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主要历史事件
1.西方殖民主义大肆扩张
所谓的「殖民主义时期」(Colonialism)到底指什么时间？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从1858年到1914年，也有人认为是从1840年到1950年。其实从十六世纪开始，随着航海家的探险活动，西方国家就已经开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了。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新一波的殖民主义浪潮，并在1880年到1920年达到最高潮。西方列强为了取得资源及垄断市场，巧取豪夺地分割了亚、非洲各国的土地。整个非洲除了衣索匹亚及赖比瑞亚两个独立国外外，已全部被欧洲列强瓜分。大部分亚洲国家也被列强控制，连中国都快要被吞灭了。
但是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与十五至十七世纪的殖民主义有明显的差异。早期的拓展殖民地的国家多半是天主教国家，对他们而言，占有殖民地不但有政治的目的，也有宗教的目的。因此他们将传教列为优先项目，并强迫当地人民接受基督教，如今几乎所有他们的殖民地今天都成为天主教国家。相反地，十八世纪以基督教国家为主的殖民地，则完全是为了世俗的目的。他们大多是由贸易公司作为开路先锋，随后才有殖民地政府。而且为了商业利益，这些贸易公司往往拒绝宣教士进入[1]。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对宣教士不甚友善，使克里威廉不得不将他的宣教总部，搬到丹麦殖民地中去！
当然并不是宣教士与政府之间，都能水乳交融地相处。许多时候宣教士对殖民地政府的批评，也让政府不是很欢迎宣教士。但是基本上，除了美国差会外，宣教士很少在原则上反对扩张帝国统治的。但是殖民地政府通常觉得本国的宣教士仍然是他们统治殖民地的最佳拍档，而宣教士也很乐于有机会扩展新的宣教领域。例如在英法联军之役后，中国于1858年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其中明文准许宣教士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及置产。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就是利用这个时机，率先差遣宣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宣教。所以很容易给人的印象是：「宣教士的脚踪，往往随着国旗走」，而且是在炮舰与贸易公司之前或之后进入这些殖民地的。
因此基督教与欧洲文明无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种殖民主义与基督教的过份密切关系，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时，造成很大的反弹。当那些新兴国家抛弃欧洲的文化、政治制度的同时，他们也往往将基督教视为敝履一并撇弃！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2.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兴起
随着西方国家的发展，以及启蒙运动带来的「乐观主义」及「社会进化」思想，逐渐地产生「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的观点。因此，西方各国莫不期望以她们的政治(如民主制度)、经济(马克思主义或资本主义)、科技，或宗教，来改造或拯救其它「落后的国家」。例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承认世界历史是由东方走向西方的，因此文明的「儿童期」是由中国、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开始的，但是「成年期」却是西欧。换句话说，「历史是由亚洲开始的，终结(最高峰)却一定是欧洲。」[2]
当西方国家拥有科技的绝对优势时，这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西方人士，几乎无人幸免，连宣教士也在内。事实上那时的宣教士，也分不清宗教优越性与文化优越性有何不同。直到今天，这种「文化优越感」的幽魂，可能依旧存在于少数人心中。
在西方宣教士心中，福音既然使西方国家富强，同样的结果也能在其它国家重演。因此当他们解释「丰盛生命」时，常常解释为透过西方式的教育、医疗、农业制度，所能带来的丰富生活享受。他们也的确出于爱心，积极地想把这些好东西带给那些穷乏的国家。
然而可惜的是，这些西方宣教士毕竟是那个时代之子，无可避免地也有自己的「盲点」。他们不自觉地带着西方「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思想，缺乏对自己文化深刻的反省，也不懂得欣赏分辨别的民族的文化。在福音与文化的关系上，更没有拿捏适当的分寸，以致于将西方文化与福音之间错误地划了等号。这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3.两次世界大战
