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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先父母属灵经历中的见证,终将和读者见面了。从1956年先父生前动笔迄今的漫长岁月中,虽多有坎坷与波折,但“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腓1:6)”。感动先父写见证的是主,保守手稿免遭毁灭的是主,引导我完成先父遗愿的,仍然是主。所以我愿将本书撰写的全过程写出来,作为后记,以飨(xiǎng)读者。

    先父毕生有写日记的良好习惯,除抗战期间,在湖南任职,因日军进逼长沙,省政府西迁沅(yuán)陵,事务繁杂,起居无定,曾中缀数月之外,未尝间断。数十本日记为他珍藏之物,每逢迁徙,必亲自清点装箱。先母生前也留下了一些日记。1955年先母蒙召归天以后,先父对她十分怀念,常常翻阅日记,追忆往事。

    1956年,他读到诗篇七十一篇第八节时,心灵受感,明白此乃神赐给他的话语,要他以日记为素材,写回忆录。在年老发白的时候,将他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他的大能,指示给后世的人。同时,他觉得这样做也是一种记念先母的好方式,便欣然动笔。从他和先母的的家世及他们的出身写起,对婚后共同生活的经历,采取逐年编写的方法。蒙恩以后,他们自己的属灵见证、读经心得、听道记录等,成了回忆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最初写这些资料时,只打算给自家的后代看看,并未想要公诸于世。

    先父一贯办事认真,写回忆录更是全力以赴。到1958年底,我从上海接他来杭州同住时,已写到1937年,即抗战爆发的那年。

    在回忆录中,我觉得先父母属灵的见证特别感人,他们那爱主的炽热之心,跃然纸上,令我自愧,也给我以深切的勉励与鞭策。我向先父谈了自己的读后感,并建议将他们自身的见证,单独汇集起来。他很赞成,决定此后集中力量,先写属灵的见证,此乃本书产生之滥觞(shāng)。

    1938年冬,湖南长沙发生大火,全城付之一炬。先父受命主持善后救灾,倚靠神的大能,获得圆满成功,是一个极好的见证,依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可惜事件正好发生在他平时唯一中断写日记的那几个月中,手边缺乏足够的史料,单凭记忆,不够周全,只好暂缓一步。而开始写创办圣光学校的经历。

    先父当时已七十有四,但身体硬朗,精神饱满,谁也不会料到,短短两年之后,健康状况竟一落千丈。先是在1959年夏天,得了疝气,不久又发现前列腺肥大。两症都需手术根治,但他年事已高,医生认为不宜开刀,因此病症难以控制。更有甚者,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狂热的政治运动,使国民经济严重受挫。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陷入了持续三年的饥馑之中,这对先父罹(lí)病的身躯,更是雪后加霜。以致体力下降,脑力不济,写作的进度愈来愈慢。到1961年,长期的营养不良,又导致腿部浮肿,举步维艰,双手也经常颤抖,从事写作,也越发力不从心。

    在此,我要插叙一段个人的遭遇。1954年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因为有宗教信仰,总被视为落后;1958年下放到农村劳动,又因不肯放弃信仰,1959年5月遭工作单位辞退。这虽不符合国家所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但我多次申诉,均无结果,求职也处处碰壁,赋闲在家,竟长达五年之久。开始真不知神为何让此事临到我,内心十分苦闷,有时甚至到了“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林前1:8)”的地步。

    当先父的身体日趋衰弱的时候,一天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道明,你看我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最近常为写作计划难以完成而苦闷焦虑。今天读到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大卫有心为神建造殿宇;但神却拣选他儿子所罗门来完成,只让他为建殿预备材料。这使我看见,一件重要的事奉,往往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联想到目前这写作的事,可能也是如此。我们父母的经历是素材,我也开了个头;而要全部写完,恐怕只得靠你了”。先父的嘱托,感人肺腑,也使我茅塞顿开。原来神安排我这几年失业在家,不仅可以照顾先父,而且有充裕的时间来详尽地了解他一生的经历,特别是属灵的见证,以接替他完成未竟的撰写工作。我表示一定尽力而为,他满意地笑了,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好,好”。其情其景,至今难忘。

    海外亲友在得知先父的困境之后,纷纷寄来钱款、食物及药品,这对他的帮助极大,当时在香港的原内地会同工彭子材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信中提及十年前由圣光学校董事,先父的老友胡宣明先生从英文原着节译成中文的“戴德生传”,又返译成英文出版,而且销行甚广。此消息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在当今世界,人们生活的节奏加快,工作繁忙,闲暇无多。胡先生择取原着中的大端节译,着力勾勒,言简意赅,结果反比篇幅多、内容详的原着,更受读者欢迎。

