台湾人，笔者与他有过多次邮件联系，就中国的生育率进行过辩论）指导中国进行人口普查（他也是中国后面几次人口普查的指导者）。1982年7月1日，中国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和助理执行主任萨迪克（1987年成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二届执行主任）访华亲自了解人口普查。7月1日下午赵紫阳总理在会见萨拉斯一行时说：“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进行人口普查，不仅对中国是一件大事，对世界人口和发展也是一件大事。”赵紫阳在和萨拉斯讨论了未来世界人口增长趋势后说，中国一定要努力控制人口的增长，以免对世界人口问题增加压力。[《赵紫阳会见萨拉斯时说中国一定要努力控制人口增长》，中国社会科学网（来源：新华社，1982年7月2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还在国际社会上掩盖中国计划生育的真相。根据1987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萨拉斯博士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十分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所开展的有关活动。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很多机构有合作项目，其办事处通常就在当地的计生委，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却说，“虽然有人指责中国采用强迫方法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批准使用强迫的方法”。[UnitedNations,AbortionPolicies:AGlobalReview,NewYork:UnitedNations,1992.Volume1,page85.]它声称：“中国妇女可以自由、自愿地选择怀孕的时机和间隔；中国没有计划生育指标；堕胎不是促进中国计划生育的手段；中国计划生育不存在强迫。”1986年，萨拉斯说：“对于计划生育自愿性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是指中国的情况，我非常确信，中国自己会说，依照他们的文化标准，它们的方式不是强制性。也许依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个国家必须依照自己的标准。”[BrianClowes,KissingerReport2004:ARetrospectiveonNSSM-200,HumanLifeInternationa,2004,]
198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萨迪克在CBSNightwatch电视节目中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不支持世界任何地方的堕胎，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强迫”。她坚持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完全自愿的”。[“ForcedAbortion,InfanticideReportedinTibet,”TheWanderer,April6,1989,page2.]1991年4月11日萨迪克对新华社说：“中国完全有理由为其过去10年在计划生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高兴。现在中国还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并派技术专家帮助其他国家。”[BrianClowes,Chapter4:China'sForcedAbortionProgram,TheFactsofLife,]联合国还授予中国“联合国最佳人口控制奖”。[StevenW.Mosher,“ThinkingClear:ForcedAbortionsandInfanticideinCommunistChina,”HumanLifeReview,Summer1985,pages7to34.Page33,footnote9.]
联合国儿童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在参与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外，也为中国的人口政策进行辩护，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其1997年的《世界儿童状况》中授予中国“世界最佳儿童友好国家”。
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遭到强烈的抵制。1984年人口政策松小口后，生育率停止下降（但也没有回升），引起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等人的不满和国际控制人口的组织的高度关注，“新的恶化形势为国内外所焦心”。国家科委组织了以马宾、孔德涌、于景元为核心成员的《人口控制与对策》课题组（国际学术界就把他们称为“马孔于”学派），得出结论：必须回归“一对夫妇一个孩儿”的政策。[《为啥只生一个好：用数学模型确定妇女生育率》，人民网（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09月02日,]
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的副会长保罗.德曼承认：随着生育率的全面持续降低，人们会有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自然反应”。[PaulGeorgeDemeny,“PopulationPolicy:AConciseSummary,”PopulationCouncil,Volume173ofWorkingpapers,2003,]
中国在1990年之后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只有1.5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只有1.33。如果公众和决策层知道这些信息，也会有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自然反应”。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将生育率篡改为1.8。而中国国家计生委却将联合国的数据当成圣旨，比如2006年3月21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人口计生委张维庆谈“稳定低生育水平，以人为本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中国政府网，2006年3月21日，]联合国、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用“修正”后的生育率数据，夸张地预测未来人口，淡化民众的这种“自然反应”。即便是开明派人口学者，也是尽量将民众的“自然反应”淡化为各种二胎过渡方案。并且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制”、“不争论”，使得大家不敢有“自然反应”；即便有，也无从表达。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媒体还不敢大胆提“停止计划生育”，而只敢说放开二胎。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0年达到14.5亿，与联合国2003年前的预测完全一致。[张维庆：《关注人口安全促进协调发展》，《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年第12期。]
中国人口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将有非常好的前景。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人口学家和“持续发展”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人口变成了问题，并且是大问题。他们是联合“谋杀”了鲜活的中华文明！
基辛格显然比中国的政界和学界人士更清楚中国的人口危机。2011年1月20日他接受了电视采访时说，中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今后经济不可能赶上美国。[CharlieRose，“CharlieRoseTalkstoHenryKissinger.BloombergBusinessweek”，Bloomberg，January20,2011，]
中国人口学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在“术”的方面毕竟还是积累了一些方法学知识（代价也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点需要高度肯定。但是人口学缺乏的是“战略”而不是“战术”。战略的准确比战术的精确更为重要。比如梁中堂教授某些战术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战略上他却站得更高，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二胎方案虽然也是妥协方案，但是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梁中堂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积极上书让中央采纳他的观点试点，其道德和政治勇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一些人口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自发地脱离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当初的“学术轨道”，近年开始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努力应该给予高度的肯定（要体谅他们是站在“负起点”而不是“零起点”）。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人口学者（比如李建新、穆光宗、陈友华、王广州等人）头脑中的“条条框框”比上一辈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