由于列强之间彼此的利益冲突，先造成了一些局部的冲突，如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及为菲律宾而引发的美西战争。但是冲突的规模日益扩大，使得世界大战在所难免。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8)及第二次世界大战(1938-44)，不仅使欧洲元气大伤，也使得殖民主义划下一个休止符。另一方面，因为两次大战都起源于欧洲文明的摇篮—德国，使人们对世界将在西方国家的领导下，迈向和平、进步、繁荣的梦想幻灭了。
在哲学上，从启蒙运动以来一直主宰西方思潮的理性主义，战后也受到致命的打击。因此，1950年之后，有所谓的「西方文化危机」的论调，而「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反理性主义的思潮，也随之崛起。这些新思潮对现代社会的思想影响极大。
在宣教方面，由于两次的世界大战，使所有主要的基督教国家都被卷入，因此二十世纪前半的宣教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除了两次大战之间约二十年的喘息时间外，战争期间的宣教事工几乎都暂时停顿下来。加上1930年代，全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也大大地削弱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能力。虽然如此，整体而论，1850-1950年基督教的宣教工作，仍然算是非常蓬勃地发展着。
4.自由派神学兴起
十九世纪开始，一些欧洲及美国的基督徒，在面对启蒙运动、圣经批判学及进化论的挑战时，将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以迎合社会的思潮。基本上他们对人性采取比较乐观的态度，对超自然的神迹则比较怀疑甚至否定，也对当代社会文化比较愿意妥协。
到十九世纪末，自由神学开始渗透到宣教机构里，引发极大的争议。到1920年代，自由神学在美国的影响是非常明显而且广泛的。在1890年时，美国的神学院除了哈佛之外，都是福音派的。但是到了1920年，这些神学院已全部变成自由派的神学院了。
自由神学不仅掌控了许多主流的宗派，也在许多超宗派的福音机构增加了影响力，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VM)和青年会(YMCA)。以致于这两个原来有清晰的宣教异象的福音团体，后来渐渐失去动力，几乎完全退出宣教有关的事工，令人扼腕不已。
II.主要宣教运动
1.信心宣教(FaithMissions)运动
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由于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势力衰退，加上法国大革命及启蒙运动的影响，天主教的宣教活动逐渐沈寂下来。相反地基督教的宣教活动更加积极，而最早的宣教差传组织大部份是超宗派的「志愿团体」(如伦敦差会)，然而后来十九世纪初，许多宗派纷纷成立他们自己的宣教差传组织，情势就有很大的改变。基本上，宗派的宣教组织，成为宣教士主要的来源。例如1925年时，75%的美国宣教士是来自于各宗派的宣教差传组织。
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兴起许多新的超宗派「信心差会」，而且是由英国开始的。如1852年成立的「西拿拿医药传道会」(今为「圣经医药传道会」)、1860年成立的「英叙差会」(今为「黎巴嫩传道会」)。但是最着名的是1865年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到二十世纪初，英国总共有二十几个「信心差会」。
美国方面，最早的是1860年成立的「妇女联合宣道会」(今为「基督徒事工联合会」)。其它较着名的有「宣道会」(Christian&MissionaryAlliance,1887)、「苏丹内地会」(SudanInteriorMission,1893)、「非洲内地会」(AfricaInlandMission,1895)等。
他们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宗派没有向「未闻福音之地」传福音的异象，所以这些信心差会强调「内地」的宣教。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宣教领袖注意到许多宗派受自由派神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盼望成立福音派的宣教团体。因此这些信心差会都是「福音派」的，与主流教会划清界限。第三个原因是经费方面。许多宗派给宣教士的经费不够，因此这些新的差会强调以「信心」的原则，不募捐、不举债，完全仰望神的供应，所以称为「信心差会」。二十世纪中叶之后，这些信心差会逐渐取代宗派的差会，成为基督教宣教的主力。
