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锡安
大屠杀和新锡安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600万犹太人被杀是促成以色列这个国家建立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点符合通过受难救赎的信念，而这个信念是犹太人古老而强大的历史动力。数以千计虔诚的犹太人在被赶进毒气室的时候唱着他们的信经，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承受的惩罚是上帝的作为，而且本身就证明他选中了他们，希特勒和党卫军只是这个过程的代理人罢了。按照先知阿摩司所说，上帝说了：“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1】奥斯威辛的苦难不是单纯的事件。它们是道德立法，它们是计划的一部分，它们证实了即将到来的荣耀。此外，上帝对犹太人不止感到愤怒，他还感到悲哀，他跟他们一同哭泣，他跟他们一同走进毒气室，正如他跟他们一同被流放一样。【2】
那是从宗教和形而上的角度来解释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以色列的建立是犹太人苦难的结果。我们已经用拼图游戏做比喻，展示了必不可少的每一块拼图是如何各就各位的。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1648年的东方大屠杀导致犹太社会重返英国，并且前往美国，从而及时地形成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犹太社会，这也是以色列得以建立的地缘政治背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1881年的大屠杀也引发了奔向同一目标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制造出的移民潮是德雷福斯事件发生的背景，该事件直接促使赫茨尔创立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在俄国压迫下兴起的犹太人运动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格局，1917年，《贝尔福宣言》从这种格局中应运而生，为了实施《贝尔福宣言》，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促成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建立的一系列灾难的最后一环。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已经在不经意间大大巩固了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虽然希特勒最终将这个犹太国家视为潜在的敌人，“第二梵蒂冈”“犹太共产国际”“全世界犹太人的新权力基础”。【3】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曾一度积极协助德国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因此抵达这个民族家园的不仅仅是6万名犹太人，还有这些德国犹太人的资产，它们在建设那里的工商业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为它带来的不只是希特勒视犹太人为主要敌人并对他们实施毫无保留的身体攻击，还有犹太人跟随同盟国对希特勒实施反击的机会，正是战争，激活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最后阶段。从1939年战争爆发开始，尽早建立以色列国家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高于一切的目标，并且逐步传播到全世界大部分犹太社会。犹太复国主义者实现目标的阻力依然巨大。光打败希特勒是不够的，还必须消除同盟国三大战胜国的所有反对意见，英国、美国和苏联。让我们来挨个看一看。
最初，英国最重要，因为它是占有此地的强国。此外，1939年的白皮书政策实际上否定了《贝尔福宣言》，为巴勒斯坦规划出一个并不由犹太人主导的未来。犹太人是英国的战时盟友，但同时他们不得不颠覆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本-古里安认为这些目标并行不悖：“没有白皮书，我们也一样反对希特勒，没有希特勒，我们一样反对白皮书。”【4】如果英国人允许犹太人作为目标一致的部队参战，那么他是对的，因为此举可在后来决定巴勒斯坦进程时派上用场。英国的军事、外交和殖民地当局都对这个想法怀有敌意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的确，1942年下半年阿拉曼战役获得胜利，德国在中东的威胁解除之后，那里的英国总部就对犹太人的所有军事活动投以怀疑目光。但是犹太人拥有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丘吉尔。他对魏茨曼用现有的小规模犹太部队组建一支犹太战斗部队的方案青睐有加。英国军方对这个计划再三阻挠，但丘吉尔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1944年7月12日，他在给陆军大臣的备忘录里写道：“我喜欢犹太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正在对付在中欧杀害他们同胞的人。跟他们不和的是德国人……我无法想象，这么一支有牺牲精神的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此时正承受其他民族不曾经历的苦难，为什么他们连想要得到一面旗帜都要被拒绝。”【5】两个月以后，多达2.5万人的犹太旅成立。没有丘吉尔，犹太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这次组建阶段的协作经验对以色列人4年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英国人仍然不打算完全改变他们的巴勒斯坦政策。推翻希特勒让他们民穷财尽，致使他们中东油田的重要性有增无减；他们不打算放任犹太移民而使阿拉伯世界决然翻脸的程度。他们也不准备撤出巴勒斯坦，除非他们撤走后还能和阿拉伯人保持交情。因此他们制止犹太非法移民靠岸，如果有人非法移民，他们就设法逮捕他们并将其遣送出境。1940年11月，搭载了1700名被遣送人员并准备驶往毛里求斯的“祖国”号遭到了哈加纳的蓄意破坏。这条船在海法湾沉没，250名难民溺水身亡。1942年2月，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船“斯特鲁玛”号的靠岸请求被英国拒绝，之后被土耳其人拦截，沉没于黑海，770人溺水丧生。
这些悲惨的事件并未动摇英国的决心，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甚至战后2.5万名犹太人身处难民营的时候，依然坚持限制移民。1945年，理论上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英国工党掌权之后，情况依然如故。新任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屈从于外交官和将军们的主张。那个时候，英国依然统治着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它在巴勒斯坦的人数有10万人，而犹太人在那儿的人数只有60万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没什么实质性的获胜理由。但18个月之后，贝文放手了。正如伊夫林·沃（Evelyn Waugh）[46]在他关于耶路撒冷的一本书中对英国的所作所为发表了辛辣的评论：“出于卑劣的动机：懦弱、懒惰和吝啬，我们听任托管统治圣地。艾伦比在威廉二世曾经傲慢骑马的地方步行进军，可如今覆盖那幅场景的可悲景象是，一支装备齐全的大军，在战争中几乎毫发未损，面对一小股持枪歹徒却要落荒而逃。”【6】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答案在于犹太人对塑造现代世界的另一项贡献：科学地利用恐惧，摧毁开明统治者的意志。虽然它在此后40年间变得司空见惯，但在1945年还是新鲜事物。它或者可以称之为大屠杀的副产品，因为即使孤注一掷的犹太人，若非大屠杀这般规模的浩劫，也不会被逼迫至使用这种方式的地步。最高明的实践者是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波兰青年运动贝塔尔的前负责人。他是被大屠杀激发出的悲痛的化身。他的家乡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70%人口是犹太人。1939年，那里还有3万多犹太人。到了1944年，幸存的只有10个人，贝京的家人大多遇害。犹太人甚至被禁止埋葬死者。他的父亲就是这么死的，他在犹太人墓地给一个朋友挖掘坟墓，当场被枪杀。【7】但贝京天生就是顽强的求生者和复仇者。在立陶宛被捕后，他是为数不多能够毫不屈服地挺过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审问的人，最后，审问他的人暴怒地说：“我再也不想看见你。”贝京后来评论说：“是我的信仰在抵抗他的信仰。我有需要为之奋斗的东西，哪怕是在审讯室。”【8】贝京被送到在北极圈巴伦支海附近一座劳工营，修建科特拉斯——沃尔库塔铁路。他再一次挺过去了，得益于一次面向波兰人的赦免，他作为波兰军队中的一名列兵，步行穿过中亚，跋涉前往耶路撒冷。1943年12月，他接手了修正派的军队伊尔贡。两个月之后，他向英国的管理宣战。
关于英国，犹太人分成三派。魏茨曼依然相信英国的善意。本-古里安尽管怀疑，但希望首先打赢战争。即使战后，他对反抗和恐怖行动也做出了明确区分，这一点在哈加纳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另外，一些极端主义者脱离了伊尔贡，由亚伯拉罕·斯特恩（Avraham Stern）领导，被称为斯特恩帮。他不服从亚博京斯基在战争爆发时与英国达成的停火指示，1942年2月，斯特恩被杀害。但他的同伴在伊扎克·沙米尔和内森·耶林-莫尔的领导下，继续对英国发动无限制作战。贝京走了第三条路。他认为哈加纳太被动，斯特恩帮粗鲁、凶残又无知。被他当作敌人的并非英国，而是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管理。他想要羞辱这种管理；使其难以运转，成本高昂、不起作用。他有600名活跃的特工，但他拒绝实施暗杀，只是炸毁了英国刑事调查局的办公室、移民局大楼、所得税中心以及类似目标。
三派犹太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始终紧张，还经常彼此怨恨。这一点随后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1944年11月6日，斯特恩帮杀害了英国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哈加纳大为震惊和愤怒，针对斯特恩分子和伊尔贡发起了所谓的“捕猎季”行动，逮捕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并将他们投入地下监狱。更糟糕的是，他把700个人员或机构的名单交给了英国刑事调查局。犹太复国主义当权派提供的信息导致至少300人，或许多达1000人遭到逮捕。逃脱的贝京谴责哈加纳还实施严刑逼供，并且发出挑衅声明：“我们会报复你们的，该隐。”但他非常精明，他不想陷入与哈加纳的战争。就在与英国人及其犹太同伙斗争的这几个月里，他创建了一支几乎坚不可摧的地下武装力量。他认为哈加纳为了摆脱英国人，必须加入他的队伍。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945年10月1日，本-古里安没有跟魏茨曼商议，就给哈加纳的指挥官摩西·斯内发了一份加密电报，命令他针对英军发起行动。【9】一个团结一致的“犹太抵抗运动”组织形成了，它在10月31日夜间开始发动袭击，炸毁了铁路。
即便如此，分歧依然存在。哈加纳不想实施任何形式的恐怖行动，它只会在貌似可以称为军事行动的行动中使用武力。贝京一直拒绝像斯特恩分子在1946年4月26日将6名英国伞兵残忍地杀死在床上那样的杀戮行为。当时和后来，他都拒绝“恐怖分子”的标签。不过他甘冒道德和身体上的风险。当初若是没有约书亚，又怎能获得应许之地呢？《约书亚记》难道不就是令人不安地记录了以色列人为了征服神命赐予他们的这块土地，甘愿冒多大的危险的吗？
在有助于促使英国退出的两次事件中，贝京都是领军人物。1946年6月29日，英国人对犹太事务局发动了一次黎明突袭，大约2718名犹太人被捕。此举的目的是推出一个比较温和的犹太人领导人物。结果却以失败告终，甚至，由于伊尔贡毫发无伤，此举反倒加强了贝京的地位。他说服哈加纳在英国部分机关所在的大卫王酒店实施爆炸，他们一致商定的目标是羞辱，而非杀人。但出现大规模杀伤的风险巨大。魏茨曼听说了这次密谋，以辞职和把辞职原因公之于世相威胁。【10】哈加纳通知贝京取消行动，但他拒绝了。1946年7月22日，午餐时分，比预定计划提前6分钟，大约700磅高爆炸药炸毁了那家酒店的一栋翼楼，造成28名英国人、41名阿拉伯人、17名犹太人和其他5人丧生。按计划应该有一名16岁的女学生打电话示警。可是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据是互相矛盾的。贝京始终坚称已经做出充分警示，将死亡责任归咎于英国当局。他只为伤亡的犹太人感到痛惜。【11】可是，这样的恐怖行动，安装炸药的那些人必须对所有死者负责，这是犹太当权派的意见，哈加纳指挥官摩西·斯内被迫辞职。“抵抗运动”解散，其组成部分各归各位。虽然如此，这次暴行，与其他事件相结合，还是取得了效果。英国政府提议将该地区一分为三，但是遭到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反对。于是，1947年2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宣布他要将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置。
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英国会迅速撤走，所以恐怖行动仍在继续。另一件也是贝京主使的事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反对斯特恩分子的暗杀，但坚持认为伊尔贡对英军惩处伊尔贡成员拥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德权利。英国绞死或鞭打犹太人，伊尔贡就如法炮制。1947年4月，3名伊尔贡成员因为袭击阿卡监狱要塞导致251名囚犯脱逃而受审。贝京威胁称，如果这3人被定罪并绞死，他就会实施报复。7月29日，他们被定罪并绞死。几个小时之后，两名英国中士克利福德·马丁和默文·佩斯为此被俘，按照贝京的指示，他们被伊尔贡的行动总指挥吉迪·帕格林绞死，他还炸毁了他们的尸体。对无辜的马丁和佩斯实施的可怕谋杀让许多犹太人惊骇不已。犹太事务局称此举为“一群罪犯对两名无辜者的卑鄙谋杀”。【12】（事情甚至比当时看来的更严重，因为35年之后才发现马丁的母亲是犹太人。）这件事在英国引发了不可遏止的愤怒情绪。德比郡的一座犹太会堂被烧毁，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发生了反犹骚乱——这是13世纪以来英国发生的第一次反犹骚乱。这些事件转而使英国的政策发生了决定性转变。英国曾经以为，任何分治方案都要由自己来监督和执行；否则，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完全会介入并灭绝犹太人。如今他们决定尽可能迅速地抽身，把局面留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13】于是，贝京的策略成功了，但其中蕴含着可怕的风险。
风险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两种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受益于所谓的运气或天意，看你怎么想了。首先是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的逝世。与伊本·沙特国王在雅尔塔会议后的会面让罗斯福在生前的最后几周转变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总统助理戴维·奈尔斯后来声称：“如果罗斯福活着，我对以色列能否建国深表怀疑。”【14】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对犹太复国主义作出了直截了当的承诺，半是出于情感，半是出于算计。他同情犹太难民，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弱势群体。另外，对于犹太人的选票，他没有罗斯福那样笃定。对于即将在1948年举行的选举，他需要得到诸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这些摇摆州的犹太组织的支持。英国刚宣布放弃托管，杜鲁门就开始推动成立一个犹太国家。1947年5月，巴勒斯坦问题被提交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受命提交一份方案，它交出了两份方案。少数派建议成立一个由两个民族组成的联邦国家。多数派提出了一份新的分治方案：一个犹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外加耶路撒冷国际区。1947年11月29日，借助于杜鲁门的强有力支持，该方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
