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的偶像
自哲学家尼采发表其著作开始,西方社会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转型。世界大战以前,尼采曾宣称,科学必然会帯来人类进步的观点实则是一个偶像——一种新的类似宗教的信仰,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科学只能告诉我们某一事物是什么,却不能回答它应该是什么。人类既可以善良、无私,也可以残忍、暴力,而科学只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他指出,没有理由认为科学会带领我们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只会轻易地借着核冲突、生态灾难,或使用科技控制社会的独裁者把我们带进惨淡的未来。
尼采抨击的不仅是理性和科学这个现代偶像,也包括个人权利和自由这一现代新道德。他花很大力气指出现代理念中存在的深刻矛盾。现代文化声称,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每个人必须选择自己的是非标准,同时又认为,我们必须尊重人权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可是尼采问,谈论这些的基础是什么?如果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那么你怎么能武断地宣称有呢?如果人类的形成如同铁锈和岩石,乃是自然过程的产物,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平等和有尊严的对待?
尽管尼采的观点令人深感不安,他的基本观点却很能说明问题,二十世纪发生的灾难在许多方面将其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尽管在西方社会仍然有基督教等传统世界观的诸多影响,还有现代科学、人性尊严和进步的乐观理念,但还是出现了普遍流行的被称为“后现代”的转型。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富有内在逻辑的信仰。后现代文化对所有社会的真理标准和计划一一无论来自旧传统还是自由、现代文化都表现出不屑的态度。二十世纪中叶的电影和小说常常将人类未来社会描写成在健康、教育、科学知识和社会和谐等领域不断有着新成就。今天,几乎所有的电影和小说都比以往更为悲观,讲述着各种反乌托邦的结局。
尽管尼采希望摆脱偶像文化,许多人却指出,后现代思想最终将现实变成偶像。作家爱德华・多克斯(Edward Docx)在他的文章《后现代主义已死》(Postmodernism Is Dead)中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批评。他指出,如果像后现代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道德只是权力游戏,是一个人所处社会和文化的产物,那么就不可能批判社会中的任何问题。没有人有能力去进行改革或谴责不公。后现代主义太过高举现实,进而将其绝对化。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尼采与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批判家。当他称我们的世界为“技术的世界”时,他其实是指出了我们当今文化的偶像。吕克・费里如如此解释海德格尔的观点:
海德格尔、多克斯以及如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这样的作家认为,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的偶像。因为在后现代社会没有人知道人类最终的“目的”和目标,或就此达成一致。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手段”或技术。因为我们对美好的人类生活或社会没有统一的愿景,我们只剩下竞争——争取个人的成功和权力。如果技术能够完成一些事情,它就会做成,因为我们的技术没有更高的理想和道德观念来对其进行指导或限制。
后现代主义造成社会分裂,这也成为学术界一个盛行的话题。罗伯特・贝拉和安德鲁・德尔班科认为,任何有凝聚力的社会都需要给人们一个超越个人欲望的更宏大、更高尚的生活目标。德尔班科认为,讽刺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右派在其鼎盛时期,“联手将即时满足作为美好的标志所失去的......是值得流泪、牺牲甚至舍命的休戚与共的观念。”
德尔班科同意,到了最后,后现代主义偶像使得个人被广告商所愚弄,“下意识地对市场中其他可相互替换的产品表示认同。”很多作家颇具说服力地写道,作为市场经济价值的消费主义和成本效益观念,已蔓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家庭生活都未能幸免。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再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分配的工具,而成为ー个几乎绝对化的偶像。而即使在诸如美国等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文化冲突”。即消费主义削弱了自我控制和责任心,而资本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两种美德的基础上。
但这种情绪和意义的转换如今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呢?我曾同一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老者交谈,他是对冲基金行业的先驱之一。他告诉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最优秀、聪慧之人大多不想进入金融界,而是想从事教育和科学。他们想教育年轻人,把人类送上月球,解決全球饥饿问题。当时主流声音告诉他们:你们能做到这一点。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感到社会发生了変化。人们对社会进步远不如以往那般乐观,甚至都不知如何为此下定义。文化之争将人们分帮分派,犬儒主义开始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雄心勃勃、最富有才华的人都想进军商界和金融界。当时的看法是,除非你是拥有高薪的专业人才,否则你无法有一个充实、自由的人生。老人告诉我,“这种想法是不健康的”,他是对的。他对哲学家与学者的分析表示认同。但他的结论不是来自对思潮的观察,而是看到这种社会变化如何具体地影响了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他经历了社会工作观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变迁。
后现代主义崇拜“无目的的手段”,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中,这种偶像崇拜透过虚夸、欺诈和利己行为体现得淋漓尽致。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在为英国《卫报》撰写文章时,回顾了2012年6一7月的报纸头条。她看到:巴克莱银行和其他银行串通操纵利率;汇丰银行集团因2004-2010年未阻止洗钱(“没有阻止一场非常有利可图的活动”)被罚次10亿美元;2.15亿美元的客户资金在百富勤资本“失踪”,其创始人自杀未遂,面临刑事指控;富国银行同意支付1.75亿美元的罚款,因为在具有相同的信用评级的条件下,银行自动调高非洲裔和拉美裔次级抵押贷款的利率,使其高于白人借贷的成本(“这又是一桩很有利可图的行为”)。美国银行和太阳信托抵押贷款也因同样的原因被罚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是银行家们通过将大量的抵押货款打包,以此隐瞒了这些贷款本身较低的价值,再将这些打包的贷款出售给市场,从中获利。
伍尔夫的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连串令人悲哀的现象的结果:“媒体“坏苹果'的理论不再起作用。我们看到整个银行系统都在腐败,而且是系统性的相互勾连。”
拥有更多政治自由主义情感的人很快就能够察觉商业领域中“无目的的手段”的后现代主义偶像。但他们对另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却不甚敏感,即我们并非从家庭和社会关系中,而是作为消费者来确认自我。我们通过选择购买某些品牌,为自己打造一个面具,并通过网络世界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
此现象不仅沖击了金融界,同样也对媒体、娱乐和营销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和教会里许多从事营销和广告业的会众交流过,现在业界已经从宣传产品能带来的益处,转向宣传产品能带给消费者身份和生活质量。耶鲁大学哲学家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指出,现代文化将幸福生活定义为“顺风顺水”,充满了可体验到的享受,而在古人看来,幸福生活的意思就是活得更好——有品格、勇气、谦逊、爱和正义。因此,市场营销的工作和促销手段就是向顾客保证他们的产品不仅性能优良，而且能给顾客带来幸福。
我曾与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交谈,他们都是广告经理,而且都正在考虑离职。那位女士的公司仅有两家大客户,都是化妆品公司。“这些化妆品公司希望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他们的产品能帮助你最终找到爱,并且爱自己。而这种观念害人不浅。”男士的客户是跑车公司。他不止一次以性感作为卖点来进行营销。他为此备感压力。他们两人曾拒绝这种作法,但遭到强烈反对。最终男士没有离职,而是继续工作,因为他把卖点从“性感”变为“高性能跑车”。他的方式十分巧妙、令人信服,让客户和他的公司都感到满意。而那位女土却没有成功,她不得不离开公司,重新创业。
基督徒认为,当我们售卖和营销产品时,我们需要向潜在客户展示,我们的产品能够为其生活带来“附加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产品可以提供给他们某种生活。但是因为基督徒对人类“美好生活”有着更深的理解,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在当下文化的群体偶像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