2.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VolunteerMovement)
学生在宣教上的影响，其实由来已久。例如德国敬虔派的哈勒大学的学生，就参与了莫拉维亚的宣教；韦斯利兄弟及怀特菲尔德都是出身于牛津大学的「圣洁社」(TheHolyClub)；西缅(CharlesSimeon)在剑桥大学长达五十四年的事奉，影响了无数的学生。
1884年慕迪(D.L.Moody)到英国剑桥大学布道，有名的「剑桥七杰」(TheCambridgeSeven)蒙召献身到中国宣教，在英国掀起学生参与宣教的热潮。而美国方面，1886年在麻州黑门山举行的灵修会中，在参加的二百五十位学生中，有一百位在慕迪的呼召下决志献身海外宣教，被称为「黑门山百人团」(TheMountHermonHundred)。第二年献身者更达到2,100人，并在1888年正式成立「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VolunteerMovement,简称SVM)。
穆德(JohnR.Mott,1865-1955)不但是「黑门山百人团」之一，也是「学生志愿宣教运动」最主要的发起人及推动者[3]。他全力推动SVM的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他也同时积极参与青年会(YMCA)的事奉达四十年之久，其中担任总干事十六年。他也是1910年爱丁堡「国际宣教会议」的主要催生者及主席。他对基督教宣教事工的贡献，是无法忽视的。
从1891年到1936年，SVM每四年举行一次宣教大会。最高潮是在1920年，那年一共有6890位学生参加，其中2783位献身宣教。总计到1936年为止，SVM共差派两万名学生到海外宣教。
但是十九世纪末开始盛行的自由神学，已逐渐侵蚀了学生的宣教热诚。因此在1921年尚有637位学生进入宣教工场，到了1934年却只有38位；虽然1920年有2783位献身宣教，1938年却只有25位学生献身。二次大战更使「学生志愿宣教运动」后继乏力。1959年SVM并入其它机构，完全消失了。但是战后才成立的美国「校园团契」(InterVarsity)，开始在伊利诺伊州的俄巴拿(Urbana)举行三年一度的学生宣教大会，取代了SVM的角色，继续推动学生参与宣教的异象。
3.「社会福音」(SocialGospel)运动
早期的宣教士，在传福音之外，通常也同时从事社会改革的工作。也有一些机构(如「救世军」)，是专门从事社会救济工作的。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由于受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及自由神学的影响，有越来越多的宣教士对圣经的权威性采取批判的态度，对拯救灵魂的优先性也开始质疑，因此对传扬福音的热诚也大为降低。相反的，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却笃信不疑，深信使这些落后的国家尽速「西化」，才是帮助他们进步的快捷方式，因而把重点摆在社会改革上。对他们而言，从事这些社会工作，就等于是传福音，所以又被称为「社会福音派」。
在末世论方面，由于对未来的发展怀着乐观的态度，因此他们绝大多数是属于「后千禧年派」，期待美好的远景(即「千禧年」)即将来到。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会改革及政治参与上贡献很大，但是却逐渐失去宣教的热忱，最后终归消声匿迹了。
4.「基要福音」(Fundamentalism)运动
一波波福音奋兴运动的浪潮，借着芬尼(Finney)、慕迪(Moody)等布道家，曾直接间接地推动了宣教的事工。但是由于自由神学的兴起，激起极保守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t)与之抗衡。在1909-15年间，这些持守传统信仰的人出了一系列「基要信仰」(TheFundamentals)的小册子，所以他们被称为「基要派」。
「基要派」(又称「福音派」)的宣教士们，则坚信圣经的权威性及福音的必要性，因此他们认为医病、教育都只是辅助性的「手段」，最后「目的」仍是要以基督的福音来改变人心。在末世论方面，基要派绝大多数是持「前千禧年派」及「时代论」的观点，对社会未来的远景，多半持较悲观的看法。他们在宣教方面的重点，乃是拯救个人灵魂，但是难免对社会整体的病态显得有点漠不关心。然而他们宣教的热忱，却一直有增无减。
由于美国的主流教派，除了美南浸信会之外，多半是由「自由派」掌权，因此这些「基要派」的独立教会(很多称为「圣经教会」)，多半鼓励他们的宣教士加入信心差会，以致于信心差会的宣教士大多数是来自于「基要派」的教会。
与此相关的是1880年代开始的「圣经学院运动」[4]。到1962年，在加拿大及美国共有247间圣经学院。其中最早的是1882年于纽约州成立的乃益(Nyack)，1886年成立的慕迪(Moody)，1894年于加拿大成立的多伦多等圣经学院。这些圣经学院一向注重宣教、布道和圣经，也成为信心差会宣教士的主要来源。其中慕迪自1890年开始迄今，已有超过五千多名校友在二百四十多个差会的一百多个国家中宣教。
III.主要的宣教领袖及事件
1.慕迪(D.L.Moody,1837-99)