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得到了“国际左翼”的支持，后来开始相信以色列建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阴谋。但事实证明，正好相反。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都不想要一个犹太国家。他们预见到如果在这个地区成立一个犹太国家，对于西方来说，那不啻一场灾难。英国陆军部同样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防部也是一样，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猛烈抨击犹太游说团体：“在这个国家，没有团体可以获准影响我们的政策以至于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步。”【15】英美的石油公司反对成立这个新国家的情绪更为激烈。石油利益的代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马克斯·索恩伯格，称杜鲁门已经“毁灭了美国的道德威望”，并且摧毁了“阿拉伯人对理想的信心”。【16】不管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推动以色列建国都无法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以色列在这两个国家绝大多数的朋友是左派。
以色列的诞生和存在，恰当的时机绝对重要。尽管对外向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转变尚需更长的时间，不过决定性时刻在1948年秋季到来。然而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存在已经安全了。随着冷战压力的增加，战后理想主义的思想倾向解体，杜鲁门被迫更注意听取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意见，美国的政策也在发生转变。如果英国再推迟一年撤退，美国就不会那么急切于看到以色列的成立，俄国反对则几乎是肯定的。所以，对于整个事业来说，恐怖行动对英国政策造成的影响也许是决定性的。以色列从1947—1948年短暂开启几个月的历史机缘的窗口中间钻了过去。那同样是运气或者说是天意。
然而，如果说英国提早撤退的缘由是贝京的冷酷，那么让这个国家得以存在下来的则是本-古里安。他不得不做出一系列决定，而每个决定都可能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带来灾祸。联合国分治投票的结果一出来，阿拉伯人就下定决心摧毁所有的犹太定居点，而且立即对他们发动袭击。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在广播中称：“那将是一场灭绝战争和一场最重大的屠杀。”【17】犹太指挥官们充满信心，但他们的资源实在匮乏。截至1947年底，哈加纳拥有步枪17600支、斯特恩式轻机枪2700支、机关枪大约1000挺，各阶段受训人员2万名至4.3万名，几乎没有装甲武器、重炮和飞机。【18】阿拉伯人集结了颇具规模的解放军，不过指挥权分散。他们还有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1万名埃及人、7000名叙利亚人、3000名伊拉克人，还有多达4500人的外约旦阿拉伯军团，是一支拥有英国军官的强大军队。截至1948年3月，超过1200名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的袭击中丧生，其中一半是平民。捷克的武器开始抵达，第二个月就被部署下去。英国的托管定于5月15日结束。但4月初，本-古里安就做出了或许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下令哈加纳转入攻势，将各个犹太飞地全部连接起来，尽可能巩固联合国方案中划分给以色列的领土。这场豪赌几乎大获全胜。犹太人占领了海法，打开了通向太巴列和加利利东部的线路，夺取了塞费德、雅法和阿卡。他们奠定了以色列国的核心，实际上他们在建国之前就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19】
5月14日，星期五，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高声宣读了独立宣言。“根据我们民族的固有权利，”他说，“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我们特此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它的名字是以色列国。”临时政府立刻组建。当晚，埃及开始实施空袭。次日，剩余的英国人离开，与此同时，阿拉伯军队入侵。但是他们收效甚微，除了一点：阿卜杜拉国王的阿拉伯军团占领了耶路撒冷老城；5月28日，犹太人放弃了那里。此举意味着犹太人在这座圣城以东的定居点全都撤离。以色列人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6月11日，双方达成一个月的停火。停火期间，阿拉伯国家大力加强了它们的部队力量。但以色列人不仅从捷克，还从法国，争取到了大量重型装备，法国提供装备主要是为了激怒英国人。7月9日，硝烟再起，以色列人很快就明显掌控住局势。他们拿下了利达、赖姆莱和拿撒勒，占领了超过分治边界的大片地区。10天之内，阿拉伯人同意第二次停火。但暴力事件偶有发生，10月中旬，为了打开通向内盖夫定居点的道路，以色列人发动攻击。本次攻势以夺取贝尔谢巴作为结束。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军队人数多达10万人，装备齐全，它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此后从未失去的军事主权。1949年1月12日，停战谈判在罗得岛召开，以色列与埃及（2月14日）、黎巴嫩（3月23日）、外约旦（4月3日）和叙利亚（7月20日）签署了停战协议。伊拉克根本未签署协议，而且这5个阿拉伯国家依然与以色列处于形式上的战争状态。
1947—1948年的事件造就了以色列，也造成了持续至今的阿拉伯——以色列问题。这个问题有两大方面，难民和边界，两方面最好单独考虑。根据联合国数据，巴勒斯坦托管时期的65.6万名阿拉伯居民逃离以色列控制的领地：28万人前往约旦河西岸，7万人前往外约旦，10万人前往黎巴嫩，4000人前往伊拉克，7.5万人前往叙利亚，7000人前往埃及，还有19万人去了加沙地带（以色列人估计的总数要低得多，5.5万～60万人）。他们离开的原因有四个：为了避免在冲突中丧生，因为管理已经瘫痪，因为阿拉伯电台广播命令他们离开、误导或恐吓他们，还有就是，1948年4月9日伊尔贡——斯特恩帮在亚辛村实施的屠杀，让他们受到惊吓并选择逃离。
最后一个原因值得审视，因为它与以色列国的道德凭据有关。从1920年至那个时候，犹太人一直克制不对阿拉伯定居点实施恐怖袭击，尽管阿拉伯人数不清的恐怖袭击有时会引发严厉的报复。1947—1948年冬季战争开始时，亚辛村，一座人数不足1000人的阿拉伯采石村庄，就与附近的耶路撒冷郊区吉瓦特扫罗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但是附近的两处犹太定居点被占领和摧毁令犹太人复仇心切。斯特恩帮提议摧毁亚辛村，给阿拉伯人一个教训。伊尔贡高官耶胡达·拉皮多特证实：“明确的目标是瓦解阿拉伯人的士气，提振耶路撒冷犹太社区不断受挫的士气，尤其是因为最近落入阿拉伯人手中的犹太人尸首遭到了亵渎。”【20】贝京虽然同意行动，不过说必须使用广播宣传车给村民投降的机会，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当地的哈加纳指挥官也勉强表示同意，但提出了更多条件。突袭行动由80名伊尔贡成员和40名斯特恩分子实施。广播宣传车掉进了沟里，完全没派上用场。阿拉伯人选择战斗，而且实际上他们更强大，武装更优越。伊尔贡成员和斯特恩分子不得不要求增派一支配备一挺重机枪和一门2英寸迫击炮的正规排，正是靠这些才消灭了阿拉伯人的抵抗。
就在此时，突袭部队进入村庄后就失去了控制，跟他们在一起的哈加纳密探将后面的情况形容为“无组织的屠杀”。突袭者押了23个人前往采石场并枪杀了他们。一名阿拉伯目击者说还有93人在村庄内被杀，不过其他的描述认为被杀人数高达250人。尚未了解这次战斗的细节，贝京就本着《约书亚记》的精神发出了当日命令：“接受我对这次辉煌的征服行动的祝贺……就像在亚辛村，然后是每个地方，我们将攻击并摧毁敌人。上帝，上帝，你选择了我们来征服。”【21】这次暴行的消息以夸张的形式飞快传播，无疑在此后两个月造成许多阿拉伯人逃离。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效果是经过设计的，但结合其他因素，它将这个新国家的阿拉伯人口降至区区16万人。那就非常方便了。
另外，犹太人或被鼓动或被迫从阿拉伯国家逃离，那里的有些犹太社区已经存在了2500年之久。1945年，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超过50万人。从1948年5月15日战争爆发至1967年底，绝大多数犹太人已经来到以色列避难：252642人来自摩洛哥，13118人来自阿尔及利亚，46255人来自突尼斯，34265人来自利比亚，37867人来自埃及，4000人来自黎巴嫩，4500人来自叙利亚，3912人来自亚丁，124647人来自伊拉克，还有46447人来自也门。总计567653人，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总数并不比从以色列离开的阿拉伯难民数量少多少。【22】接纳和对待难民的差别完全是政策问题。以色列政府把有组织地重新安置所有难民当作民族家园政策的一部分。而阿拉伯政府则在联合国的协助下，让阿拉伯难民待在难民营，等待遥遥无期的重新征服巴勒斯坦。因此，作为自然增长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阿拉伯难民的数量比40年前还要多。
对难民态度的巨大反差源于谈判态度的根本性差异。两千年来，犹太人一直是受压迫的少数派，从未拥有过武力的选择。因此他们不得不习惯于谈判，经常只是为了勉强的生存，而且他们几乎总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不仅仅发展出了谈判技巧，还发展出了谈判哲学。他们会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谈判，而且已经学会接受谈判地位，无论是多么卑微和低下的地位，因为他们明白，通过进一步的谈判和自己的努力，这种地位会在后来得到改善。与武力相比，和解高于一切已经融入了他们的骨髓。即使是在证据已经无可辩驳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难以相信希特勒的滔天罪恶，这就是原因：他们很难理解一个人根本不想和他们和解，而只想取他们的性命。
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是征服的种族，它的宗教著作鼓舞和表明反对向其他民族——受到轻视的契约民——妥协的立场。为了最终解决而谈判，这个概念对于他们来说，是对原则的一种背叛。停火、休战，或许必不可少，能够接受，因为它保留了之后使用武力的选择。但是签订条约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投降。那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想重新安置难民，因为那意味着对道德资本的最终处置。就像开罗广播电台所说：“难民是阿拉伯与以色列斗争的基石。难民是阿拉伯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武器。”【23】因此，他们没有讨论余地地拒绝了1950年联合国的重新安置方案。随后25年，他们甚至拒绝了以色列再三提出的赔偿建议。对于难民本人及其子孙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这也是阿拉伯国家不稳定的根源之一。20世纪60年代，它差点儿摧毁了约旦。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实际上摧毁了黎巴嫩微妙的平衡结构。
不同的谈判态度在确定以色列边界问题上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犹太人看待自己重新创建的国家可能有三种方式：作为民族家园，作为应许之地，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第一种可以被迅速排除掉。如果所有犹太人想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安全无虞的地方，那么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如阿根廷、乌干达、马达加斯加，都是过去某个时段被提议过的。但是情况很快就显而易见，几乎没有犹太人对这样的规划感兴趣。唯一有那么点儿实际吸引力的是阿里什提议，原因正是它靠近巴勒斯坦。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第二种看法：应许之地。不管以哪种方式，这一点对所有世俗和宗教的犹太人都存在理论上的吸引力，除了坚持认为返回锡安必须是弥赛亚进程一部分的虔诚犹太人和已经被同化而无意于返回任何地方的犹太人之外。但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上帝将这片土地交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并未对其做出任何明确的定义。【24】那么它包括以色列人实际占领的领地吗？如果包括，又是在什么时期的领地呢？实际上存在两个圣殿时期，大卫王朝和马加比王朝。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将这个国家看作第三圣殿。但它继承的是哪一个国家呢？大卫的王国（不是所罗门的）包括了叙利亚。马加比王朝还一度统治过广阔的区域。这两个圣殿时期在其全盛时期都是小型帝国，管辖的臣民有的只是半犹太人，有的完全不是犹太人。它们肯定不能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典范，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为犹太人提供民族家园。另外，对于古代受自己支配的那些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要求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信念。在犹太复国主义者1919年提交巴黎和会的方案中就能找到这样的表述。它要求给予犹太人从拉法到赛达的整段海岸，还有约旦河两岸，东部边界延伸至大马士革——安曼——汉志铁路以西。【25】不出所料，这份方案被拒绝了，但其主张一直被保留在亚博京斯基的修正派的计划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这种身份，犹太人实际上能够得到、定居、发展和保卫的领地。这种经验主义的态度是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团体采用的态度，实际上也成为这个国家本身的政策。这是一种明智的态度，因为它为犹太人的谈判技巧提供了最宽泛的可能性。因此犹太领袖们会说，他们愿意接受环绕被犹太人占领的地区且本身连贯和可以保卫的任何边界。所以在托管期间及之后的每个阶段，犹太人都是可以变通的，乐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合理的分治方案。1937年7月，皮尔委员会分治方案只给了他们从梅图拉到阿富拉的加利利地区，还有从加沙以北20英里的地点到阿卡的海岸地带，后者还被通向英国掌控的耶路撒冷周边飞地的通道阻断。【26】犹太人虽不情愿，但也接受了。得到巴勒斯坦四分之三面积的阿拉伯人却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了。
1947年，联合国再次提出一份分治方案时，定居点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份方案对此做出了反应。它没有把当时主要是阿拉伯人的阿卡和加利利西部划分给犹太人，而是将几乎整个内盖夫和死海的部分地区增加到犹太人的部分。尽管皮尔只给了犹太人巴勒斯坦的20%，联合国此时却给了他们50%。但从任何定义来看，它都不是应许之地，因为不包括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整个西岸地区，以及最重要的耶路撒冷。但是犹太人，无论多么不情愿，还是接受了。多年来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前牛津大学学者阿巴·埃班（Abba Eban）是这个新国家的主要谈判代表，他清晰地解释了他们的经验主义哲学。犹太人同意放弃对他们具有宗教和历史意义的地区，他说，因为从犹太国家成为“具体的政治前景”那一刻——也就是说，国际联盟托管，“它的发展过程内部就存在一种分治主义的暗示”。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政策“基于避免与目前人口现实产生任何冲突的观念。该观念要将犹太人安置在并未被阿拉伯人牢固占有的地方”。由于阿拉伯定居地延续了古代以色列的定居地点，所以现代犹太人可以前往古代非利士人的海岸平原和伊茨雷埃勒谷地，那里是阿拉伯人由于疟疾而回避的地方。“犹太人定居的原则”，埃班说，“始终是经验主义和符合时代的，从不是宗教性和历史性的。”所以，在联合国的谈判中：
我们提出将特定区域列入我们分治边界内的所有要求都是基于历史联系的一般前提，而并非以古代的联系为基础。由于希伯伦都是阿拉伯人，我们没有对其提出要求。
由于贝尔谢巴几乎空空荡荡，我们才提出了有成效的要求。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心论点是，以色列地存在建立一个人口稠密的犹太社会的足够空间，而不必让阿拉伯人背井离乡，甚至不必干扰他们根深蒂固的社会凝聚力。【27】
这种哲学让犹太人接受了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即使据此划定边界的国家将极为难以管理和保卫。但阿拉伯人又一次拒绝了这份提供给他们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方案，根本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而且立即诉诸武力裁决。随后的战争结果，还有以色列人1948年6月至11月期间的战利品，让这个以色列国家最终占领了巴勒斯坦的80%，边界尽管还是不便，但已经能够让一个国家适合管理并且能够防御。最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完全没了国家：只有加沙地带，以及由约旦管理的西岸地区。