    先父和我一致认为,应该借鉴胡先生节译的技巧,使我们的文稿删繁就简,压缩篇幅,突出重点。经过缜(zhěn)密思考和共同商讨,拟出了篇章名目及内容提要,以此为纲,重组文字,这样便确定了本书的框架。但当时我也浮肿,身体虚弱,整日饥肠辘辘,思绪难以集中,而无力动笔。

    1962年夏天,先父得败血症,高烧持续不退,病情严重。国内的儿女们,除道声公务羁(jī)身外,均赶回照料。住院治疗四十天,方才转危为安,但已极度虚弱,出院后,生活不能自理,找来一名保姆,又不甚合适。原圣光学校职员朱宏拭先生,曾随先父工作多年,交谊甚厚,在苏州闻讯后,特让朱师母来杭帮助,盛情可感。在她的精心护理下,先父健康状况日有起色。到1963年,腿部浮肿消退,略能下地行走;但疝气与前列腺肥大两症,仍无好转。随着食品供应的改善,我的浮肿也逐渐痊愈。便按着既定的提纲,与先父边议边写,本书的初稿就这样诞生了。

    这时,“阶级斗争”又在各地开展起来,国内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在这种形势下,写1949年以前的往事,又与基督教信仰有关,不能不格外审慎。先父的见证中,有多处涉及前政府高级人士,例如,在河南禁烟的过程中,应召晋见蒋介石先生,本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为了避免麻烦,只好按下不表。又如,在脱离政界的过程中,处处有神奇妙的安排与恩典,也未翔实地叙述,仅用一笔带过。至于长沙大火后赈灾的见证,则因手头的史料欠缺而暂付阙(què)如。但先父叮嘱:以后如有可能,应增补此段,使之更臻完整。1964年春,前半部初稿脱手,先父阅后,甚表满意。

    同年5月,一位主内弟兄告知,他任教的中学,正在扩充,暑假以后,需要教员,如我有意,他愿向校方推荐。不久事成,聘我授三门课程。为了备课,写作之事,便暂时停了下来。

    那年的夏季,天气特别炎热,先父中暑住院。后虽有缓解,但前列腺肥大症却因导尿感染而恶化,高烧多日不退,医治无效,于1964年8月30日下午4时,离世归天,终年七十八岁。当时诸弟妹均在外地,我已应聘,开学在即,将丧事简单料理完毕,便到校上班去了。

    原本打算,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写作,完成本书的后半部。但当时国内已经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政治形势日紧一日,教师须经常检查和汇报个人的思想言行。1965年,上级又增派政治工作组进驻学校,对教工逐个进行四方面的“清查”,人人自危,校园中一片肃杀之气。那时我的灵性非常软弱,审时度势,害怕因撰写与信仰有关的文字而遭批判,便自作聪明,想等运动高潮过去之后再写。多少时候,神的旨意就是因为人的胆怯而受阻,“惧怕人的,陷入网罗(箴29:25)”。

    1966年初,工作组撤离学校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正式开始了。由于我和同学平时相处甚好,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头几个月里,尚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可是八月份,北京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进行非法抄家的活动,波及到杭州时,形势便急转直下。

    居民小组长住在我家对面。她的丈夫在解放前当过小老板,所以怕被人视为资本家而被抄家,为了转移视线,便在居民委员会中煽风点火地说,先父在前政府曾任要职,又是教徒,虽已去世,必定留有反动物品。一位居民干部知情后,急忙在暗中通知我们:要做好被抄家的思想准备。

    先父一生,两袖清风,又未参加任何党派,家中只有属灵的书籍,并无其他“四旧”之物;但想到如遭抄家,与本书有关的资料,将不免被毁,心中十分不安。此时,神所赐的力量,突然进入我那极度疲惫软弱的心灵之中,使我完全克服了对险恶环境的恐惧,下定决心,不管会冒多大的风险,也绝不交出本书的文稿,一定要将它保存下来;然而斗室之中,又有何处可以避人耳目?一时真无计可施。

    当晚夜半时分,震耳的锣鼓声将全家从睡梦中惊醒。起床向窗外看去,只见有十来个人,手拿电筒,举着“造反有理”的横幅,从大杂院的门外涌入院中。我想,这定是来抄我家无疑,可本书的文稿尚未藏妥,不禁万分懊丧。岂料那些人却径直向居民小组长的家中走去。原来,是她丈夫工作单位的人,我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慢慢地放下来。

    我默默感谢神的恩佑,他不许可的事,决不会临到他的儿女。抄家的人在居民小组长家中翻箱倒柜,折腾到天明方才离去,这竟是我们大院十几户人家中最先被抄的一家。令我联想起以斯帖记中的恶人哈曼,他为神的仆人末底改备好绞架,自身反而被挂其上。第二天,住在我们楼上的一户职工,也被冠以“反动资本家”的罪名抄了家。