慕迪出生于美国麻州一个穷困的家庭，少年时代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然而后来他却成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奋兴家。1865年他迁至芝加哥，成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后来他开办主日学，将一千多位流浪街头的孩子招聚在一起，带领很多人信主。
1873-75年他去英国巡回布道，回国之后，就成为国际知名的布道家。他一生带领数十万人信主，其布道的影响力，只有当代的葛理翰(BillyGraham)牧师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他虽然未曾作过宣教士，但是对推动宣教事工，却是功绩卓着。例如着名的「剑桥七杰」，就是他在1884年在英国布道时献身的。美国学生献身海外宣教的头一波「黑门山百人团」，也是因为他在1886年呼召时献身的。而1886年他所创立的「慕迪圣经书院」，迄今每年仍有数百人献身宣教。他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宣教运动主要的「推手」之一。
2.戴德生(HudsonTaylor,1832-1905)
戴德生出生于英国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他在1853年加入「中国布道会」到中国宣教，后来退出改以独立传教士身分继续在中国事奉。1865年他创立了「中国内地会」，这是第一个真正不分宗派的信心差会，也成为后来如雨后春笋般的众信心差会的典范。在他的鼓吹及推动下，有大约四十个信心差会成立了，而且都竭力将福音由沿海地区推向「内地」。因此，正如克理威廉一般，他成为这个时期宣教运动的代表人物。
他的差会有许多创新的做法，例如宣教士都要穿中国衣服(甚至扎辫子)；经费需要完全依靠信心，从不募捐；将总部设在上海，而不设在英国。「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人数最多时超过一千多人，是中国最大的宣教团体。在义和团事件中，内地会就有79人殉道。但是他们所结的果子，迄今仍然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清晰可见。
3.爱丁堡国际宣教会议(1910)
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由穆德(JohnR.Mott)主持的「国际宣教会议」，不但是第一个基督教超宗派的宣教大会，也是后来「教会合一运动」的先声。当时有世界各地、各宗派的一千两百多位代表参加，包括159个宣教组织，盛况空前。但是除了17位亚洲代表外，全部是西方国家的代表。
会议结束后，有两个后续的运动[5]，第一个是在1921年成立了「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MissionaryCouncil,IMC)。这个机构曾在基督教的宣教工作上，发挥了很重要的协调功能。但是随着自由神学的影响，冲突逐渐加剧。1928年的耶路撒冷会议，有些代表认为非基督徒并不是「失落的」，也不需要福音。后来「社会福音派」更主张以社会改革来代替布道。后来当1961年「国际宣教协会」并入「普世基督教协会」之后，其宣教的异象及功能就逐渐失去了。
另外一个运动则是「教会合一运动」(EcumenicalMovement)。首先是在1925年及1927年，分别召开了「生活与事奉」(LifeandWork)大会，及世界「信仰与教制」(FaithandOrder)大会。后来两个运动合并，成立了「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CouncilofChurches,简称WCC)。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普世基督教协会」拖延到1948年才开始运作。其中包含来自44个国家的147个教派。
IV.主要宣教策略
1.「三C」(Christianity,Commerce,Civilization)策略
十九世纪宣教组织的宣传数据常常提到「3C策略」(即基督教、贸易与文明三管齐下的策略)，而在非洲探险及宣教的李文斯顿(DavidLivingstone,1813-73)，更是推动「3C策略」最不遗余力的人。他的目的是希望以贸易来消除奴隶贩卖的恶习。在许多其它地区，这也成为宣教士提升当地生活水平，以及对抗不良恶习(如贩卖鸦片)的手段。例如巴色传道会甚至在非洲科特迪瓦设立了农场，出口棉花。
但是后来宣教士发现，有时商业利益往往会与宣教目标发生冲突。同时一旦宣教士成了老板，本地信徒成了员工(甚至奴隶)，彼此原为教会内肢体的关系就变质了，这对教会的发展有负面的影响。因此后来大多数的宣教团体，就放弃这种3C策略，而转向纯粹传福音为主的策略。