虽然之前的经验是阿拉伯人不愿意谈判，但以色列人还是试图在1949年停战方针的基础上达成关于永久边界协议。这意味着将放弃一部分领地。如果以色列能够以此换得事情的最终解决，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样的交易从来没有机会提出来。阿拉伯人拒绝与以色列人直接谈判。经过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谈判，很显然，阿拉伯人坚持要让以色列退回1947年联合国分治界线之后（那是他们之前从不予接受或认可的），而且甚至不会以承认这个新国家作为回报。以色列将停战视为和平的前奏，相反，阿拉伯人只将其看作停火和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发动战争的序幕。此外，阿拉伯国家不愿意遵守各项停战协议条款。在这些停战协议幌子下，他们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游击突袭，实施恐怖攻击，对以色列的经济进行有组织地抵制和封锁活动。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停战是以其他方式延续战争。因此从真正意义上来看，从1947年11月至今，以色列一直与大多数阿拉伯邻国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状态导致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性质。世俗拓荒者将其看作和平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乌托邦，宗教先驱者将其看作神圣的神权政体，如今两拨人同样不得不投入精力建设一个戒备森严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发展是自然而然的。这些现代定居者不得不一直在周边建造隔离栅栏，以抵御阿拉伯人的劫掠。在几次战争之间，这些措施逐渐变得越来越周密和专业。不过从1949年开始，尽管缓慢和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安全必须是整个国家长期以来、高于一切的优先考虑对象。以色列人不仅设计出越来越周密的内部安全措施，以应对阿拉伯人越来越老练的恐怖行动，还不得不采用对外防御的多极标准：他们的武装部队必须能够同时应付来自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攻击。这些考虑因素决定了这个新国家的预算，它们还主导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
的确，建国之初的30年，1948—1978年，以色列始终而且有时是应接不暇地在为生存而战。停战被证明毫无用处。在最初的7年间，超过1300名以色列人在阿拉伯人的突袭中丧生，以色列针对恐怖分子基地的报复性袭击日益激烈。1951年7月20日，硕果仅存的阿拉伯温和派，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遇刺身亡。1952年7月23日，军人集团驱逐了埃及君主，进而导致（1954年2月25日）致力于摧毁以色列的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的民粹主义独裁。1953年2月，苏联与以色列断绝了关系。从1955年9月开始，随着埃及与捷克武器协议的签署，华约集团开始向阿拉伯军队提供数量不断增长的现代武器。得到了新盟友提供的保证，纳赛尔总统着手实施扼杀和灭绝以色列的计划。虽然1951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但埃及始终拒绝向以色列船只提供苏伊士运河的使用权。从1956年开始，纳赛尔还拒绝以色列船只驶入亚喀巴湾。4月份，他与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签署了一份军事协定，7月份，他没收了苏伊士运河，10月25日，他与约旦和叙利亚组建了联合军事指挥。感觉到脖子上的套索渐渐收紧，10月29日，以色列先发制人，空降伞兵，夺取西奈的米特拉山口。在随后发生的短暂战斗中，连同登陆运河区的英法军队，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全境，拿下了加沙，挫败了阿拉伯突击队员的活动，打通了通向亚喀巴的海洋线路。【28】
尽管其军事意义被英法的干涉掩盖，但第二次中东战争证明了以色列保卫自身安全的能力，即使面对的是新式苏联武器。战争结束后的协议同样毫无结果。以色列同意从西奈撤军，条件是埃及不再重新武装西奈，联合国部队可以构建防护性的缓冲地带。无论多么不尽如人意，这份协议还是持续了10年之久。但突袭和恐怖行动持续不断。叙利亚也被华约集团武装起来了。1967年，重新整顿和装备军队的纳赛尔决定卷土重来。5月15日，他重新武装西奈，派驻10万人和装甲部队，命令联合国部队离开（联合国部队照办了）。5月22日，他对以色列船舶关闭蒂朗海峡，再次封锁亚喀巴。8天后，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开罗签署了一份军事协定，形势迫在眉睫。同一天，伊拉克军队在约旦就位。于是6月5日，以色列人被迫再次先发制人。当天上午，他们几乎将整个埃及空军摧毁在地面上。约旦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成功产生误解，正式站在埃及一边参战。作为回应，以色列认为自己有权解除第一次中东战争留下的（对它来说）最恶劣的异常状态。6月7日，以色列占领老城，然后夺取整个耶路撒冷，将其设为首都。次日结束之前，它已经占领了整个左岸。此后两天，它猛攻叙利亚戈兰高地，在距离大马士革仅30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此同时，它再次占领西奈全境。作为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果，以色列第一次获得了可防御的边界，还有首都和一份著名的历史遗产。【29】
但是这次卓越的胜利并未带来安全。恰恰相反，它诱发了一种虚幻的信心和对固定防线的错误依赖，如苏伊士运河以东所谓的巴勒夫防线。逢公关必赢、逢战争必输的纳赛尔去世，继任者是他那位更难对付的同僚——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为了提高自己行动的自由度，1972年7月，萨达特赶走了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不过此举不会断绝埃及的苏联装备。他放弃了纳赛尔与其他阿拉伯强国缔结的蔚为壮观的政治军事联盟，安于秘密的部署协调。迄今为止，以色列军队理论上还很弱小。因此以色列在1948年4月、1956年10月和1967年6月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利用所有战术优势，出其不意地实施打击。如今，它认为自己强大了，可正是萨达特，与叙利亚人配合，毫无预兆地在1973年赎罪日（10月6日）发动攻击，反而收到了完全出其不意的效果。
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都突破了以色列防线。阿拉伯的反坦克和防空导弹实现了出其不意的技术效果，重创以色列的飞机和装甲部队。在这个国家存在的25年里，以色列第一次要面对重大挫败甚至第二场大屠杀的可能。不过10月9日，叙利亚人进军受阻；次日，为了回应以色列绝望的恳求，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向它紧急空运先进武器。两天后，以色列军队开始大胆地对埃及还以颜色，越境进入运河西岸，造成切断西奈所有埃及先遣部队供给的威胁。此次行动是战争的转折点，就像1967年10月24日停火生效那次一样具有决定性，以色列即刻反败为胜。【30】
以色列接受停火的意愿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和心理而非军事因素的影响。四场战争，每一场都完全不对等。阿拉伯国家可以承受输掉很多场战争的后果，但以色列无法承受输掉一场战争的后果。以色列人的一次胜利无法赢得和平，但以色列人的一次失败就意味着灭顶之灾。以色列始终将埃及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最有可能将对手一击倒地的敌人。但埃及也是以色列的对手中最具假想性的一个。它的民众并非真正的阿拉伯人，它要奋斗实现的是自身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它要赢得声望，而非出于深层次的情感牵扯。以色列占领的埃及领土，无论多么有用（1967—1973年，那儿开发了一处产量巨大的油田），也不属于犹太人的历史遗产。出于这些原因，与埃及实现和平是有可能的。其中的阻碍是埃及受损的军事荣誉感。但1973年的初期成就可以弥合这种伤害，时机和宣传可以让它看起来比实际上的战果更加辉煌。
另外还有一个障碍。以色列从建国以来一直由工党占主导的联合政府执政，其在边界问题上的灵活性从阿巴·埃班的话语中总结出来的实用主义哲学中可见一斑。但反对派保留了亚博京斯基在边界问题上毫不妥协的传统。与埃及实现和平需要以色列在领土方面做出实际的和潜在的巨大牺牲，那相应地需要达成一种国家共识，反对派会拒绝接受。因此，1977年5月，劳动党联盟在选举中失败，首次将权力移交给以贝京的利库德为组织形式的修正派，这种变化以民主社会常见的一种悖论形式，使得和平更有可能出现。贝京，正是由于他反对妥协的承诺，才有资格采取用土地换安全这种本-古里安以后的劳动党领袖无人敢于采取的方式。
萨达特，阿卜杜拉之后第一位阿拉伯现实主义者，他认识到了这个关键点。1977年11月9日，利库德胜选后不到6个月，他就提出和平条款谈判。和平的过程漫长、复杂和艰辛。这个过程由吉米·卡特总统监督，由慷慨的美国纳税人提供财政担保，后者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它如马拉松一般持续了13天，从1978年9月5日开始，地点在美国总统的避暑胜地——戴维营，也就是贝京极具特色称呼的“豪华集中营”。将达成的共识具体化并在一份详细的条约中体现的过程又需要6个月。
本次达成的妥协是真实的，因此它延续了下去。埃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权，严格保证以色列南部边境，实际上退出了军事制衡，因而首次为以色列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真正安全。作为交换，以色列交出了西奈，包括其中的油田、空军基地和定居点，而这一切对它具有深刻的情感意义。它还答应通过谈判可以放弃西岸大部分地区，甚至在耶路撒冷做出让步，换取与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补充条约。但上述这些牺牲到头来也无法实现。戴维营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提供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以来的最好机会。他们再一次，甚至都没试图谈判，就放弃了这次机会。那给以色列留下了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虽然还是作为“占领区”，而不是国际上承认的永久业权。这份条约，就像历史上类似的妥协一样，同样要求签署人做出重大牺牲。它让贝京失去了自己最长久的一些政治伙伴，它让萨达特，这个以色列最危险狡诈和最勇敢慷慨的对手，失去了自己的生命。【31】
从历史背景来看，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协定的重要性不可估量，不仅是就其本身而言，还在于它的时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阿拉伯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来源一直是波斯湾和伊拉克北部油田。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这种石油影响力遽然增强。20世纪60年代，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供给。1973年，中东石油国家回应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政治行动又从根本上加强了这种趋势。石油价格上涨3倍，从每桶3美元上涨至每桶10美元。截至1977年底，价格已经涨到了每桶12.68美元；1979—1980年，价格再次上涨3倍，1980年底达到每桶38.63美元。随着阿拉伯石油收益增长10倍以上，油价革命让阿拉伯可以斥巨资购买武器并为反以色列的恐怖活动提供资金，它还增加了阿拉伯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影响力。比如，法国为伊拉克修建了一座先进的核反应堆，它迅速发展的战争潜力迫使以色列在1981年6月7日用空袭轰炸的形式将其摧毁。在阿拉伯国家压力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阿拉伯人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显著提升。结果，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份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决议。那位穆夫提的继任者，亚西尔·阿拉法特，阿拉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得到了联合国和到目前为止依然对以色列表示友好的很多国家给予的政府首脑地位。以色列真正的危险是被赶进一个过去由南非单独占据的国际隔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及的和平协定及其在双方全面贯彻的客观事实是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地位的重要支撑力。如果巴勒斯坦人此时认真谈判，那么毫无疑问，以色列将被迫放弃西岸大部分地区。但是机会在对徒劳的恐怖活动的偏好中错失，机会的窗口关闭了。从1981年到1985年，随着供求逐渐平衡，石油价格缓慢走低。到了1986年1月，价格是每桶25美元，同年4月，价格降至10美元关口以下，考虑到通货膨胀，比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还要低。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天平再次开始倒向以色列一边。到了这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色列已经占有西岸长达20年，它的边界尽管有些地方是“临时”的，但已经开始具有长久性的气象。
阿拉伯人拒绝谈判的潜在假设是认为时间是站在他们一边，而非以色列一边，还有他们喜欢引用中世纪的十字军国家作为例证，做出误导性的类比，事实上，这两点都被以色列头40年的存在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以色列已经成为戒备森严的成功国家，虽然还保留着谈判的灵活性和开国元勋的经验主义，但已无须牺牲基本的目标或自由。时间已经证明，它并未站在阿拉伯人一边，而是站在以色列人一边。此外，阿拉伯人始终偏爱战争选择的这一事实甚至促使以色列的经验主义者都习惯从以色列历史边界的角度思考问题了。1951—1952年官方《政府年鉴》记录：“这个国家建立在以色列地的一小部分上。”许多犹太人把以色列的连番胜利看成对更广阔区域的道德托管。对于虔诚的犹太人来说，它是上帝之手，对于世俗犹太人来说，它是天定命运的一种形式。1968年，塞法迪首席拉比主张，不返还刚占领的领土是一种宗教义务。同年，基布兹达蒂代表宗教集体为独立日吟诵：“拓展我们土地的边界，就像您应许我们的祖先那样，从幼发拉底河到埃及河。建立您的圣城，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您的圣殿将在那儿被建起，如同所罗门的年代。”巴尔伊兰大学校长哈罗德·菲施博士坚称“只有一个民族，它的土地是被托付和立过约的，那就是犹太民族。暂时的人口变化不会改变这个基本事实，这是犹太人信仰的基石。就像一个妻子不能有两个丈夫，一块土地也不能被两个主权国家所有”。【32】1967年的胜利还导致了被称为“以色列地”的多党运动，主张只代表以色列公民的以色列国不具备放弃已征服的应许之地任何部分的道德权威，因为那是整个犹太民族的财产，必须为最终的集合或阿利亚（移居圣地）保留下来。犹太复国主义的这种新形式引用赫茨尔、本-古里安和亚博京斯基的论据，主张犹太世界不过只有五分之一定居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定是整个民族的回归；所以需要完整的土地才能容纳他们。【33】
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意识形态政治，实际上一直受到以色列的抵制。从另一个角度看，以色列国在某些方面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它将接纳所有想要移民定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作为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建国的主要目的。最早的1897年巴塞尔计划、1922年托管授权第6条、1948年5月14日的独立宣言，还有1950年正式实施的回归法，全都是这样主张的。【34】回归法4B款规定犹太人是“生母是犹太人，或者已经皈依犹太教并且非其他宗教成员”。但在实践中确定谁是犹太人并不容易。从撒马利亚人那个年代开始，它就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随着世俗主义的发展，它变得更加困难了。在现代欧洲，犹太人的定义经常不是由他们自己做出的，而是出自反犹分子。卡尔·卢埃格尔曾经说：“我说谁是犹太人，谁就是犹太人。”大多数现代犹太人认为犹太人就是自认为是犹太人的人。可是对于司法机关来说，那可不顶用。《哈拉哈》律法坚持宗教因素。这就意味着在以色列，异族通婚的后代，母亲不是犹太人的话，那么他虽然是以色列公民，说希伯来语，在犹太历史的精神中接受教育，在以色列军队服役，但如果不经过皈依的特定程序，在法律上都不能被称为犹太人。另外，《哈拉哈》律法主张即使改宗后的犹太人依然是犹太人。无力确定犹太人的纯粹世俗定义造成了内阁危机和诉讼纷争。一个天生的犹太人，奥斯瓦尔德·鲁费森，已经改宗加入加尔默罗修会，成为“达尼埃尔兄弟”，试图按照回归法移民入境，这个案子被送上了最高法院（《鲁费森诉内政部案》，1962）。法官西尔伯格（代表多数派）认为回归法是世俗的法律规定。为了实现这部法律的目的，犹太人的定义不应取决于《哈拉哈》，而应从普遍理解的角度出发：“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晰鲜明——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不能被认为是犹太人。”【35】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定义问题。从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对想要移民定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开放。它不仅接收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还接纳了所有想来到这里的欧洲犹太难民。建国之后三年半的时间，68.5万名移民涌入以色列，使其人口翻了一番，其中30.4万人来自欧洲。1955—1957年是第二次移民大潮（16万人），1961—1964年是第三次（21.5万人）。第三次中东战争再次刺激了移民数字。1948—1970年的22年间，将近60万名欧洲犹太人抵达以色列，与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移民人数持平。人数最多的来自罗马尼亚（229779人），其次是波兰（156011人），不过来自匈牙利（24255人）、捷克斯洛伐克（20572人）、保加利亚（48642人）、法国（26295人）、英国（14006人）和德国（11522人）的移民也占了很大份额。另外有58288名犹太人来自土耳其，超过6万人来自伊朗，大约2万人来自印度。苏联一直是准移民的大型储备库，但实际上从那儿前来的人数取决于苏联政策的变动。1948—1970年，只有21391名犹太人从苏联到达以色列，但在1971—1974年的4年间，超过10万人被放了出来。【36】