    首先被居民区干部查抄的是个以修表为生的单身老汉,因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那间仅七八平米的陋室,被翻腾得一塌糊涂,连屋顶的瓦片,也被掀开多处。他低头垂手,胸前挂着“反动军官”字样的纸板,顶着烈日,被迫站在自家门口的一张方凳上示众,浑身浸透了汗水。看到此番情景,心想一名区区小兵,尚且遭此厄运,若先父在世,真不知会遭罪到何等地步,不禁深切地感谢慈悲的神,因他已适时将先父接回天家。四邻出现的幕幕惨景,预示我家也难免被抄,藏好文稿,已刻不容缓。

    当我正在冥思苦想怎能藏好文稿的时候,一付铁绣斑斑,斜靠在墙角的弯管床架,引起了我的注意。脑海中突然闪出一念,若将文稿塞进其中,岂不安全而且防潮?但管中容量有限,我只能将最重要的材料,也就是本书前半部的初稿,和为完成全书所必需的素材,分成四卷,覆以旧纸,小心翼翼地塞进其中,此事从未透露给任何人。不久,便有本校的学生来“破四旧”,先父宝贵的日记以及属灵书籍等被他们焚毁了,但没有翻箱倒柜,文稿就如藏在蒲草箱中的摩西,蒙神保守,躲过了这场浩劫。

    然而风波远未平息。1968年初,极左的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各地相继成立以后,中央发出了“深挖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的号召,一场更加无情的政治风暴,又向无辜的人们袭来。此时,过去被整的人,已不再是打击的主要对象,上级要求发动群众,挖出“隐蔽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也就是要另找一批人来加以迫害。于是,我遭科研单位辞退的缘由,便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当他们得知,在公开的基督徒聚会遭禁之前,我经常参加,又从人事档案里,看到一些不实之词,便给我扣上“反动道门骨干”的帽子。1968年3月14日,将我关押在校内,进行所谓的“隔离审查”,成为教师中最先挨斗的人。在随后的两个月内,校中有三分之一的教师均遭批斗,打击面之广,前所未有。

    关押我的人很清楚,单凭他们臆造之词,不能给我定罪,于是便极力威逼我坦白所谓新的罪行,交出新的罪证。事后得知,他们曾去过我家,向家人施加压力。但那时已不能再随意抄家了,尽管审讯我的人,态度凶蛮,我的内心却十分坦然,因为除我以外,无人知晓文稿藏在何处。果然,这秘密始终未被发现。

    我被关押在校中长达两年半之久,到1970年10月才放我回家。回来以后,好不容易将文稿再从弯管中取出,感谢主!全部完好无损。它就象“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摩4:11)”,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的)余种(赛1:9)”,也是神奇妙保守的明证。面对这吉光片羽,真是百感交集,它勾起我对先父母的深切思念,同时,也为自己未能及早完成先父的嘱托而内疚和自责。

    回顾以往,由于自己的软弱,贻误了写稿的时机,险些使神大能的见证,湮(yān)没无闻,不禁十分懊悔。我恳求神的赦免,并发出类乎参孙临终前的心声,求神在近期内再赐给我一次机会,先简要地写完先父母的见证,荣耀他的圣名。

    神垂听了我的祷告。1971年暑假,我第一次被告知可以在家中休息,恰好妻子和女儿又都去了北京,家中剩我一人。尽管那时正值“林彪夺权事件”的前夕,国内政局紧张,我还是个在监督劳动的“受审人员”,前途吉凶难测;但我灵里非常清楚,这就是神赐给我弥补往日亏欠的良机,决不可再有迟疑,必须充分利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争分夺秒地完成本书初稿。于是便关起门来,在狭小而闷热的居室中,一面挥汗如雨,一面按照先父生前过目的提纲要求,夜以继日地写作。就在暑假行将结束、家人尚未返回之前,完成了全部初稿。感谢主,“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9)”。

    长达四年之久的审查,非但没有查出我有任何政治问题,反倒澄清并否定了许多过去的不实之词。最后,只得将五十年代我从事的正常宗教活动,定为“一般历史问题”而结案。1972年6月恢复了我的教师工作,从而我也恢复了和亲友们的通讯往来。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国内的政局略有松动;但文化大革命并未结束,我仍须谨慎从事。仅伺机将本书初稿交给亲属们传阅,这也是先父动笔的初衷。住在上海的大姐夫张恩溥先生,阅毕深受感动,便亲手抄录了一份,不料竟在上海的弟兄姊妹当中传播开来,并扩散到了厦门等较远的地方。曾在圣光任教多年的刘德馨先生,也是先从别的信徒那里见到抄本,再从苏州来信向我了解此稿的来龙去脉。先父母的见证如此受到重视,自然使我感到快慰。心想如付印成书,岂不更能荣耀主名?但在国内这是难以实现的,而到国外去出版,当时就更不可想象了。

