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提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政策。从“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看，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二孩比重也由“十二五”时期的40%增加到50%以上，显示生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不能否认：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有部分女性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没能生育；这部分被积蓄起来的生产意愿将在近几年内被完全释放——因为女性的生育能力受年龄影响很大，这部分女性要生育二孩的话不会等。在这部分蓄能被释放之后，出生人口是否还能保持稳定增长？学界一直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第一，90后、00后女性本身的人口基数就较70后和80后少；第二，90后、00后的生育意愿较之70后和80后也有降低的迹象。
那么，二孩生育意愿受哪些因素影响呢？智库转载一篇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文章《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的经验研究》，以供业界参考，希望大家理性预期“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
目前，学术界对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很多，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基于全国层面调查数据分析。庄亚儿等（2014）基于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1]。朱奕蒙等（2015）选取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通过建立内生性劳动供给和生育决策跨期迭代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工作显著抑制女性生育意愿[2]。吕碧君（2018）基于2000—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调查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得到家中长辈对幼儿照料的支持对城市女性生育二孩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3]。何兴邦等（2017）采用2013年CGSS数据，实证发现收入增长、受教育程度提升可以通过弱化养儿防老观念，进而对生育二孩产生重要影响[4]。二是基于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调查数据分析。陶涛等（2016）基于2015年北京市空巢家庭的调查研究空巢老人对其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5]。梁同贵（2017）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0）和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以及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具体生育行为上实证分析城乡流动人口生育偏好及影响因素[6]。王良健等（2017）运用2016年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全面放开二孩背景下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7]。吴丹芙等（2017）认为影响高学历群体（以高校教师为代表）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家庭和事业发展状况等[8]。时涛等（2018）以东部大学生为青年群体代表，提出二孩生育意愿受经济、价值观和生活质量影响[9]。
本文利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度调查问卷（居民问卷）的结果。该调查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涉及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委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2015年调查数据共获得样本量10,965个，剔除部分本研究用到的相关回答表述不明的样本后，本研究的分析中，最终用到有效样本4,697个。
受访者中表示“愿意生2个或2个以上孩子”的人数比例达到77.6%，说明大多数人有生育二孩的意愿。
通过Logit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少数民族比汉族人口生育二孩的意愿更强烈。
年龄的影响不太显著，但对于农村户籍的男女受访者来说，年龄与二孩生育意愿有正相关的趋势，对于城市户籍的男女受访者来说，年龄与二孩生育意愿有负相关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城市男女普遍结婚较晚，常常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年龄越大，生育风险越高，抚养精力不足，不想生育二孩；而农村男女较早结婚生育，年龄有优势，对生育二孩意愿较大。
受教育程度显著抑制农村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而这一变量对城市女性影响相反而不显著。以往研究很少对农村和城市两类女性群体进行区分，通常直接认为高学历抑制生育意愿[4，14]，或者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二孩无显著影响[2]。本文样本中农村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值（8.36年）远低于城市女性（12.90年），农村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城市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与大专之间。初中至大专之间文化程度对女性生育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
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在不同群体中都表现为促进生育意愿，但城市女性对这一因素的反应相对较显著，可能由于城市孩子抚养成本高于农村，城市女性生育二孩机会成本也相对较大，导致城市女性对家庭经济收入相对敏感。
不论城乡男女，家庭共居人数系数均显著为正，体现家庭共居人口数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在农村女性样本中系数值最大。可能由于女性在家中承担更多照顾子女生活起居的责任，特别是农村女性，若有老人长辈共同生活，帮忙照顾孩子，她们更愿意生二孩。
有信仰宗教者更想生二孩。而且，宗教信仰对农村男女的影响显著于城市男女，这可能与我国宗教信徒多集中于经济相对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有关。
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促进居民二胎生育意愿。
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更强。
参考文献
[1]庄亚儿，姜玉，王志理，等.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J]. 人口研究， 2014，38（3）: 3-13.
[2]朱奕蒙，朱传奇. 二孩生育意愿和就业状况——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J]. 劳动经济研究，2015，3（5）: 110-128.
[3]吕碧君. 祖父母支持对城镇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J]. 城市问题，2018（2）: 50-57.
[4]何兴邦，王学义，周葵.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的经验证据[J]. 西北人口，2017，38（2）: 31-38，53.
[5]陶涛，杨凡，张现苓.“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J]. 人口研究，2016，40（3）: 90-100.
[6]梁同贵. 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与农村本地人口的比较[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18（6）: 40-50.
[7]王良健，蒋书云. 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 调研世界，2017（6）: 12-17.
[8]吴丹芙，季亚明. 高学历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高校教师为例[J]. 皖西学院学报，2017，33（1）: 42-46.
[9]时涛，刘德鑫.“全面两孩”政策下东部高校大学生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 西北人口，2018，39（1）: 32-40.
[10]胡雯琳，陈钰珊，潘春莲，等.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低的影响因素分析[J]. 教育现代化，2017，4（47）: 391-392.
[11]洪秀敏，朱文婷.高学历女青年生育二孩的理想与现实——基于北京市的调查分析[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36（6）: 37-44.
[12]李峰. 宗教信仰影响生育意愿吗.基于CGSS2010年数据的分析[J]. 世界宗教研究，2017（3）: 18-34.
[13]朱明宝，杨云彦.幸福感与居民的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7（3）: 52-61.
[14]侯佳伟，黄四林，辛自强，等.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 1980—2011[J]. 中国社会科学，2014（4）: 78-97，206.
作者简介：
方大春，男，1973年生，安徽和县人，管理学博士，现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
裴梦迪，女，1996年生，安徽郎溪人，现为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应用经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
在产业不断创新发展、智能融合、技术推动的新形势下，创业者需要一场可以指导各产业发展方向、厘清各产业发展脉络、引导并链接资本风向、有重大影响力和启发性的行业聚会。
2018年11月29日-30日，由公司主办的“智能产业 美好生活”2018创新者年会曁第四届创新奖颁奖盛典将在北京国贸大酒店盛大召开，这将是一场汇聚5000名各产业创新者、行业领袖、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的行业盛会；是一场以引导、指引产业风向为目的，启发并分享成功案例，将国内外先知学者的思想提前带到国内的预见性盛会。
2018创新者年会曁第四届创新奖颁奖盛典详情链接：
http://suo.im/4N2Qb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