不可否认的，十九世纪的西方宣教士普遍都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情结」。然而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当地教育、医疗、社会改革及民主政治的贡献，却是不容抹杀的。例如印度的基督徒不多，但是1920-30年代，教会学校对社会的革新，确有极大的贡献。中国基督徒在二十世纪初，只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左右，但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却有三分之一来自基督教大学。可见当时基督教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多大。
2.「三自」(Three-Self)政策
最早提出「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政策」的人是范恩(HenryVenn,1796-1873)及安德生(RufusAnderson,1796-1880)，他们强调宣教士的主要责任，不是要去维持一个教会，而是要尽快让教会能自立，而且训练本地传道人接手。但是实际上真正运用此原则最成功的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聂维斯(JohnNevius,1829-93)，他在山东曾提议用「三自政策」植堂，但是其它宣教士反应很冷淡。后来他应邀到韩国去分享，却广受欢迎。以致于福音传入韩国虽较晚，教会发展却远比中国好。
这种「三自政策」虽然一直是十九世纪末之后基督教正式的宣教政策，但是并未真正落实。以至于在大部份宣教地区(除了韩国以外)，本地教会对西方差会的依赖性依旧很大，教会发展缓慢，而且有一些畸形的现象存在。在中国，1920年代开始有独立教会(如真耶稣教会、聚会所、耶稣家庭、王明道的教会等)兴起，「三自精神」已开始萌芽。
3.「社会福音」与「基要福音」路线之争
十九世纪末，「社会福音派」与「基要派」的路线之争，由西方国家延烧至宣教地区，往往彼此水火不容。以中国为例，「福音派」以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为代表，主张传扬「纯正福音」，虽他们也办学校、建医院，但却是附属在福音工作之下的。「社会福音派」则以广学会的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为代表，主张社会服务、文字工作与传福音并重。后期「社会福音派」的宣教士，甚至主张以社会服务来取代传福音。两派争执不下，最后在二十世纪初，终于分道扬镖，各行其是。后来许多「社会福音派」(如青年会)已渐行渐远，几乎完全丧失福音的使命与信仰立场。
在十九世纪，大部份的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属于「福音派」，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社会福音派」宣教士来华，从事医疗、教育等类的工作。这个路线之争，后来也出现在中国教会领袖之间。例如基督教青年会的吴耀宗是「社会福音派」的典型代表，而北京的王明道、聚会所的倪柝声、学联会的赵君影则是「福音派」的领袖。两派虽然都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各有其贡献，但是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上，两派都做得还不够。
譬如说李提摩太致力于介绍西方的文明、科技到中国，并与上层人士多有往还，对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影响很大。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却采取「接纳西方文明、撇弃基督教」的两面手法。而到了1900年之后，广学会的报纸和书籍，已渐被中国人自办的商务印书馆等所取代；官办的中、高等学校数目也渐渐远超过了基督教办的学校(尤其在19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所以「社会福音派」在中国的影响力大为削弱。相反地，内地会近千名的宣教士在中国各地，很少和上层人士来往，也不太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因此在文化会通上，贡献也不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福音派」的宣教士们，曾引领了数十万中国人归信基督教。到了1950年之后，当所有的外国宣教士全遭驱逐出境时，这些中国信徒就成为福音的「种子」，经过文革的冬眠时期，在198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今天在中国农村已有超过数千万的基督徒，其中大都是经由那些「福音派」的宣教士所结的果实，再繁殖出来的。
参注：
1DavidBosch,TransformingMission,Orbis1991,p.303.
2同上,p.292.
3RuthA.Tucker,FromJerusalemtoIrianJaya,Zondervan,1983.p.268-73.
4《宣教学概论》，贾礼荣着，黄彼得译，1979，154页。
5《基督教两千年史》，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