最初25年，以色列的人口从一开始的65万人增长至远远超过300万人，主要是因为移民。接收新来的人，为他们安排住房、提供教育和就业成为仅次于基本安全的优先考虑事项，是以色列预算中仅次于国防的最大项目。把犹太人从所谓“有压力的地区”带出来有时需要特别的努力，比如就在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这一年里，以色列通过海运和空运将4.3万名犹太人带离了也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他们将2万名法拉沙犹太人从埃塞俄比亚秘密空运了出来。
军队和希伯来语是这个新民族共同体融合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件工具。由于阿拉伯人毫不妥协，以色列国防军继基布兹之后，成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最具特色的产物，在彻底改变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方面发挥了最大影响力。它还成为一种让移民子弟在社会内部实现情感平等的方式。对希伯来语的认可是更为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叶以前，根本没人将希伯来语当作自己的第一语言。作为一种口头语言，它其实在《圣经》时代末期就已经被阿拉姆语取代了（除了用于礼拜仪式之外）。当然，它依然是犹太教主要的书面语言。在耶路撒冷相遇的犹太学者们发现，他们可以彼此说希伯来语，只是阿什克纳齐和塞法迪的不同发音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本可以不费力地说德语或意第绪语，但二者被证明非常失败。1881年，前往巴勒斯坦的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 Yehuda，1858—1922）通过他强有力的运动，使得采用希伯来语成为可能。当他和自己的妻子——原名德博拉·约纳斯——抵达雅法的时候，他坚持从此以后彼此只说希伯来语。他们是这个地区（甚至是世界上）第一个说希伯来语的家庭，而本·耶胡达的长子本·锡安是从古代以来第一个说希伯来语的孩子。希伯来语作为一种现代语言能够成功——其他很多语言的复兴运动，如爱尔兰语，都失败了——部分是因为使用希伯来语的犹太教总在无比详细地探讨实际问题：工作、住房、做饭、照明与取暖、旅行和居住。当然，虽然它的主要力量是作为祈祷语言，但它也是一种行为语言。一旦人们迫使自己说这种语言，他们会发现它能非常迅速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很快就能展现出一种有机的发展能力。托管期间，英国人决定（1919）赋予其与英语和阿拉伯语同等地位，戏剧性地帮助它以政府官方语言的形式发展起来。来自德语的竞争被希特勒摧毁了；20世纪30年代末叶有超过1000万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则因为1945年之后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大量塞法迪移民而失去竞争力。希伯来语发挥作用，因为新的军队使用它。军队发挥作用，因为它使用了希伯来语。因此，以色列人与所有现代语言社会学法则背道而驰，使得这次复兴成为一个自我持续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强横的行为，尤其是在名字方面。当然，自从亚伯拉罕时代以来，犹太人一直习惯于为了突出宗教、爱国或文化因素而改名。本·耶胡达开始了新的希伯来语实践，改掉了自己的名字佩雷尔曼。前三次圣地移民潮的很多移民者在开始学习希伯来语的同时也纷纷效仿。就这样，戴维·格伦或格林变成了戴维·本-古里安。后来又出现一种强制性的环境氛围，其中不无辛辣的讽刺。19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统治下的犹太人被迫将他们的名字条顿化。希特勒反其道而行之，1938年，德国犹太人禁止改姓，他们被迫恢复犹太姓氏。至于名字，犹太人被限定使用“官方犹太名字”，185个男性名字，91个女性名字。这些名字不包括德国非犹太人喜欢的某些《圣经》里的名字，比如露丝、米丽娅姆、约瑟夫和戴维。使用禁用名字的犹太人必须加上另外名字，男性是以色列，女性是萨拉。法国维希政权和挪威吉斯林政权通过了类似法律。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妨碍本-古里安，他对希伯来语有力甚至火药味十足的支持是确保其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听说一艘以色列船去了南非访问，它的船长是一个名叫维什涅韦斯基的人，他规定，从那以后“以代表身份派往国外的官员必须使用希伯来姓氏”。【37】
以色列执政当局以本-古里安为榜样。摩西·沙雷特改掉了自己的姓谢尔托克，埃利亚胡·以拉他是从爱泼斯坦改过来的，列维·埃什科尔改自舒科尼克。希伯来命名委员会组建，制定希伯来姓氏名单，还有改名规则，如波特努瓦改为波拉特，泰特尔鲍姆改为阿戈思，容格改为埃莱梅，诺维克改为哈达什，沃尔夫森改为本·泽夫。存心不良的奥地利官僚的恶意行为被抹除，因克迪厄（跛足）被改成阿迪尔（强壮），隆纳（说谎的人）被改成阿米蒂（说真话的人）。名字也进行了希伯来化，如珀尔变成了马加利特。比起改姓，犹太人表现出的改名意愿没那么强烈。戈尔迪·迈尔森，1959年成为外交部部长的时候，根据以色列外交部的惯例，把姓改成了梅厄，但她拒绝变成泽哈瓦，只是把戈尔迪改成了果尔达。希伯来名字的需求导致人们翻遍《圣经》寻找新名字。于是，伊加尔、亚里夫、亚埃尔、阿夫纳、阿维塔勒和哈吉特开始流行，甚至还有奥姆里和泽鲁巴维尔。另外还有生造的名字：巴尔富拉源于贝尔福，海尔兹利亚源于赫茨尔。据犹太名字方面的权威专家本齐奥布·卡加诺夫拉比称，这次《圣经》复兴导致很多犹太禁忌被故意违背，尤其是禁止使用《圣经》中亚伯拉罕之前的名字。以色列人违反了这一点，把他们的孩子叫作尤瓦尔、阿达、皮莱格，特别是尼姆罗德，《塔木德》中被用来指代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五大恶人之一。其他流行起来的“邪恶”名字有雷摩、狄莱拉、阿塔莉娅、齐普尔。贝京本人的名字就是梅纳赫姆，在《圣经》里被说成：“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希伯来语不仅仅是一种凝聚力，它还让以色列人避免生出语言问题，那是许许多多国家的祸根，尤其在新国家。鉴于以色列人之间存在很多其他的根本分歧，这一点倒很幸运。1942年底，在华沙贫民窟，犹太政治党派对于如何反抗纳粹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这表明了意识形态上存在的深刻分歧，这些（还有更多）分歧也都普遍存在于以色列。拥有总工会派别和哈加纳军队的工党（有时候被称作以色列工人党）和化身为自由运动、加哈勒及最终的利库德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基本分歧因为1933年阿尔洛索罗夫的被杀及其余波而恶化。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那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导致这些分歧进一步加剧。本-古里安一直担心拒绝联合国分治边界的贝京会以战争形式开疆拓土，如果伊尔贡被允许作为独立军队行动的话。1948年6月1日，贝京同意将伊尔贡与国家军队合并，但他保留了自己的武器供应。第一次停火时，伊尔贡的军火船只“奥尔陶尔纳”号到达特拉维夫，可政府拒绝接收船内货物。本-古里安对内阁说：“不会有两个国家，不会有两支军队……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把权力交给贝京，或者告诉他停止分裂活动。如果他不让步，我们就开火。”【38】内阁指示国防部长执行国家法律。战斗在海滩上爆发，贝京攀爬上船，保护自己的军火。在里茨饭店指挥行动的哈加纳专业武装帕尔马赫的总司令伊加尔·阿隆及其副手伊扎克·拉宾决定炮轰这条船，将其击沉。贝京被迫游上岸，14名伊尔贡成员丧生，此次行动有效地终结了这个组织。贝京把工党联盟称为“罪犯、暴君、叛徒和弑亲者的政府”。【39】本-古里安则干脆把贝京叫作“希特勒”。
从那之后，直到1977年，管理以色列的都是工党及其盟友。拥有基布兹、总工会、哈加纳，以及在犹太事务局内部的优势，他们在托管时期就组成了当权派。独立之后，他们继续组成当权派，控制武装部队、行政部门，并通过工会持股控制以色列的工业。以色列人继承了托管时期英国政治、宪法和法律的诸多制度。但在一个方面，它与英国截然不同。它从东欧社会主义政党借鉴了党建国家的概念。在这方面，它更像苏联。对于英式的议会民主制来说，职业政客和职业公务员的区别极为明显，这种区别在以色列人中间却几乎不存在。出身帕尔马赫指挥部的阿隆成为部长和副总理。拉宾是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后来成为总理。其他两位以色列国防军首脑，哈伊姆·巴尔-列夫和戴维·埃拉扎尔也是通过工党运动崭露头角的。摩西·达扬，以色列国防军最著名的指挥官，出身以色列工人党的青年运动，在本-古里安手下掌管国防部机构的希蒙·佩雷斯也是如此，最后他本人也成为总理。一个人可以依次成为国会成员、将军、内阁部长、大使和国家电台的领导。以色列是党国体制，尽管从不是一党制国家。最重要的决定未必出自内阁。公务员任命通常是基于政党分肥制，这种制度会将他们按照选举实力进行分配。每个政党都倾向于决定谁任职，谁做什么，谁会在它控制的部里得到晋升。工人运动总的说来组成了工农移民综合体，包含大部分军工产业、住宅建设、健康保险和分配。它通过自身组织，在广泛的职能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些领域一般说来本应该是政府职能：劳资关系、教育、公共卫生和移民。其中大多是沿袭托管时期移居这片土地的方式。【40】独立之后，以色列的组织形式具有一些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型缺陷，这些国家凭借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反抗活动，甚至恐怖活动的方式成立，然后变身成为政权。
这种多党结构保留了民主制度。但政党在不断渗透、分裂、重组，重新给自己命名，组成临时的联盟。1947年至1977年，以色列工人党的选票从未低于32.5%，但也从未高于40%。结果是，在工党运动执政的整体结构中存在一种高度的不稳定性，每次选举之后，经常还在选举之间，都要经历艰难的联合谈判。除了1953—1955年为给摩西·沙雷特让路而短暂离任之外，本-古里安在1948—1963年一直担任总理。他最专断的很多解职和任命——比如，对于将军——都是对内部政治策略做出的反应。本-古里安认为国防部长平哈斯·拉冯应该为在埃及代价昂贵的情报惨败负责，党内和公众因素促使他对其进行了长期的压制。党派是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实体。它们会相应地招收成员，尤其是在移民中。这就要回过头来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当时土地移居基本上还是政党的职能。20世纪30年代初叶，关于稀缺土地的分配达成了一份党际协议。独立之后，对于所有具有农业倾向的人来说，土地实在充足，于是党内干部会去临时难民营巡防招人。还有建立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的非官方的瓜分，比如，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会去世俗党派（主要是以色列工人党），北非人会去宗教团体，组成联合政府的成员米兹拉希。得益于以色列工人党也门代表的本领，该政党实际上独占了也门移民，不过被米兹拉希抗议过一次之后，它的份额降至60%～65%。以色列工人党和米兹拉希还在10万名摩洛哥移民问题上达成协议，以色列工人党在阿特拉斯南部地区组织移民出境，米兹拉希在阿特拉斯北部地区组织。1955年，一些厌恶被霸占和被灌输的摩洛哥人发起了一次反抗，才让这种安排大白于天下。【41】
魏茨曼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的这些方面都感到憎恶。这个国家建立的时候，他担任了首位总统，但在按照美国的方式落实总统权力的斗争中失败了。因此他所在的位置并不能对抗党派，捍卫国家公共利益。所以这项工作被留给了本-古里安，公平而论，他还是试图与政党制度做斗争的。终其一生，他都是专业的党派活动家，直到最后，他都是好斗的政治巨头。但是作为总理，他竭尽全力地想要实现政党和国家的分离，让这个国家摆脱政党控制，他与工党运动组织（其中大多是他自己创建的）在政策、任命，尤其是弊病调查方面进行斗争。他把总理办公室、国防部、军队和学校从政党手里抢了过来。但他在医疗体系上遭遇了失败，后者实际上还保留在总工会手里。最后，他对自己的政治伙伴感到厌恶，便组建了自己的新党（1965）；新党失败后，他愤然退出政治，回到他在斯代博克的基布兹，自我放逐。【42】
与赫茨尔、魏茨曼，甚至亚博京斯基不同，本-古里安没把自己看成欧洲人，他把自己看作中东犹太人。他信任出生在以色列并有拓荒者血统的本地犹太人，那些人会把以色列从欧洲殖民地变成真正的亚洲国家，尽管是与众不同的亚洲国家。他是怀揣严肃启示的摩西，为他的民族送上血与泪、辛劳和汗水。“这不是一个国家，还不是。”1969年，他说道：
它是一支依然在沙漠流亡并渴望埃及的“肉锅”的民族。它无法被当作一个国家，直到定居内盖夫和加利利，直到数百万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直到道德标准对于政治的伦理实践来说必不可少，直到犹太复国主义的高尚价值经久不衰。这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支依然被拴在往昔流亡路上的民族——得到救赎，但尚未完成。【43】
但生机勃勃的工党运动精神依然保留着欧洲的社会主义印记。该党派由一群把基布兹当作周末别墅的城市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接受过大学教育，是文化方面的中产阶级。对于工人，尤其是亚非的塞法迪移民，它表现出一副善意屈尊的面孔，耐心向他们解释什么对他们有好处，简直就像罗莎·卢森堡曾经试图向德国无产阶级发表讲演那般。他们是这个新国家天然的贵族，或者也许人们应该称呼他们为世俗权威。渐渐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出现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衣着差异，工党政治家喜欢穿朴素随意的开领衬衫，贝京的利库德则得意于时髦的套装和领带。同样，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衣着和本能的平民主义者之间也有所不同。
本-古里安退休之后，工党运动对欧洲资本——一种递耗资产——的依赖变得更加明显。相比之下，从阿拉伯领地新来的人会倾向于反对派。这一点要追溯至战争之间的时期。亚博京斯基一直都在吸引黎凡特塞法迪犹太人的追随，他学会了说拉迪诺语，他支持希伯来语中的塞法迪发音。贝京轻而易举地遵循了这项传统。作为波兰犹太人，少数残余分子之一，他与被人从阿拉伯土地上粗暴逐出的犹太人之间有一种境遇方面的天然亲近感。跟他们一样，他觉得无须为身在以色列而道歉，他跟他们一样仇恨阿拉伯人。根据受难的道德权利，他同样把犹太人的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与东方犹太人一样，他认为阿拉伯人可以选择给或不给以色列存在权是对死者的侮辱。“我们的存在权，”他坚称，“是将近4000年前，人类文明曙光微露之时，我们列祖的神赋予我们的。那是在犹太人的血液中代代相传并且已经神圣化的权利，为了那个权利，我们已经付出了在万国的史册上无可比拟的代价。”【44】与工党当权派完全相反的是，他和东方犹太人有一个共同的宝贵特点：完全没有任何负罪感。
工党对政权的掌控极为牢固，只是在缓慢地松动。贝京肯定是历史上唯一连输八届选举还能保住位子的党首。不过在相继掌权的列维·埃什科尔（1963—1969）、果尔达·梅厄（1969—1974）、伊扎克·拉宾（1974—1977）这几任总理的领导下，工党的竞选支持率逐渐下滑。它对本-古里安的警告置若罔闻，拒绝将党派与国家分离，不出意料，在其长期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果然被爆出了几件重大丑闻。于是，在1977年5月的选举中，工党终于失去了最高权力。它失去了原来15%的选票，只得到了32个席位。贝京的利库德得到了43个席位，他没遇到什么实际困难就组建了联合政府。1981年，他又赢得了下一届选举。他退休后，1984年，利库德与工党运动打成平手，两党之间达成协议，组成工党——利库德联合政府，交替担任总理，管理国家。于是以色列人终于算是实现了两党制。
