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职与福音
除了上述将所有工作都视为天职外,路德针对工作这一话题还有许多其他的洞见。“因信称义”这一新教最核心的教义进一步深刻影响了基督徒的工作观。中世纪之所以形成(认为属世的工作无足轻重,属灵的工作更高一等)这样一种工作观,部分是因为人们曲解了救恩的真意。
李・哈迪写道:“在路德的时代,通常的看法是,修士通过宣誓委身严格的修道生活就可以获得上帝特别的恩宠,从而得到永恒救恩的保障。“
但是路德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遵守宗教规条、从事教会事工,仍然缺失上帝所要的公义,无法从定罪中得释放。路德从圣经中发现了非常著名的教义:人们唯有因着恩典、通过对基督的信心才能称义,称义与自己的行为无关。面对“上帝的公义”这个短语,他苦苦挣扎,因为“尽管我是个无可指摘的修士,但我仍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个罪人,良心极不安宁。我无法相信上帝因着满意于我的行为(宗教工作)而赦免我的我因此陷入激烈的良心撕扯中......”路德开始默想《罗马书》1:16-17,保罗在那里写道:救恩和上帝的公义是通过“信心”而来。路德随后写下：
就如路德在最后一句中所写的,当他发现救恩乃是透过上帝的恩典临到他,而非凭借自己的努力时,他重新思考了自己对整本圣经的理解,其中也包括他的工作意义观。路德意识到这种工作观有两点特别的影响。首先,如果宗教工作对于我们与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教会的神职人员则与其他人永远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但如果宗教工作在赢得上帝的恩宠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那么它便与其他属世的工作无异。
救恩完全来自于恩典的福音还带来了对工作的第二点影响。古代修士可能试图通过宗教工作贏得救恩,而许多现代人则从职业成就中寻求一种拯救一一自尊和自我价值。因此我们仅仅定睛于那些高薪、高社会地位的工作,并乖谬地“崇拜”它们。然而因着福音,我们得以自由：我们无需通过自我证明来拼命寻求安全感,也不会藐视更简单的工作,不会嫉妒更显赫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爱上帝的一种方式,他白白赐给了我们救恩;进而言之,工作也是爱邻舍的一种方式。
因此路德这样描述基督徒:“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属世的工作,都是对上帝的敬拜和顺服,令上帝喜悦。”他还写道:“所以我为何不能尽心、自由、喜悦、热切地.....将自己献给基督和邻舍,就像基督为我舍己一样......因为因着信,我已经在主里得到了一切的丰盛。“世人企图从工作中得到的好处我们在主里已经得着了,那就是救恩、自我价值、清洁的良心以及平安,现如今我们仅仅是为了爱上帝和邻舍而工作。这是带来喜乐的牺牲,是带来自由的限制。
讽刺的是,这意味着凡理解圣经教义的基督徒都应竭力欣赏非信徒的工作。我们知道,自己得到救恩乃是完全出于恩典,因此我们并不是最出色的父母、很好的艺术家或商人,我们并不比非基督徒更优秀。我们被福音训练过的眼睛应该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上帝工作的荣耀,这荣耀正是透过他所创造并呼召的人类彰显出来的。这荣耀既可以通过卑微如挤牛奶的工作来显明,也可以通过杰出的艺术品或历史成就来显明。
工作是一种爱的行为
这一颠覆性的工作观赋予了所有工作以共同的祟高目的:透过我们的工作去爱我们的邻舍并服侍他们,从而荣耀上帝。
作家多萝西・塞耶斯回忆到,二战期间,英国的无数青年男女偶然间领悟了与之相仿的工作观:
塞耶斯继续解释说,这终将导致“医生行医首先不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病痛,而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医治病患反而成为副产品。律师受理案件不是出于维护正义,而是为了养活自己”。然而在战争时期,人们被编入军队,却从中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满足感。“人们之所以能够在军队中感到开心、满足,是因为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完成工作不是出于挣钱,而仅仅是为了工作本身。为了金钱而工作是可悲的。
塞耶斯这里指的是战时的英国。当时,所有英国人都知道自己是为了保卫国家而工作。作家莱斯特・迪科斯特尔(Lester DeKoster)更好地阐明,无论身逢何时、身处何地,工作都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想象每个人现在马上停止工作!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文明社会很快就会瓦解。厨房很快就会没有食物,加油站没有汽油,街道没有巡逻警察,火灾无人扑救,直至完全烧尽。通讯联络中断,公用事业也没有了。幸存者围坐在篝火旁,睡在山洞里,以兽皮为衣。文明和野蛮的区别就是:工作。
无论是填写交通罚单、编写软件程序或著书立说,最好的爱邻舍的方式就是:工作。当然,这里所指的是称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