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再没有比那段时间更苦的日子了

世界上再没有比那段时间更苦的日子了


好辛苦啊。


读书好辛苦啊。


主要是各种担心:怕努力了也没有效果,怕努力的方向不对,怕熬夜不对,怕跳过不会的从会的开始做题也不对……


各种纠结各种拿不准。可怕的是这种苦。


还有那个似乎触手可及的将来,仿佛美好就在眼前,伸手可得,有时又感觉很远,拼命跑拼命跑也到不了……


都是这么纠结着过来的,特别是心思更细腻又没有形成自己重心的同学,很容易被外界干扰。


读读严歌苓的这篇文章吧,认清了局势,心里有了底,只需努力就好。


文章来源于严歌苓《读书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世界上再没有比那段时间更苦的日子了,真的是太苦了”

文 | 严歌苓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虽是作家,但他很少用自己的文学理念影响我。在我的生活学习中,父亲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教师,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文学伴侣,最好的交流文学的朋友。


父亲常与我沟通他最近读的好书,也会建议我去读。每天早上不管多忙,我都要拿出一小时与父亲喝咖啡,然后谈一谈我最近写的文字,他看完以后会提很多建议。


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陪伴,我觉得很幸运,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荣幸。


父亲开始并不看好我写小说,对于我走上写作的道路,他完全感到意外,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


小时候,我是一个爱唱爱跳的小姑娘,经常进入属于小孩子自己的剧团组织去跳舞,自己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加上母亲是话剧演员,在别人看来,我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沿着母亲那条路走下去。


12岁那年,我到了部队歌舞团,那时父亲似乎已看到我的前程,他认为我会走上舞蹈的道路。


实际上,我到了20岁却忽然会写作了。对此,我的父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但是,这时他并不觉得这就是我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里有大堆的书,都是父亲从我爷爷那儿继承过来的,很多线装书,诸如《水浒》《西厢记》等,我没有读过,而像《唐璜》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我则很小就爱读。这些书陪伴我走过了少年时代。


我最推崇的一本书是《红楼梦》,这本书也是父亲一直推崇的。我居住的院子里,有孩子很早就开始读《红楼梦》。当时因为很好奇,我就开始探听、去读,那时当然都是生吞活剥似的读,所以也将《红楼梦》读得似懂非懂。


那时看书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挑选内容看。比如那时我看《战争与和平》,关于打仗的内容都不看,光看谈恋爱的。读《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把英文的那一段都跳过去,关于农村描写的那段都跳过去。


“文革”开始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幸好家里有那么多书,反正自己岁数很小,我就开始拼命地看书,随便爱看什么就看什么,就这样,打下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文学基础。


对于写作,我的幸运就在于,我的家庭所提供的精神生活与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记得大概20岁时,我写的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发表在了《解放军报》。我很兴奋地跟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的父亲“汇报”此事:“爸爸您快看,我的作品发表了。”父亲当时特别高兴。他说:“真的,这才是我女儿。”


他觉得自己的女儿当然能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那时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像是件大事。然后父亲就拿来一看,看完以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以后还是写点大白话吧。”我听出来这是批评的意思,他可能并不认可我写这样的文字。这就是我跟父亲关于写作最开始的交流。


后来我越来越认真地写了,父亲也跟我说:“你写作先天不足,因为没读过什么书,‘文革’时耽误了不少,基础很差。所以,你要非常用功,得比人家都要用功很多。”


“用功”这个词就这样刻进我的脑海里。我觉得自己是只笨鸟,如果不每天五点钟“出林子”就没得吃。我一直到现在都很恐慌,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在家里耕耘。


我在年轻时就进了军队文工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来自各种家庭,有农村的、有城市的、有高干家庭的,有普通家庭的。他们中有男有女,有的年纪很大,有的年纪很小。这比一个连队要好很多,连队是清一色的农村兵,而且都是男性。


在这样一个集体里面,我接触了很多人。然后我又到西藏和四川的各个地方去演出,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诸如羌族文化、彝族文化、藏族文化等。这些经历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随后我又到了美国,在那里读书、打工,这些经历让我的人生每天都有变数,每天都有很多遭遇,这种遭遇就变成了自己想写的东西。


你可能不会想到,我在三十岁开始学英文,只学了一年零七个月,英语就考过了托福的研究生线,当时托福的研究生线是五百五十分,我是五百七十七分。


那个时候我连考三场,第一场才五百三十多分,但在两个星期之内考了三场,就积累了很多考试经验。当时我胳膊上写的是单词,端盘子时看的是单词,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这段考试经历告诉我,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勤奋。


后来我到美国入校读书,这段时光弥补了我人生中的一些缺失——那是我少年时代囫囵吞枣式乱读书造成的。


学校里的读书方式是非常系统的。书要用英文很系统地读一遍,《红楼梦》也是用英文加读过一遍的。这是很有意义的经历。


在校时,因为选课超过三门外的不需额外交学费,所以我选了五门课程。五门是最大的限度,加之我获得当年的全额奖学金,那就意味着这五门课都不需要我付费。


我很贪的,五门课程一起读了下来。实际上,这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这是段苦中尝甜的经历。记得上完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时,我对自己说,世界上再没有比那段时间更苦的日子了,真的是太苦了。


当我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读书的经历,感慨良多。一个人把书读进去,让书伴随自己成长,此时再审视世界,观照自己,所获得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不同的。这和“一分钟学问家”是完全不同的。


我写作和读书这两件事情,在别人看来是没有用途的。有时在创作过程中,我自己也会想:这能发表吗?像《陆犯焉识》这样的小说写出来以后,会有人感兴趣吗?


这样的问题其实想来也徒劳。如果写别人都想看的,那么恐怕我写不出来。别人想看也好,不想看也罢,但我要完成自己心灵上的一个功课——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感兴趣,就要将其从内心呈现出来。


当然,很可能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为人处世、快乐、幸福感都不一样。和看书一样,可能眼下得不到回报,回报也许在很多年以后,那么这个事你还做吗?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时代物质非常贫乏,但每个人的经历很丰饶,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现在回头看,除了悲凉、荒诞,还有很多那时未被理解的深意。


我们小时候喜欢下雨天去买菜,七八岁的孩子穿着拖鞋冒雨到街上,不为别的,就为下雨时别人的钢镚掉在地上的声音被雨声遮蔽,便于我们去捡。


这种经历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着,有很多小故事。这些故事不写,是非常可惜的,是现代年轻一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或许,这些鸡毛蒜皮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独特的价值。


在我个人看来,阅读和写作不可分割。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作品中很多人物都是与我自己不同的。比如像我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这样的农村妇女,《小姨多鹤》里面的多鹤,还有工人的妻子,都跟我个人的经历不同。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物又都有自己的影子,包括里面的男人,甚至比较负面的人物,实际上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作家如果不能够找到他和笔下人物相通的地方,哪怕他写与他很相似的人也写不好,那么就一定要站在这个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世界。


中国近代作家中,我很喜欢张爱玲,但是与她的经历不一样。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张爱玲之所以伟大就是她把上海写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纳把他的小镇写成了福克纳的,马尔克斯把他的小城写成了马尔克斯的。我写的上海也是我自己的。


我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旅居海外,走过西藏,在陇西高原上观望。特别是少年到青年时代,军队生活给我的烙印最深,那是我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那段时光影响着我此后的每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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