从根本上说，以色列政治党派之间的分歧即便是因为曾经暴力事件变得多么根深蒂固和剑拔弩张，但涉及到的只是世俗事务，因此最终总能让位于务实的妥协。更严重的分歧存在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世俗主义和犹太教本身的宗教狂热之间。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在所有犹太社会，律法的要求和世界的要求都会产生冲突。只要犹太人可以负责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些冲突就会在公开的争斗中浮出水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虔诚的犹太人认为犹太人生活在非犹太人的统治下会更好，但那又会让他们将身家完全托付给非犹太人的善意，现代的经验表明，那是不可倚仗的。新锡安的构想是对19世纪反犹主义的回应，直接诞生于大屠杀的余波之中。它不是犹太神权政体的蓝图，而是犹太人生存的政治和军事工具。简言之，情况跟先知撒母耳那个年代基本一样。当时，以色列人处于被非利士人灭绝的危险之中，他们为了生存而求助于君主政体。撒母耳既悲且忧地接受了这种改变，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君主政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与律法统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他被证明是对的。律法受到挑战，上帝震怒，接踵而来的是流放巴比伦。第二圣殿时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困难，同样灭亡了。所以犹太人开始离散。犹太教的真谛就是，结束这种流亡的将是在上帝安排的美好时间里发生的一次超自然事件，而不是一份由人设计的政治解决方案。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其实就是新的扫罗，说它是现代形式的弥赛亚不仅错误，还是对上帝的亵渎。正如著名犹太学者格肖姆·肖勒姆提出的警告，它只会再造出一个假弥赛亚：“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是一回事，弥赛亚理想是另一回事，二者不会交汇，除非是大规模集会上使用的浮夸措辞，那经常会给我们的年轻人灌输必然失败的一种新的沙巴泰主义风气。”【45】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是非宗教甚至反宗教人士，的确，他们借助了犹太教作为工具。他们别无选择。没有犹太教，没有犹太人作为一支由信仰而团结的民族观念，犹太复国主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古怪的派别。他们还求助了《圣经》，他们从中提取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寓意、运动辞令，以及吸引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口号，本-古里安将其作为军事战略的指导。但那只不过是东欧形式的犹太启蒙。犹太复国主义无处安放上帝本身。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犹太教只是一种国家力量和文化的方便来源，《圣经》不过是一本国家之书。那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虔诚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对犹太复国主义投以怀疑的目光或彻底的敌视，一些人（正如我们提到的）甚至认为它是撒旦的工作。
但是就像撒母耳同意给扫罗涂膏油一样，虔诚的犹太人也不得不承认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不得不表明对它的态度。存在着几种思潮，每种都会随着时间而改进。所有的思潮都是正统的。犹太教改革派在巴勒斯坦定居和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直到1958年，耶路撒冷才修建了第一座改革派的犹太会堂。但正统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就像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犹太教建立他们的国家一样，一些虔诚的犹太人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精神也可以被用来将犹太人带回犹太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支持下被任命为欧洲首席拉比的亚伯拉罕·艾萨克·库克（Abraham Isaac Kook，1865—1935）认为，只要恪守教规的犹太人自己组织起来，犹太人中间新的爱国精神就能推动对《托拉》的遵守。所以在第十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1911）决定支持世俗派而不是托拉派之后，第一个宗教政治党派米兹拉希（Mizrachi）出现了，在犹太复国主义内部为《托拉》而奋斗。于是，在整个托管期间，它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从建国开始就是政府内部的合作者。它在避免以色列的世俗犹太人和宗教犹太人彻底决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更多地倾向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人，而非宗教力量本身。
作为对米兹拉希“背叛”的回应，1912年，正统派贤哲发起了正教运动。该运动在英国接管巴勒斯坦之前并未形成组织，也不活跃。在土耳其统治时期，通过宗教领袖将权力委托于少数派的古老制度被保留了下来，这自然有利于正统派。但根据1922年托管授权第4条，英国将所有犹太人的政治代表地位交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全国委员会牢牢地掌控在世俗者的手中，只是把自己工作中的宗教方面提取出来，交给米兹拉希。作为回应，1923年，正教组织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由“托拉圣贤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的分支机构训练遵守教规的犹太人，运用他们的选票支持其候选人。就这样，第二个宗教党派发展起来。它在东欧极为强大，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游说团体，而且一直强烈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在希特勒崛起导致移民签证出现恐慌性需求之后，它被迫在巴勒斯坦妥协。签证全都要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事务局，后者同样控制了为新定居点提供经费的中央资金。就像以色列人面临非利士人，现实就是正教组织不知道如何在面对希特勒主义时保住自己的原则。《贝尔福宣言》难道不是神命的逃脱方式吗？1937年，该组织其中一位领袖，伊萨克·布罗伊尔（Issac Breuer），著名拉比希尔施的孙子，向圣贤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正式的问题：《贝尔福宣言》是给犹太人下达了建设一个国家的神命任务，还是一个“撒旦的诡计”？他们无法给出一致的答案，于是在大屠杀背景下，他自己想出了一个答案，大屠杀让人有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理由与犹太复国主义妥协。布罗伊尔最终的论点是，这个国家是上天送给可怜的以色列人的礼物，倘若它按照《托拉》的指导发展，可能就是“救赎的开端”。这个论点成了正教思想体系的基础。【46】
因此在建国之际，正教组织要求这个国家应该以《托拉》为法律基础。这一要求被拒绝了。1947年4月29日，犹太事务局给正教组织写信：“国家的建立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如果不能保证其所有公民的信仰自由，如果不能明确它的意图不是为了建立神权国家，那么就不可能得到联合国的批准。”这个国家必须是世俗的国家。另外，事务局同意在安息日、饮食律法和婚姻方面向宗教观点让步，允许学校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次妥协让正教组织在建国初期就加入临时政务会成为可能，而且作为宗教联合阵线的一员，它还是1949—1952年执政联盟的一部分。正教组织的观点陈述如下（1952年10月10日）：
世界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而建立。维护并履行《托拉》是以色列人的责任和骄傲。以色列人注定要居住并因此维护《托拉》的地方是以色列。这意味着世界存在的理由是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的《托拉》政权。这个理想的基础已经奠定。如今已有犹太人居住在他们的家乡，履行《托拉》。但大业尚未完成，因为以色列人尚未全部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甚至尚未）全部履行《托拉》。【47】
简言之，正教组织发誓要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完成犹太人的集合，并将集合的结果转变为神权政体。
正如米兹拉希的妥协促成了正教组织的妥协，正教组织的妥协进而造就了自称圣城守护者（Guardians of the City）的严格主义组织。它是1935年从正教组织脱离出来的一个派别，坚决反对建国，抵制选举和其他一切国家活动，宣布宁可让耶路撒冷国际化，也不愿让它被犹太叛教者管理。这个组织规模相对较小，在世俗人员看来完全是个极端组织。但犹太人的整部历史昭示，严格的少数派通常会成为得意的多数派。而且，就像犹太教本身，它的成员表现出有说服力的逻辑一致性（姑且承认他们的首要前提）。犹太人是“命运受超自然神命控制的民族……不依赖于正常的政治、经济及物质上的成功或失败”。犹太人的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一样”，不受制于“导致其他国家兴亡”的因素。【48】因此，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不是犹太人重新进入历史，不是第三联邦，而是一次更加危险的新流亡的开始，因为“通过恶人的成功来诱惑，如今已有完备的许可”。他们时常引用一群匈牙利拉比的一番话，这些拉比在到达奥斯威辛时承认来自上帝的惩罚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力。带着犹太复国主义面具的人假装代表以色列民族，其实是在焚烧犹太人的灵魂，而希特勒的焚尸炉只焚烧他们的身体，却能将他们的灵魂释放获得永生。他们同样谴责第二次中东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是精心策划的，用迷人的成功引诱犹太人投向犹太复国主义，从而踏入永恒的毁灭。而且这样的胜利，作为撒旦的工作，只会以巨大的失败告终。守护者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拯救和保护”，也拒绝其战争和战利品：
我们不赞成任何仇恨或敌意，尤其是以任何形式针对任何民族、国家或语言的冲突或战争，因为我们神圣的《托拉》没有在我们流亡时如此指示我们，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借由我们的诸多罪过，我们看起来似乎参与了这些反叛（上帝）者的命运，上天不容！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向当受称颂的上帝祈祷，或许他可以将我们从他们的命运中豁免并拯救我们。
守护者们自认为是“以利亚的时候”“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或向“耶洗别所供养侍奉”的先知屈膝的“余数”。犹太复国主义是在“背叛万王之王”，他们的神学里就有暗示，这个犹太国家一定会在比大屠杀更可怕的灾难中灭亡。
因此这个世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从建立伊始就面对来自宗教的三方反对：来自联合政府内部、来自联合政府外部却在犹太复国主义共识之内，以及来自共识之外却在国家内部。反对的形式从幼稚的到暴力的，五花八门：在信件上倒贴邮票，在地址中省略“以色列”；撕碎身份证；抵制选举；示威；全面骚乱。以色列国就像它的希腊和罗马前任一样，尤其在耶路撒冷，也面对一部分人，哪怕是政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小决定都会意想不到地让这些人义愤填膺。但是一般说来，宗教力量会在国会内部，尤其是在内阁，通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来表达自己。以色列的前四任政府遭遇了不下五次由宗教问题引发的内阁危机：1949年是因为进口禁忌食品；1950年2月是关于临时难民营中也门儿童的宗教教育问题；1951年10月和1952年9月是关于来自正统家庭的女性征兵问题；还有1953年5月的学校问题。以色列建国之初的40年间，这种模式持续存在，证明比起意识形态、防卫或外交事务，宗教才是联合政府内部更为重大的分歧源头。
犹太人的宗教是丰富严格的道德神学，所以冲突领域非常广泛。因此，被赋予了法律和宪法地位的安息日有39类主要的和很多次要的禁忌活动，包括骑马和乘车旅行、写字、演奏乐器、打电话，开灯或接触钱。此外，还有一条最常用的犹太教法规说“公然亵渎安息日的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像非犹太人，他碰过的酒不能喝，他烤的面包视同非犹太人烤的面包，他做的饭菜视同非犹太人做的饭菜”。【49】所以，安息日法规及其连锁反应给武装军队、行政部门和工农业大型公共和集体部门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基布兹和电视节目里面出现了关于安息日挤奶的激烈论战，人们大量立法，为细则争执。于是，海法有公共汽车在跑，特拉维夫就没有；特拉维夫的咖啡馆营业，海法就不营业；耶路撒冷全都禁止。关于以色列航空在安息日飞行还出现过一次内阁危机。政府内部关于在国有航线上供应非犹太食品甚至产生了更加旷日持久的争斗，饮食法规是政治争议的沃土。酒店和餐馆需要拉比出具的“合格证书”。按照1962年的一条法律，养猪场被取缔，除非是在拿撒勒附近的基督徒阿拉伯地区或用于科学用途；1985年，关于禁止猪肉产品销售和经销的立法硝烟再起。政府和拉比们同样查验了来自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野猪的证书，饲养者称这种野猪是有蹄、反刍的哺乳动物。内阁还出现了关于验尸和在神圣之地安葬的争吵。
教育呈现出无比的复杂性。托管时期有四种犹太学校：综合性犹太复国主义学校（世俗）、总工会学校（世俗—集体）、米兹拉希学校（托拉—世俗）和正教组织学校（只有托拉）。1953年统一教育法案将这些学校合并成两类：政府世俗学校和政府宗教学校。将其学校撤出体制的正教组织却发现，如果未能在世俗科目上投入充足的时间，就会失去政府的补助。世俗主义者抱怨说正教组织的学校每周32课时中有18课时是《圣经》《塔木德》和希伯来语（比起男孩子，女孩儿《圣经》学得比较多，《塔木德》比较少），牺牲了科学、地理和历史。宗教人士则抱怨国立学校32课时中只有8个课时是宗教课程，其中3个还是希伯来语课，而且《圣经》采用的是世俗的教学方式，被当作神话，除了一部分被当作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之外。【50】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促进世俗学校里的“犹太人意识”和宗教学校里的“以色列国家意识”，内阁出台了一份混乱的折中方案，造成了更多的麻烦。【51】1959年，3个地方出现骚乱，反对在正统东方人的孩子中进行世俗宣传，其中一位拉比愤恨地抱怨：
（他们）培养极其缺乏智慧的青年，给他们穿上骄傲的外衣，而将拥有智慧的长者弃入尘土。他们在学校教导孩子，在这里——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无须遵守《托拉》的诫命。当孩子们从学校回到家，父母让他祈祷，他却回答说老师说没有必要或者教员说那是荒唐之举。拉比来请孩子们过安息日，他们不听，因为俱乐部正在组织足球赛，或者汽车正等着带他们去海滩……如果拉比哭泣着恳求，他们就当面嘲笑他，因为那是他们教员的指示……《托拉》的贤哲们被推进角落，孩子们平步青云，因为他们手里握有党员证。【52】
正统派还对很多机构违反性别隔离的古老规定而表示愤恨。正统派中心区域附近出现了反对舞厅和男女混浴的愤怒场面。在女性征兵问题上，圣贤委员会指责说这是冒死也要违抗的法规。这是宗教势力得胜的多场争斗之一。
关于婚姻的中心议题，他们也得胜了。世俗的以色列国不得不放弃世俗婚姻制度。按照1953年的拉比法院裁决（婚姻和离婚）法案第1条款和第2条款的规定，它甚至将正统派法规强加于世俗的婚姻。国会的世俗主义成员投票支持这项法律是因为，若非如此，以色列就会逐步分裂成两个彼此不通婚的社会。但这项法律导致了疑难案件的出现，产生了旷日持久的诉讼，不仅涉及非犹太人和世俗化的犹太人，还有改革派的拉比及其皈依者，因为正统派拉比独享认可皈依的权力，他们不会接受改革派的皈依者。正统派的婚姻和离婚专家规定各类犹太移民要接受最严格的审查，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就这样，1952年，本尼以色列人（来自孟买的犹太人）中的6000个离婚案件经审查被判定为无效（虽然最终生效）；1984年，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犹太人的婚姻遭到质疑。
关于再婚和离婚也存在许多激烈的争论。《申命记》25：5有夫兄弟婚（levirate marriage）的规定，要求无子女的寡妇与亡夫兄弟结合，除非被亡夫兄弟拒绝。但如果亡夫的兄弟未成年，那么寡嫂必须等他成年。如果他因为聋哑而无法说出“我不愿意娶她”，那她就不能再婚。1967年阿什杜德真的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而且，那位聋哑人也已经结婚了。所以拉比安排了一次重婚典礼，并监督他们次日离婚。【53】婚姻中的一方若是拒绝离婚也会出现麻烦。如果是女方拒绝，离婚会很难，但如果是男方拒绝，那离婚就是不可能的了。比如，在1969年的一个案件中，丈夫因为6起强暴猥亵和3起强奸犯罪，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妻子起诉离婚被丈夫拒绝，按照拉比法律，这对夫妻依然维持婚姻关系，因而妻子在以色列得不到民事救济。对于这种情况，前宗教事务部长泽尔哈·瓦哈夫提格拉比持宽松的观点：“我们的法律体系始终支持我们的民族，其中或有一些荆棘偶尔会刺痛个人。我们考虑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整个民族。”【54】
