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的偶像
西方社会在过去五百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変化。随着现代科学和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哲学运动的兴起,现代社会废除了宗教、部落和传统偶像,以理性、科学和个人自由取而代之。
“理性”这个概念包括几个要素。其中一个是进步的理念,对此,我们从人类科学技术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中可见一斑。现代社会认为“科学和技术的传播会带来快乐,而这个理念也塑造了历史和政治”。科学通过严谨的方法验证其结果,而非倚靠感觉。按照现代世界观,任何事物必定都有一个自然的、因而也是物理的原因。这一观点仍具有巨大的文化权威性。大多数人要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就要根据“科学证据”,因为科学论证被看作是客观的和无懈可击的。这里隐含的是,若有足够长的时间,科学就能够回答、解決所有问题。现代文化不再倚靠古人的智慧或宗教权威的启示,除非是有选择性的、私人的“精神”安慰。为建设一个繁荣的社会,我们只需要以科学的方法建立人类的逻辑思维。
与这种对人类理性寄予极高希望密切相关的,是将个人自由绝对化。现代社会不再认为世界拥有统一的、所有人都应当服从的道德规范。相反,他们认为一个人自由地选择他或她想要过的生活的权利是至高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唯一的道德错误是阻止他人选择他们自己认为充实的人生。这意味着,最终没有任何道德权威或理由能够淩驾于个人幸福之上。正如许多人指出的,这就将“选择”神圣化了。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个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被造中唯独应受尊重的。換言之,自我取代了上帝。
现代文化的偶像对工作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欲望,以服侍更高的权威,例如上帝、家庭和他人,并以此发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而现代社会中,个人利益和欲望至高无上。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也给工作在人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带来变化:如今工作变成实现自我的方式。传统文化认为,每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是由出身或习俗所決定,每个家庭在社会中“各居其位”，个人才华、抱负和辛勤工作无法決定一个人最终的成就。而现代社会却又过于看重个人的自主。哲学家费里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新个人主义对工作的影响:
因此,现代个人主义的偶像往往将本是美好事物的工作高抬为人类救赎的一种方式。同时,现代理性和经验主义的偶像通过追求不断升高的产值而给人造成压力,这也增加了工作的经验。十九世纪未,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创立了“科学管理”,又称为生产的“合理化”。这就是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商业流程中,从而将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实例.
当时,使用泰勒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工厂中的工人对此很愤怒。他们认为这是非人化的管理,因为他们被完全剥夺了个人判断和行动的权利,每日像奴隶般地工作。泰勒的科学管理强调对每项流程进行简化及标准化,每个环节都以绝对统一的方式完成。很多人认为这是机械工作方式。泰勒式科学管理的最著名的批判者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他认为将工作极端理性化的确是对待工人如机器齿轮一般。他写道:“若让一台机器发挥最佳水平,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们仅做一件事情,而且不断重复、尽量简化......但人是一台设计非常糟糕的机器。人类的过人之处在于......协调。人类善于将感知与行动连在一起。只有当整个人肌肉、感官和心灵都调动起来,投入到工作中,才能将其能力发挥到极致。"
现代文化的偶像是否给我们今天的工作带来正面的影响?这其中可能会有正面因素,但最终答案是否定的。与古代文化相比,现代文化的偶像确实赋予了某些工作更大的尊严,从这点来看,它与圣经的工作观更为接近,但却在很多方面“过犹不及”。如今,我们的效率和生产力都有了飞跃,但代价也很大。从我祖父的经历便可以很好地看到现代文化给工作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我的祖父1880年出生于颇具传统文化的意大利,他是陶匠之子。他告诉他的父亲,他不想子承父业。然而家人告诉他,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们不可能从家族行业之外得到任何一份工作,甚至不可能搬到另一个村庄。于是,他在1897年移居美国,来到了这个比家乡更加现代、拥有家乡所无法想象的社会流动性的国家。祖父开始在纽约的地铁工地作工,这里的工作强度简直无法想象,且没有配套的安全保护措施。这在家乡也是无法想象的。后来他在一次事故中几乎失去一条腿,于是他搬到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在那里靠着自己的力量开了一间肉铺,这在家乡的村庄也是无法做到的。他在新的国家找到了自我。回顾他的一生,他一直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被释放,被打压,也被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