    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被全盘否定。我那个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也随即撤消了,原先的科研单位,也承认1959年因宗教信仰问题令我退职的作法是错误的,而将我调回。1981至1985年间,大嫂尹马必宁、侄女佩璐、侄儿佩雄夫妇们先后自美国回来探亲,开始互通信息(图24),相聚欢悦之情,难以言宣。他们也都读了初稿,并带回美国,给圣光的校友邵遵澜牧师及远在英国,曾长期在圣光工作的姚如云牧师等信徒传阅。佩璐还为付印之事,在美国、香港等地积极联系,然而几年过去,始终未能如愿。

    与此同时,大陆台湾之间的长期对立也在渐渐消除,往来日增。我感到遵照先父遗命,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将初稿中隐讳不全之处,补充完善的时刻已经到来。1988年秋,道声弟送来一本有关长沙大火的湖南文史资料,正好弥补了先父这部份见证的需要,从而更增强了我修订初稿的决心。

    转眼到了1989年6月。一天,我读到列王纪上第六章,其中第七节显得格外醒目,经上的话:“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神让我看见,在建造圣殿时,匠人的使命,只是将已经按照神旨凿好的石块,取回来并加堆砌而已,不须再凭己意用铁器在石上敲打修琢,留下刀斧之痕。初稿付印之所以屡屡受阻,乃是神的拦阻。因其中有人为的删减,见证的叙述也过于简略。

    我去信将此亮光告诉佩璐,她回信说:“关于回忆录之事,信写了出去,一直没有回音。最近我常在反省,是否我没有尽力而为,尤其是今晨,更为此事祈求。你的信带来了神的答复,他的时间是奇妙的,我心充满了感谢赞美”。阅毕此信,非常高兴,因为神的旨意,总是在各个方面都有一致的印证。

    补充改写和出版的工作,都得到了众多弟兄姊妹的鼓励和支持,并承蒙江守道弟兄和戴绍曾弟兄为本书作序,于力工弟兄为本书撰写专文,谨向他们致以深挚的谢意。有的校友还提供了珍贵的照片及资料,更感谢神赐给我够用的力量,我一边写,一边深受感动。自己仿佛返老还童,回到数十年前,又坐在先父母膝下,聆听他们讲述那一个个奇妙的见证。全部文稿均经诸弟妹过目和修改,道声弟在帮助翻译附文,查寻史料及编排打印等方面,更是尽心尽力。所以先父母的这本见证,确是我们众儿女齐心努力的结晶。

    一位年逾八旬,与先父生前相识,并多年忠心事主的纪老弟兄,阅读了目前修订的部分文稿后,激情满怀地写了如下的“感言”。

    感言

    尹道明弟兄将其父母见证的部分遗稿递阅,我被其中许多真实的见证吸引住了,一口气地读完,深受感动!缅怀故人,如在眼前。过去我仅知他们蒙恩得救和热心爱主的二三事,惜无暇与之深交,亲领教益,甚以为憾!今能首先读其见证,不胜荣幸!

    所述见证,真人真事,时空确凿,有史可考,实实在在,言简意赅,荣神益人,活出基督。值此世道日衰,人心不古,认识基督,效法基督,大公无私,舍己爱人,实乃当务之急。奇哉主道!伟哉救恩!妙哉生命!有生之年,不顾自己,专为别人;终生事主,作人师表,尹老夫妇,当之无愧。

    学习前人,愿步后尘。读后书志,用作追思。神人摩西的祈祷诗:“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诗90:16)。

    弱肢纪慕韩主历一九八九年十月六日凌晨

    在1991年动笔撰写本文时,恰逢先父母悔改得救六十周年。在中国,年份习惯按干支命名,每六十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先父母同在1931年9月1日蒙恩,此后同奔天路,同年也生下了我。六十年后,又是由我重新整理他们灵程中的见证。这样,与本书有关事件的开始和结尾,竟一同发生在辛未年里,彼此首尾相应,互为因果,是何等奇妙!使我想起了主的话:“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22:13)”,内心十分激动。

    六十年的沧桑巨变,令人间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尽成过眼云烟,飘然逝去;唯有神所彰显的大能与恩慈,不受时间影响,永远感人,并且给人以新的激励。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壹2:17)”。

    先父早年赴美,就读于着名的哈佛大学,专攻经济。学成归国,又在财界长期担任要职;然而自中年信主之后,淡泊名利,看万事如粪土,与先母同心事主,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使多人受益,也为他们自己在天上积攒了不能锈坏的财宝,这岂不是很值得我们后代效法的吗?

    尹道明主后一九九一年九月初记,一九九七年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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