这种观点或许可以说得更好听一些，但是它道出了实情：犹太教是完美主义者的宗教，这也是这个新国家分歧的焦点。它有因自身缺点而产生的力量。因为它寻求创建一个模范社会，所以假设信奉者都是精英。因此对于一个像以色列这样的新国家来说，它从多方面来说都是一种理想的宗教，尽管它的律法在建国前大约3200年就在形成。由于犹太教独特的延续性，它的许多最古老的规定仍然有效，并且被虔诚的人遵守。它们体现的常常是宗教真理的形式，而非内容，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仪式主义”对犹太人来说并非贬义词。正如巴尔伊兰大学校长哈罗德·菲施博士所言：
源于新教徒的传统，英语中的“仪式”一词带有贬义。在希伯来语中，这个词是“教令”，无论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些教令具有同样的道德力量。将所谓的仪式诫命具体化的正是法典的后半部分，这些诫命在所有恰当的评价中同伦理诫命一样不可或缺。【55】
仪式精神的本质是一丝不苟的奉行，而这同样是犹太教的力量，尤其适合一个新国家。所有国家都需要借助往日的威严来体现自己的神圣。1945年之后，数以百计甚至更多的国家独立，它们不得不借用从前殖民统治者的制度和传统，或者根据基本上未有记载的过去发明制度和传统。以色列很幸运，因为它的过去最悠久、最丰富，有长篇累牍的编年史，由于完整连续而历久弥新。我们已经注意到，犹太人的著史天赋在约瑟夫斯的年代至19世纪这段时间消弭无踪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一旦建立，它不仅仅要通过历史体现出来，最重要的是，还要在考古学上体现出来。政治家和将军们，如本-古里安、摩西·达扬和伊盖尔·亚丁，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都成了或业余或专业的充满热情的考古学家。以色列人深入研究古代的痴迷达到了顶点。
那是创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的重要因素。但它与一种宗教的生命力相比却微不足道，这个宗教造就了犹太民族，它今天的看守者可以将历代拉比一直追溯到摩西。犹太人能够存在至今，正是因为他们对仪式的一丝不苟，正是因为他们为了这些仪式可以奋不顾身。对严格奉行仪式表示尊重并以此作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合理的。
犹太人对圣殿山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勇气和天意最终将它，还有老城的其余部分，归还给了他们。恢复1948年耶路撒冷犹太人被赶走的古老犹太区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圣殿是个问题，它在古代就被彻底摧毁。但是连迈蒙尼德这样的权威都裁定称，尽管圣殿已经被摧毁，但它的遗址依然神圣，永远不变。舍金纳（神的显现）从未离开，那就是犹太人为何总要在遗址附近，尤其在传统上被认为离至圣所西端最近的哭墙（西墙）下祈祷。但是，因为圣殿遗址依然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它同样要求犹太人在真正进入里面之前进行仪式上的洁净。圣殿周边的洁净规则是最严格的。除了大祭司之外，至圣所禁止任何人入内，即使是大祭司，也只能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进入。由于圣殿区被等同于摩西在旷野里的圣所周围的“以色列营”，所以《民数记》对洁净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它。【56】在这卷书中，上帝向摩西说明了不洁净的原因及相应的对策。触碰了死尸、坟墓或人骨或者与这些同处一个屋顶下的人就会不洁净。然后书中补充道：“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母牛）烧成的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了骨头，或摸了被杀的，或摸了自死的，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上。”【57】
母牛必须是“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最重要的是，为了避免污秽，这个过程最关键的一步要由亚伦的继承人以利亚撒完成。混合物制成后要存放在“洁净的地方”备用。当局坚持要用珍贵而稀少的母牛：只要有两根毛不是红色的，它的灰就没有效果。至于当时烧了多少头母牛，他们也不能达成一致。有人说是7头，有人说是9头。圣殿被毁之后，准备新灰再无可能。留下的一份存货显然是在迟至阿摩拉时代被用来洁净那些接触过死人的人，用完后就再也没法儿洁净了，直到弥赛亚到来焚烧第10头母牛，准备新的混合物。因为洁净规则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严格，尤其是关于死人的，所以拉比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所有犹太人如今都是仪式上不洁净的。而且，因为没有灰可以用于洁净，所以就没有犹太人可以进入圣殿山。【58】
关于红母牛的规定被认为是“哈加法”——没有合理解释但因是神明确无误的命令而必须严格遵守的犹太法令——的经典例子。非犹太人总是嘲笑犹太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类规则。这也是犹太人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都要坚持遵守，从而让他们保持了独特的犹太人身份的规则。所以，至少从1520年开始，犹太人就在哭墙祈祷，却从未越过它。1948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区陷落之后，阿拉伯人阻止犹太人使用哭墙，甚至不让他们从远处遥望。这种限制持续了19年之久。随着1967年老城被夺回，西墙再次向他们开放，那一年五旬节的第一天，同时有25万正统派犹太人试图在那儿祈祷。当时，墙前的整片区域都被打扫干净，修成广场，铺上精美的路面。但是无论如何犹太人还是不能进入圣殿山。拉比们提出各种各样机智的理由想让犹太人至少能进入部分区域。但最后拉比们达成共识，整个遗址都禁止真正相信犹太教的人入内。【59】于是最高拉比院和宗教部张贴通告，禁止犹太人上圣殿山，违者以“剪除”（失去永生）论处。数千名犹太人无视警告，被认为证明了拉比的无能。大量虔诚的犹太人遵守着这条规则，虽然他们强烈地渴望进入这个地区，这一点至少同样值得注意。
耶路撒冷的拉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还有一个间接原因。他们要给普通犹太人的心里将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胜利，如夺回老城，与弥赛亚理想的实现等同起来的思想泼盆冷水。关于重建圣殿的提议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任何类似计划无疑都遭到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强烈反对，因为圣殿的台地被两座历史极为悠久、艺术价值极高的伊斯兰建筑占据。不过拉比们还是以他们一贯的缜密细致对这个想法进行了充分论证。难道犹太人第一次，也就是从巴比伦流亡回来时，不是也按照神命重建了圣殿？如今大流散结束，难道不可以此为先例再次重建圣殿？结论是不可以：这个先例只适用于大多数犹太人“住在那地”时，而这种情况尚未发生。但在以斯拉年代，即使从巴比伦返回的犹太人数量比现在还少，圣殿不是也重建了吗？的确如此，但是现在神命尚未下达；第三圣殿将以上帝直接干预的超自然方式建立。可这种论点不是曾经被用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且被事实证明毫无根据吗？而且第一圣殿，无疑是由所罗门修建的，也被归于上帝。这是没错；可是大卫时代无法修建圣殿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必须等到和平的所罗门时代才行。所以现在：在最终的和平到来之前，第三圣殿不能兴建。即便那时，也需要一位真正的先知对这件事做出启示，即便不是因为别的，耶和华用手给大卫画出来的样式也已经丢失了。【60】是的，它们是丢了：但《以西结书》中有第三圣殿的样式。也许有；但是撇开技术性的讨论不说，这一代人既没有恢复圣殿及其礼拜方式的准备，也没有这样的意愿：那需要一种宗教觉醒。完全没错，要让人民产生宗教觉醒，还有什么是比重建圣殿更好的办法呢？【61】他们就这样一直争论下去，直到大多数人得出结论，认为现在时机未到。甚至举行一次逾越节羊羔祭祀仪式的提议都不予考虑了，因为祭坛的确切位置已经无处可寻，现代祭司的世系证明存疑，（尤其是）人们对祭祀服装所知甚少，无法准确再现。【62】
圣殿及围绕它展开的争论代表的是这个宗教的过往，这种过往是以色列新社会一种生动的黏合力量。不过一段世俗的过往同样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逃脱那段过往。大屠杀就是它的象征，事实上不仅仅是一种象征，还是让建国过程笼上阴影的可怕现实，这个现实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成为这个国家集体记忆中的突出事实。一直以来，犹太教关注的不仅是律法，还有律法的目的（就人类而言）：正义。因为犹太人，还有非犹太社会不会把他们的犯罪者绳之以法，犹太人的流散历史中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可悲特点是，犹太人因为身为犹太人而遭受伤害和非犹太社会未能让作恶者得到正义的审判。这个犹太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最大不公的回应。它的职能之一就是成为惩戒的工具，向世界表明犹太人终于可以进行反击，用自己的律法来惩罚让他们遭受不公的人。大屠杀这样的滔天罪行，只有我们前面讲到的纽伦堡审判及欧洲各个国家运转的其他司法机器显然不够。早在1944年，当时由未来总理摩西·沙雷特（Moshe Sharett）掌管的犹太事务局政治处的调查部门就开始搜集关于纳粹战犯的资料。建国后，追踪犯人并把他们带回来审判成为几家以色列机构的部分职责，有的还是秘密机构。这种努力并不局限于以色列人。很多国家的和国际的犹太机构，包括世界犹太人大会，都参与其中。此外还有幸存者本人。1946年，38岁的捷克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在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等多座集中营待了5年的幸存者，与其他30名集中营狱友一同成立了犹太人历史文献中心。该中心最后长期落户维也纳，专门致力于验明尚未接受审判和判刑的纳粹战犯的身份。深入研究大屠杀既是为了惩罚作恶者，也是出于学术和教育目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仅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就开设了93门关于大屠杀的研究课程，还有6家完全致力于这项课题的研究中心。比如，洛杉矶的维森塔尔大屠杀研究中心借助最新技术，用40英寸高和23英寸宽的弧形屏幕、3台电影放映机和一个特殊的宽银幕电影镜头、18台幻灯机和五声道音效，全部与中央电脑相连以便同步控制，营造出所谓的“多屏幕、多声道的大屠杀视听体验”。在反犹分子开始顽固地力图证明大屠杀根本从未发生过或只是被荒谬地夸大时，用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将这个事件重现出来似乎并不过分。【63】
不过，大屠杀文献的主要目标依然是为了正义。维森塔尔（Wiesenthal）本人就将1100多名纳粹分子送上法庭宣判。他为以色列政府对希姆莱的直接下属、大屠杀的行政执行人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身份确认、逮捕、审判和判决提供了大部分资料。1960年5月，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逮捕并秘密带回以色列，依照1950年的《纳粹和勾结纳粹（惩罚）法》，因15项罪名被起诉。【64】鉴于众多原因，审判艾希曼对于以色列人和整个犹太民族来说都是一件具有实际和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用最引人瞩目的方式宣告杀害犹太人可以不受惩处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无处藏身。976名外国记者和166名以色列记者对其进行了报道，控诉涵盖整个大屠杀及导致大屠杀的事件，由于控诉的性质，这场审判成为对无数人进行的大屠杀事实教育。但它同时也在最情感化的领域精确展示了以色列的司法。
艾希曼被捕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供认了自己的身份和罪行，并承认犹太人有权惩罚他。1960年6月3日，他说：“如果这么做可以让赎罪行为更有意义，那么我愿意被公开绞死。”【65】后来，他变得不太配合，采用纽伦堡的辩护套路，称他只是执行其他人命令的机器上的小齿轮。结果控方遭遇了激烈、狡猾、顽固及或许卑鄙的辩护。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外国人（德国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博士）为艾希曼辩护，由以色列政府提供经费（30000美元）。审判是一个旷日持久、事无巨细的过程。1961年12月11日下达的判决书尽力维护和主张该法庭的管辖权及其审判被告的权力——无论他被捕时处于何种环境，并且坚持认为调查结果具有真实根据。压倒性的证据使得裁决不可避免。12月15日，艾希曼被判处死刑，1962年5月29日，他的上诉被驳回。伊扎克·本-兹维总统（Yitzhak ben-Zvi）收到要求减刑的陈情书，用了一天时间独自思考。以色列此前（或此后）从未处死过任何人，国内外的很多犹太人都想要绕开那条绞索。但绝大多数人相信判决是正义的，总统在这个案子中找不到任何减轻处罚的情节。拉姆拉监狱的一个房间被专门改建为死刑执行室，地板上切开了一扇活板门，上面是一座绞刑架，1962年5月31日临近午夜时分，艾希曼被执行死刑，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被撒进大海。【66】
艾希曼事件展现了以色列人的高效、公正和坚定，对驱除最终解决方案这个幽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是以色列历史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章节。不过大屠杀依然是以色列民族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事实。1983年5月，以色列调查公司史密斯研究中心发起了一次以色列人对大屠杀态度的全面调查。调查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83%）把它看成他们看待世界方式的主要因素。该中心主管哈诺赫·史密斯描述：“以色列人的心中承受着大屠杀的巨大创伤，即使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大屠杀的观点确实直奔以色列的中心目的。绝大多数人（91%）认为西方领导人知道大屠杀却没有采取行动拯救犹太人；比例略低的人（87%）赞同这个观点：“我们从大屠杀中学到的是，犹太人不能依靠非犹太人。”大约61%的人认为大屠杀是以色列建立的主要因素，62%的人相信以色列的存在不会让大屠杀重演。【67】
因此，正如受法老奴役的集体记忆占据了以色列的早期社会，大屠杀则塑造了这个新国家。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弥漫着一种失落感。希特勒消灭了全部犹太人的三分之一，尤其是犹太教从中汲取出独特力量的那些虔诚和贫穷的人。从世俗角度看，损失显而易见。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从古老贫民窟涌出的思想解放的人才极大地丰富了这个世界，已经证明他们是欧洲和北美现代文明的主要创造力。这种人才供应一直持续到希特勒永远地摧毁了它的源头。人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个世界因此牺牲掉了什么。以色列的损失是毁灭性的。在个人层面，这么多公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童年伙伴；在集体层面，本可以参与国家建设的三分之一的人不在了；或许最重要还是精神层面的损失。犹太教认为人的生命价值最高，甚至艾希曼被剥夺生命前，以色列全民都进行了长期不安的讨论，这种对生命的珍视使得如此大规模的杀戮，尤其是受到上帝特别关爱的穷人和虔信者的被害，成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陈述这个问题甚至还需要再写一部《约伯记》。著名犹太神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1907—1973）很幸运，他就在灾难发生的前6周离开了波兰。提到此事，他写道，“我从撒旦的祭坛之火中得救，祭火灭绝了数百万条人命，彰显了罪恶的荣耀，被它吞噬的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包括如此之多的人所代表的上帝形象、众多的人对上帝能够给予公义和怜悯的信心，以及将近两千年里人们心中产生和珍藏的诸多与《圣经》相关的秘密和力量”。【68】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新的锡安是带着一个没有回答或许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诞生的。
然而从大屠杀开始之前，犹太人的国际地位在某些方面还是得到了根本性改善。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建立了，当然那并没有结束他们的流散。如何才能让它结束呢？流散，就像阿瑟·科恩所述，不是一个世俗的民族国家就能纠正的历史意外；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是“没有得到救赎的历史系数”。【69】多数犹太人仍然在这个国家以外。自从巴比伦流散以来，一直如此。第三圣殿时期跟第二圣殿时期一样，仅仅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随着以色列走过第四个十年，这个比例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的迹象。尽管如此，世俗锡安的实现还是为世界上的犹太人提供了2000年来从未有过的一颗充满活力的跳动心脏。它为全球社区提供了一个中心，那是古老虔诚的居住地和回归的概念从未提供过的，无论它们多么受到珍视。建设以色列等同于20世纪的重建圣殿。与大希律王统治下的圣殿一样，它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方面。但它就在那儿。以色列已经存在，你可以去那里，你可以分享它，这个事实为离散的犹太人提供了焕然一新的维度。它让你关心，有时让你焦虑，还经常让你骄傲。一旦以色列建立，并且证明它可以保卫自己，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流散犹太人就再也不会有人因为身为犹太人而感到羞耻了。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即便临近20世纪，流散犹太人依然保持着它的特点：贫富两极分化，各色人等多得令人困惑。20世纪30年代末，犹太人总人口接近1800万人。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大屠杀的损失并未得到弥补。犹太人总计1350万人，其中大约350万人居住在以色列。最大的犹太社会在美国（575万人），加上加拿大（31万人）、阿根廷（25万人）、巴西（13万人）和墨西哥（4万人）重要的犹太社区，还有十几个规模较小的群体，意味着如今全世界犹太人将近一半（660万人）在美洲。仅次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第三大犹太社会在苏联，有大约175万人。匈牙利（7.5万人）和罗马尼亚（3万人）依然有相当庞大的犹太社会，东欧总共有13万人。西欧犹太人的数量略多于125万人，主要的社区在法国（67万人）、英国（36万人）、联邦德国（4.2万人）、比利时（4.1万人）、意大利（3.5万人）、荷兰（2.8万人）和瑞士（2.1万人）。在非洲，除了南非共和国（10.5万人）之外，如今几乎没有犹太人，只有摩洛哥（1.7万人）和埃塞俄比亚（大概5000人）有已经萎缩的犹太社区。在亚洲，伊朗仍然有大约3.5万名犹太人，土耳其有2.1万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犹太社会加起来还能再有7.5万人。【70】
其中一些社会的历史、构成和起源极为复杂。比如，在印度，20世纪40年代末叶有大约2.6万名犹太人，由三大类型组成。大约1.3万人是所谓的本尼以色列人（意为以色列之子），他们居住在西海岸的孟买一带。这些犹太人已经遗失了他们的记录和书籍，只保留下一段关于他们移民过程的经久不变的口述历史，这段历史直到1937年才形成书面形式。【71】他们的故事是，在神显者安条克（公元前175—前163年）迫害期间，他们逃出了加利利。他们的船在距离孟买以南约30英里的海岸失事，只有7家人幸存。虽然他们没有宗教书籍，而且很快就忘记了希伯来语，但他们始终过安息日和一些犹太节日，遵循割礼和犹太饮食，牢记《施玛篇》。他们说马拉地语，采用印度的种姓制度，分成果阿（白人）和卡拉（黑人），这说明可能有两拨移民。然后还有科钦犹太人，一度有大约2500人，居住在沿西海岸再往南650英里的地方。他们算是有一份依据文件，还有两块记录特权的铜板，铭刻着古泰米尔文，现在可以追溯至公元974年至1020年。既然如此，移民肯定分为几个阶层，黑皮肤的科钦犹太人是最早的，16世纪初叶加入的是白皮肤的犹太人，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可能还有欧洲（以及中东）的其他地方。黑皮肤和白皮肤的科钦犹太人都有分支，第三大群体是棕色犹太人，是犹太人和被他们纳为妾的奴隶所生的低种姓后代。三大科钦犹太人不在一起礼拜。另外还有来自巴格达的大约2000名塞法迪犹太人，他们是在1820—1830年这10年间来到印度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来的最后一拨欧洲犹太难民。后面这两类人会为了宗教（并非社会）目的彼此交往，但他们都不去本尼以色列人和科钦犹太人的犹太会堂。所有白皮肤的犹太人和许多黑皮肤的犹太人说英语，他们在英国的统治下繁荣兴旺，以杰出的表现在军队服役，当上了公务员、商人、商店老板和工匠，上了孟买大学，学习希伯来语，把犹太经典翻译成马拉地语，毕业后成为工程师、律师、教师和科学家。1937年，他们中有一人成为孟买市长，那儿是所有犹太群体在印度的中心。但他们不太适应独立后的印度，随着以色列建国，他们大多选择移民，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1.5万名本尼以色列人所剩无几，科钦海岸只有250名犹太人。【72】
这样的群体竟然能够延续下来，证明的不是犹太教的劝服能力，而是它顽强的适应能力，即使是在最不利的环境下。但无法否认的是，20世纪的大灾难事件几乎将数十个犹太社会摧毁殆尽，其中很多社会十分古老。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整个阿拉伯世界历史悠久的塞法迪社会缩减至战前规模的一小部分或者完全消失。在欧洲大片地区，幸存或在大屠杀灾难后返回的犹太人又有一部分选择移民，尤其是移民前往以色列。在萨洛尼卡，说拉迪诺语的人，1939年多达6万人，20世纪80年代只有1500人。维也纳数量庞大、富有创造力的犹太人，也许是最有才华的犹太人，从20万人缩减至不足8000人，甚至赫茨尔本人安葬在该城市多布尔公墓的遗体也在1949年迁出并被重新安葬在耶路撒冷。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将近7万人，40年后仅有1.2万人。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将这座城市变成了西方的钻石中心，虽然他们还在继续从事这一行业，但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已经从5.5万人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的13500人左右。古老的法兰克福犹太人，曾经在金融界赫赫有名，数量从1933年的26158人下降至20世纪70年代的4350人。20世纪20年代，由将近17.5万名犹太人造就的世界文化之都柏林，20世纪70年代只有大约5500名犹太人（外加东柏林的850人）。最荒凉的真空地带是波兰，截至20世纪80年代，战前13500人的犹太人口已经下降至大约5000人。那里数十座曾经拥有大量犹太会堂和图书馆的城镇，再也难觅犹太人的身影。
不过犹太社会依然在延续，甚至发展。意大利犹太人凭借非凡的韧性在纳粹年代幸存。德国占领快结束时剩下的2.9万人在战后慢慢增长至3.2万人；不过这也要归因于从北部和东部到达意大利的移民。1965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显示，意大利社会，与其他先进国家的社会一样，人口状况脆弱。相比总体人口的18.3‰，意大利犹太人的出生率只有11.4‰。生育率和结婚率同样低得多，只有死亡率和平均年龄（男41岁，女33岁）较高。【73】在罗马，直到1880年，犹太社会的核心依然存在于特拉斯泰韦雷的古老贫民窟地区，从罗马古老的国王时期开始，那儿的犹太人就从事捡破烂和流动叫卖，竭力维持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里的犹太富人与最穷的人几乎比邻而居，就像他们一直以来的做法一样。30个大家族，圣殿派，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至1900年前的提图斯皇帝时期，当时他们是在圣殿被毁后被锁链锁着押到罗马的。那座壮观的教堂轮流以利用、迫害和保护的态度对待他们，罗马犹太人就居住在它的阴影之下。他们力图既反抗它，又与它和谐相处，于是他们最重要的那座犹太会堂——位于台伯滨河路，就在古老贫民窟的大门外——是意大利巴洛克教堂风格的恢宏运用。1986年4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那儿成为第一位出席犹太会堂礼拜的教皇，与罗马的首席拉比轮流朗读《诗篇》。他对犹太会众说：“你们是我们亲爱的兄弟，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们是我们的兄长。”他的意图良好，而且强调“兄长”有点儿太贴切了。
在法国，战后一段时期无可否认地见证了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增长。法国战前的犹太人口是34万人，纳粹及其维希盟友杀害了其中9万人；法国根基牢固和高度同化的本地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为大量驱逐难民提供了合作，这种认识为这场悲剧平添怨恨。但在战后30年间，从伊斯兰世界大量涌入的塞法迪移民至少弥补了这种损失：2.5万人来自埃及，6.5万人来自摩洛哥，8万人来自突尼斯，12万人来自阿尔及利亚，以及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人数相对较少却依然可观。结果，法国犹太人的数量翻了不止一番，超过67万，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犹太社会。
这种规模巨大的人口扩张势必伴随深刻的文化变迁。法国犹太人一直是最主张民族同化的，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使其几乎完全认同共和制度以来。维希政府统治时期很多法国人行为败坏，导致人们有些丧失信心，其中一项指标是法国犹太人在1945—1957年改名的人数是1803—1942年整个时期的6倍。【74】即便如此，人数也不多，极端同化依然是法国犹太人的突出特征，即使是在战后时期。类似雷蒙·阿隆等作家站在了法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安静、低调及非常老练的犹太中高阶层输送出了著名的总理，比如第四共和国的勒内·梅耶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第五共和国的米歇尔·德勃雷和洛朗·法比尤斯。不过，从非洲涌入的塞法迪犹太人极大地加强了法国犹太人的犹太性。他们大多或许会讲法语，不过能够阅读希伯来语的比例很高。19世纪的法国犹太人有一个“三代理论”：“祖父相信，父亲怀疑，儿子否认。祖父用希伯来语祈祷，父亲用法语读祈祷文，儿子根本不祈祷。祖父过所有节日，父亲过赎罪日，儿子什么节日都不过。祖父依然是犹太人，父亲被同化，儿子已经成为纯粹的自然神论者……如果他没有变成无神论者、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者或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话。”【75】在战后的法国，这种理论不再奏效。儿子如今可能宁可回归祖父的宗教，把父亲孤零零地留在他的不可知论里面。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涌入，在南部复兴了已经或正在消亡的中世纪社会。比如，1970年，著名作曲家达律斯·米约为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一座新犹太会堂放下基石——原来的犹太会堂在战时被卖掉并被改成新教教堂。【76】新犹太会堂不是宗教和世俗的犹太性复兴的唯一标志。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古老的世界以色列联盟的领导人倾向于成为对国内外犹太事业采取激进态度的虔信犹太人，遵守律法和学习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比例相较过去要高得多。法国反犹运动持续不息的余波，尽管比20世纪30年代微弱，却让犹太人的战斗性趋于加强。等到它发现了议会形式，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布热德分子或80年代的国民阵线，犹太组织便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维护犹太人的坚定信念。1980年10月3日，科佩尔尼克街的自由主义犹太会堂遭遇炸弹袭击，它是当时据说是为促进犹太复兴服务的几座犹太会堂之一。法国犹太人即使正被非洲移民扩充，但本身依然鲜明地抵制犹太复国主义：法国犹太人实际上不会有人去以色列居住。但他们本身还是支持以色列1956年、1967年、1973年，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挣扎求生。如果认为法国政府做出了不利于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利益的政策，他们就会激烈反对。他们第一次在法国组建了犹太人游说团体，而且在1981年选举时，犹太人的选票是替换掉管理法国23年的戴高乐主义右翼政权的重要因素。全新的、更加积极和显眼的犹太权势集团在法国出现，它意识到了自己的人数力量和活力，可能将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遍及流散犹太人的意见方面扮演更加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流散犹太人中，强有力的法国声音受人欢迎，尤其是在德国声音由于希特勒的时代而近乎沉寂之后。近几十年来，尤其是随着意第绪语的衰落，流散的声音定然是英语。1646年犹太人返回英国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那就是如今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犹太人说英语，85万人在英联邦国家（外加南非），将近600万人在美国。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贝尔福宣言》和托管，犹太人历史上真正的英国时刻随之到来，也随之成为过往。英国犹太人成为且依旧是主要犹太人当中最稳定、最满足和遭受威胁最少的。20世纪30年代，它接纳了9万名难民，使它的数量达到了最高，从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约30万人扩充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远超40万人。可是，与意大利犹太人一样，脆弱的人口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变得越发明显。比如，1961—1965年，英国犹太会堂的平均结婚率是4.0‰，而全国的平均率是7.5‰。犹太人的总数从1967年的41万人下滑至20世纪70年代的不足40万人，80年代后半叶可能降至不足35万人。现代的英国犹太人不缺活力。犹太企业在金融界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娱乐、房地产、服装鞋类和零售行业举足轻重。它创建了格拉纳达电视这样的全国机构。西夫家族把成功企业马克斯-斯潘塞百货公司打造成为战后英国商业界最经久不衰（和最大众化）的成就，温斯托克勋爵把通用电气改造为英国最大的公司。犹太人在书刊报纸出版行业表现积极。他们出版了最好的流散犹太人期刊《犹太纪事》。他们越来越多地坐进了上议院的席位（虽然只是少数）。20世纪80年代中叶，坐进英国内阁的犹太人一度不下5位。但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力并未体现在生儿育女上，也没有凝聚成流散犹太人中或者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作用的首要影响力。在这方面，英国犹太人表现得，或许是不得不表现得跟英国一样：把火炬传给了美国。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美国犹太人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的扩展及巩固与以色列的建国同样重要，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就为疲惫的流散犹太人提供了永远敞开的庇护所，用主权决定和捍卫他们的命运，那么美国犹太人的发展则获得了全然不同的权力，让犹太人在塑造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策方面发挥重要的、合法的和永久的作用。这不是宫廷犹太人那种不堪一击的影响力，而是民主游说和人口形势带来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叶，美国的犹太人口是5780960。这个比例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7%，但他们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大城市，众所周知，比起小城镇、村庄和乡村地区，大城市能够发挥更大的文化、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影响力。临近20世纪末叶，犹太人依然是大城市居民。特拉维夫-雅法有39.4万人，巴黎有超过30万人，莫斯科有28.5万人，大伦敦有28万人，耶路撒冷有27.2万人，基辅有21万人，列宁格勒有16.5万人，蒙特利尔有11.5万人，多伦多有11.5万人。但美国犹太人集中在城市的现象最明显。大都会纽约有199.8万名犹太人，目前为止都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城市。数量第二的是拥有45.5万名犹太人的洛杉矶。接下来是费城（29.5万人）、芝加哥（25.3万人）、迈阿密（22.5万人）、波士顿（17万人）和华盛顿特区（16万人）。犹太人口超过1万人的美国城市共有69座。在重要的州也有一种人口集中现象。在纽约州，犹太人有2143485人，占人口的12%。这个比例，新泽西是6%，佛罗里达是4.6%，马里兰是4.5%，马萨诸塞是4.4%，宾夕法尼亚是3.6%，加利福尼亚是3.1%，伊利诺伊是2.4%。在美国所有重要的少数种族的投票中，犹太人的投票是最有组织性的、最容易响应领袖指引的，也是最有可能有效运用自身力量的。
但是，犹太选民，无论多么经验老到，他们的直接政治影响力可能还是被夸大了。从1932年开始，犹太人把绝大多数选票投给了民主党，有时比例高达85%～90%。没有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犹太人对民主党的总统或政策产生了与此相应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犹太选民始终忠实地支持民主党似乎越来越多的是基于情感和历史，而非该群体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稍微让选举专家们感到惊讶的是，大多数犹太人依然投票给民主党，不过票数已经降至60%左右。在1984年的选举中，他们是唯一给予民主党候选人多数支持的宗教群体（除了无神论者之外）和唯一的少数种族群体（除了黑人之外）。犹太人投票的原因不是为了公共经济或对外政策，而是对穷人和弱势群体尚存同情之心。【77】截至20世纪的最后25年，“犹太游说团体”的概念在美国政治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传说。
犹太公民与美国整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重要得多：犹太少数种族成了美国社会的核心成分。整个20世纪，美国犹太人始终在充分利用美国向他们敞开的机会大门，上大学，成为医生、律师、教师、各类专业人员、政客和公务员，在金融和商业行业一如既往地表现得风生水起。他们通常在私营企业界，印刷、出版、广播和娱乐业，还有精神生活方面，尤其如鱼得水。他们在某些领域独占鳌头，如小说创作。他们在各个地方都为数众多，事业成功。后来，慢慢地，20世纪后半叶，与更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精英一样，这个成功精英阶层的文化影响无处不在、普遍深入。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不再是游说团体。他们成为这个自然有机体自身的一部分，一只手臂，还是一支有力的手臂。他们不仅从美国主体外部向内经营，而且开始从内部向外经营。由于他们拥有民主、宽容和自由主义的历史传统，他们一定程度上在美国扮演了辉格党在英国曾经扮演的角色：通过为那些不太幸运的人提供开明服务以此为其特权寻找道德合理性的精英。简言之，他们不再是追求权利的少数派，而是授予权利的多数派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活动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从影响领导权转变为行使领导权。
因此，在美国文化中明确区分出犹太因素变得很困难。它们已经成为其中不可或缺、和谐统一的一部分。识别出所谓回应犹太人利益的美国政策甚至更加困难。这样的利益一般会变得与美国整体利益越发相连相通。这种原则对以色列的情况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无须再劝说美国领导人为以色列的生存权做担保。那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是自由民主的孤独前哨，在普遍无视这种价值观的地区支撑法治和行为的文明标准。以色列得到美国的支持是自然和必然的，唯一的争论是如何最明智地提供支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现实如此，以色列依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可靠的盟友、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即使没有美国犹太社会的存在。
但美国的犹太社会确实存在，而且它在流散犹太人中取得了独特地位，凭借的不仅是它的规模，还有它的特性。它是一个完全同化的社会，却依然保留着犹太人的意识。它的成员认为自己既是完全的美国人又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这样的现象。美国发展和构成的独特环境使其成为可能。犹太人，永远的“外人和寄居的人”，最终在一个所有人都是外人的国家找到了自己的永久居所。由于所有人都是外人，所有人都有类似的居住权，一直到所有人都可以同样平等地称其为家乡。还有，美国是第一个能让犹太人居住其间并发现他们的宗教和宗教仪式具有优势的地方，因为所有灌输公民道德的宗教都得到了礼遇。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美国还以自己无所不包的宗教为荣，或许可以称之为民主法律，一部世俗的《托拉》，是犹太人可以出色遵守胜任的。出于这一切原因，把美国犹太社会看作流散犹太人的一部分或许是一种误导。美国犹太人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尤胜以色列的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以色列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词来定义他们的身份，因为除了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严格意义上的流散犹太人以外，美国犹太人开始形成全新的犹太巨鼎的第三条腿，整个民族的安全和未来同样要由它来支撑。三条腿分别是流散犹太人、已经集合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有在美国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犹太人。
俄国犹太人与美国犹太人截然相反。在美国，犹太人促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在俄国，国家是他们的主人。研究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学到的一课是，反犹主义腐化了人及其所在的社会。它腐化了多明我会修士，也同样腐化了贪婪的国王，它让纳粹国家变成一个痛苦呻吟的腐败社会。但它对俄国的腐化作用之明显，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如前所述，沙皇的反犹法律让轻微的腐败行为无处不在。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道德腐蚀。因为在折磨犹太人的过程中，沙皇俄国变成一个习惯于封闭、压迫和高度官僚化的控制系统。它控制国内运动和犹太人的住处，控制他们上学的权利还有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内容，控制他们进入行业或机构的权利、出售劳动力的权利、创业或开公司的权利、礼拜的权利、加入组织的权利，还有从事其他各种数不清的活动的权利。这套系统运用骇人听闻、无处不在的控制手段，掌控一个不受欢迎、社会地位低下的少数种族的生活，残酷侵犯他们的家园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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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发展是利用大规模资本将原始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的杰出例子。19世纪60年代，金伯利发现钻石矿区，20年后，兰德发现金矿，南非开启了内部矿产财富的大门，在此之前，它还是个闭塞的乡村地区。改变南非命运的是矿业融资公司，这是一种新的金融机构，它可以集中所有权并在高科技深井开采方面募集和调动巨额资金。这种机构原本是由英国人塞西尔·罗得山发明的。但犹太人一直对宝石（尤其是钻石）和金银行业有所涉足，他们在南非的深层矿井和募集资金采矿的金融体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78】阿尔弗雷德·拜特、巴尼·巴纳托、路易·科恩、利昂内尔·菲利普、朱利叶斯·韦纳、索利·乔尔、阿道夫·格尔茨、乔治·阿尔布和阿贝·贝利等人将南非变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富裕的矿业经济体。以埃内斯特·奥本海默为首的第二代矿业金融家巩固并拓展了这一成就。【79】
犹太人在兰德的日进斗金（有时会亏本）勾起了强烈的嫉妒和愤恨。批评的声音中就有左翼辩论家，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时前往南非为《曼彻斯特卫报》报道战争的J.A.霍布森（J.A.Hobson）。霍布森认为犹太人“几乎毫无社会道德”，拥有“精于算计的超群智力，这是他们的民族遗产”，因而能够“利用所在社会的每个空子、每件蠢事和每项缺点”。【80】在南非，在他看来无处不在的犹太人的活动让他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写道，官方数据显示约翰内斯堡只有7000名犹太人，但“店面和商号、市场、酒馆、时髦市郊住宅‘门阶’足以证明那支被拣选民族的大量存在”。尤其令他感到气愤的是，他发现，证券交易所赎罪日关门。190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南非战争：前因后果》，将战争归咎于“一小撮国际金融家，主要是德国血统的犹太人”。“为了让由矿主和投机者组成的小型国际寡头组织在比勒陀利亚掌权”，英国军队浴血奋战，牺牲在沙场。“新的耶路撒冷，”他厌恶地写道，“不是汉堡，不是维也纳，不是法兰克福，而是约翰内斯堡。”【81】
霍布森对战争根源的解释是错误的。这场冲突，可以预见，是矿主们的灾难。至于犹太人，整部现代史都能证明他们无论是性格使然还是出于利益的考虑都非常爱好和平，尤其是他们以金融家的身份出现时。可是，同其他阴谋论者一样，霍布森对事实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的概念是否吸引人。两年后，他把自己的理论扩写成一本著名的书——《帝国主义研究》，揭示国际金融资本是殖民地和战争背后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的经济寄生虫”这一章是他的理论核心，其中包括以下关键段落：
那些大企业——银行业、经纪业、票据贴现、融资贷款、企业推广——构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它们被各组织之间最牢固的纽带连接，彼此始终保持最密切和最快捷的联系，它们位于各个国家商业资本的正中心。就欧洲而言，主要被背后拥有几百年金融经验的特殊种族控制，因此这些企业处于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独特地位。除非经过他们的同意或者通过他们的机构，否则大规模资本不可能迅速形成方向性。有没有人认真地想过，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集团坚决反对，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承受一场大战吗，可以发放一笔巨额国债吗？【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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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公开出版《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小册子。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本小册子已经以无数不同的版本发表，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从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到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诸多阿拉伯领导人手里都有这本小册子。纳赛尔显然是相信了，1957年，他对一名印度记者说：“这书你必须看看，我给你一本。它确凿无疑地证明，30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互之间全都认识，他们掌控着欧洲大陆的命运，而且他们就从自己的随从中选择继任者。”【83】这本书让纳赛尔大为触动，以至于1967年前后，他的兄弟又出版了一种阿拉伯版本。阿拉伯学校的教科书和阿拉伯军队的培训资料就有这本小册子的节选和概述。【84】1972年，它的另外一个版本还出现在贝鲁特图书畅销榜的榜首位置。
应该补充的是，这些版本都是为阿拉伯读者专门编辑的，还在巴勒斯坦问题的前因后果中介绍了那些长老。《锡安长老会纪要》并非战后阿拉伯世界唯一继续流传的反犹作品。1890年在开罗以《自由号角声中无辜者的哭泣》为题目出版的血祭诽谤资料，到了1962年，作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47]政府所谓的《塔木德人牲》的官方出版物重新浮出水面。【85】血祭毁谤的确会在阿拉伯世界的报纸上定期重现。【86】但《锡安长老会纪要》依然是最热门的，而且不只是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1967年，它在巴基斯坦出版，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上台以后，伊朗政府及其大使馆也对其广泛利用。1984年5月，他那份印制了《锡安长老会纪要》摘录的出版物《伊玛目》谴责英国特遣部队在福克兰遵照锡安长老的建议犯下暴行。【87】霍梅尼的宣传通常把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描绘成撒旦散发的能量，说它已经“到处活动了很多个世纪，对人类社会和价值观犯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滔天罪行”。霍梅尼遵循中世纪的路线，即犹太人是劣等人或非人类，甚至反人类，因此是一种可以消灭的生物品种。但他的反犹主义思路混乱，总是在简单的反犹太教、伊斯兰教宗派主义（统治敌国伊拉克的逊尼派穆斯林不仅自己是魔鬼，而且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傀儡）和对“大撒旦”美国的仇恨之间徘徊。他发现很难判定是撒旦通过犹太人操纵华盛顿，还是反过来。
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反复的口头诽谤迟早会有暴力行为的跟随。几个世纪以来，一次又一次，反犹作品掀起它们的可怕浪头，再以犹太人的流血达到高潮。虽然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残暴程度独一无二，不过19世纪的反犹理论依然对此有所预兆。
对世俗锡安的需求在其历史的最初40年有增无减。建立世俗锡安是为了接收欧洲反犹主义受害者，为了在大屠杀的余波中安置受到严重打击的幸存者。它还要负责接纳那些被赶出来的阿拉伯犹太人。单单已经付诸实现的这些目标就能够证明它存在的正当性。
以色列国还需要实现一个更加严峻的目标。它是全世界处于危险当中的犹太人的主权避难所。它是已经在其国境内集合的犹太人的守护者。它是大屠杀不会再次发生的唯一有形保障。它得到了美国可靠的保护承诺，但一个主权国家最后一定要依靠自己的防御能力。因此以色列不得不掌握某种手段，可以对潜在的攻击者施以其难以承受的破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如果大卫不得不遭遇歌利亚，那么他必须有一把甩石的机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科学家在制造出第一批核武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希特勒会率先研制出原子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他们打造出了核能力，这种能力的存在虽然秘而不宣，但在它将发挥最大作用的消息渠道里，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以色列就有能力来完成形势赋予它的第二大新任务。
可是，用这种残酷的腔调总结犹太人的历史是错误的。犹太人的历史呈现出来的是高潮和灾难的交替。它可以被视为耐心的研究、富有成效的勤奋和团体惯例的连续统一体，其中大多是没有记录的。快乐沉寂的时候，悲伤就会发出声音。历史学家必须记住这一点。4000年以来，犹太人证明自己不仅是伟大的幸存者，而且得心应手地适应社会——在各个社会之间，他们被命运推来搡去——和不断创造他们可以给予的舒适的人类物质条件。让贫穷变得富足，让财富人性化，或者让不幸变成创新的理由，在这些方面没有人能比犹太人更有创造力。这种能力源于充分和精妙的道德哲学，正因为它被看作能够为共同拥有它的人解决问题，所以这种道德哲学千百年来几乎毫无变化。古往今来，无数犹太人在犹太教的负担下呻吟。但他们还是会继续背负着它，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知道，是它在背负他们。犹太人是幸存者，因为他们拥有幸存的法则。
因此历史学家还必须记住，犹太教始终要比它的信徒总和重要。犹太教创造了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创造了犹太教。正如哲学家莱昂·罗特所说：“先有犹太教。它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份计划，犹太人就是实施这个计划的工具。”【88】犹太人的历史不仅是具体事实的记录，还是抽象概念的记录。犹太人相信自己是被创造出来并受命成为非犹太人的光，他们已经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服从。无论是从宗教角度或世俗角度考虑，他们的成果都卓越非凡。犹太人为世界提供了伦理一神论，或许可以被描述为对神学的理性运用。在比较世俗的时代，他们将合理化原则运用至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经常超前于人类的其他种族。因而，他们散发出来的光亮既给人启迪，又令人不安，因为它揭示出关于人类精神及提升精神的方式的痛苦真相。犹太人是著名的说真话的人，那也是他们招致如此仇恨的一个原因。先知会被畏惧，有时会被尊崇，但他们何时会被喜爱呢？但先知定会预言，犹太人也会坚持追求他们眼中的真理，不管它通向何方。犹太人的历史，要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它教导我们，人类的存在确实有一个目的，我们不只是如野兽那般只是要经历生死才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继续给造物赋予意义，犹太人会从《约书亚记》杰出的第1章中重复三次的训谕中得到安慰：“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