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反腐第一案:袁世凯24小时内枪毙“北京市长”

民国反腐第一案:袁世凯24小时内枪毙“北京市长”

民国初年,波橘云诡。袁世凯统领的北洋政府,一幕幕闹剧接踵而来……

话说十月的北京城,正是金秋的季节。街面上人来人往,走街串巷的小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好一派热闹的景象。在这祥和的气氛中,一条爆炸性新闻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兴致——王治馨被枪毙了。王治馨何许人也?为什么他被枪毙能引起全北京城的轰动。各位看官,您别着急,都说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您且听我给您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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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王治馨可不是一般人,他是顺天府尹,又叫京兆尹,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长,正部级干部。列位,您想想,这么大的干部被枪毙能不引起轰动吗?更何况那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民国。

正阳门外的城墙上贴着几张大布告,布告右下角写有王治馨名字的地方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老百姓围在那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这是怎么话说的,他老王不是袁大总统的红人吗?怎么说毙就给毙了。” “露怯了不是!赵秉钧,赵大人才是他的后台,你小子,外行着呢!”

王治馨,山东莱阳人,副榜贡生出身,曾在天津小站袁世凯手下当差。民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顺天府尹,民国第三任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铁杆心腹。

布告上详细地罗列着王治馨的贪赃枉法种种事实:经查,前任顺天府尹王治馨,任职不过半年,竟然在所管辖的二十四个县中,通过换届的方式,公开贩卖二十三个县长之缺,收受贿金达七八万元(大洋)。王治馨卖官是明码标价的,他根据各县贫富不等的情况,具体规定:一等县五千元、二等县三千元、三等县二千元。有的人花了三千元,买来了二等县的县长,到任仅仅五天,就搜刮五千余元,可谓财源滚滚。向王治馨行贿买官之人大都是三教九流之徒,武清县县长田载厚,原本是开芸香“小班”(妓户)的,后开设“牙行”(中介机构);三河县县长刘其勋,原来是开照相馆的,他和其他四个人合伙凑钱买了个县长,但县长只有一个,于是五人抽签决定,刘其勋抽中当了县长,其他四人便作为刘县长的助手跟随刘其勋一同上任搂钱去了。其它种种,不一列举。由于事情闹得太大,惊动了御史监察机构,于是由肃正院都肃正使夏寿康向袁大总统举报,经多方核实查证,王治馨买官受贿证据确凿,现经大理院审理并报请袁大总统核准,决定对贪污犯王治馨执行枪决,以儆效尤云云。

看完布告的老百姓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王治馨卖官爵,该杀!有的说袁大总统英明,惩治贪官污吏不手软,王治馨这级别,怎么着也算是一只大老虎,看来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

尽管民间吵吵吧火的看似热闹,但官场上关于枪毙王治馨却流传着另一个版本。

民国年间的七八万元(大洋)确实是一笔巨款,那年月,一个大洋就可以买一袋洋白面。一下子贪污受贿七八万元(大洋),确实限制了老百姓的想象力。但官面上的人都知道,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政府里的那些督军、总长老爷们,不管是搜刮地皮、克扣军饷;还是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哪个家里没有几十上百万大洋,有的甚至拥有千万之巨。王治馨和这些人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惩治腐败的第一枪,打在了王治馨的身上。

原来,他的死和一起震惊民国的刺杀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13年4月,国民党总理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杀,表面上的行刺人是青帮大佬应桂馨,而幕后的策划联系人则是洪述祖。洪系内务部官员,而内务部长正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所兼任:洪述祖本人又与袁世凯有直接联络的关系,所以当时舆论纷纷质疑真正后台为大总统袁世凯和赵秉钧。

... 袁世凯

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当时的国会要求赵秉钧到国会澄清事实,赵秉钧以自己身为国务总理的身份不便前往,就委托自己心腹工治馨到国会去解释。没想到,正是赵秉钧的这个决定,使赵、王二人命丧黄泉。

王治馨不懂政治形势,虽然为官多年,但却口无遮拦。居然在国会乱发议论,最终惹下了杀身大祸。在回答议员的咨询时,王治馨对国会议员说,赵秉钧和宋教仁之间虽非同一党派,但个人关系非常要好。宋教仁被刺之后,从嫌犯应桂馨那里搜出的证据牵涉到内务秘书洪述祖,说明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关系密切。因此,袁总统不免怀疑赵总理,而赵总理因为洪述祖经常前往袁府,也不免怀疑是袁总统授意。后来,袁总统和赵总理当面商议此事,方知彼此坦然无疑。

王治馨的这番话听起来是在为袁世凯和赵秉钧积极辩护,按理说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随后的话却将一直试图置身于外的袁世凯拉进了宋教仁被刺案的漩涡。王治馨说,宋教仁被刺杀之前,洪述祖在一次向袁总统汇报工作时,抱怨现在行政工作多受掣肘,都是宋教仁领导的反对党捣乱破坏,提议收拾一二人来恐吓其他人。袁总统答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这样的办法实属不合。现在宋教仁果然被刺杀,难保不是洪述祖自作主张,借此来迎合领袖的意思。末了,王治馨还信誓旦旦地说:宋先生的死,赵秉钧总理不应该负责,应另有其人。

... 赵秉钧

清代三朝为相的张廷玉曾经说过一句官场名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王治馨侃侃而谈,只顾痛快嘴了,犯了官场大忌。该说的不该说的,王治馨都说了,他当时可能不知道,死神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他的头顶了。

王治馨的此番言论见报发表后,袁世凯当即勃然大怒:“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袁世凯的大怒可以理解,因为虽然王治馨好像是在为他辩解,但又把袁世凯和洪述祖说到一起,牵扯到宋案之中。另外王治馨为洗脱赵秉钧的嫌疑,完全将袁世凯给出卖了。这种仇恨和愤怒早就埋在袁世凯的心里。

... 袁世凯

按理说,王治馨政治觉悟低还能理解。但身为袁世凯第一智囊的赵秉钧此时的表现也令人费解,在宋教仁遇刺后,赵秉钧极力表明自己与宋教仁关系匪浅,不可能指使人暗杀他。在北京的《新纪元报》上发表一段谈话,其中提到“我和钝初(宋教仁)一任内务,一任农林,以同僚而为至友,他住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偿还的”。甚至为了表示负责,赵秉钧屡次向袁世凯提交辞呈,这种不断置身事外的做法让袁世凯十分不满。加上王治馨在国会发表的言论中信誓旦旦地说赵秉钧不可能是幕后主使,而是另有其人。

如果赵秉钧不是幕后黑手,那么显然舆论会将这个“黑手”放在袁世凯的身上,加上王治馨是赵秉钧的心腹,难免会让袁世凯认为王治馨在国会的一番言论是经由赵的授意。

袁世凯自然不会让赵秉钧如愿,而是百般安慰,将辞职改为给假养病,言外之意就是“你越想躲避,我越不答应”。

正在此时,凶手应桂馨在上海被一群流氓解救出来,当“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应桂馨以刺杀宋教仁作为功劳向袁世凯索要报酬。应桂馨狮子大开口,索要“勋二位”和“现金五十万元”。在袁世凯不答应的情况下,应桂馨要挟宣告袁氏就是宋教仁被刺案的幕后主谋。袁世凯一怒之下下令暗杀应氏,就在应桂馨试图逃离北京的火车上,被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和另一个侦探王双喜用电刀杀死。

当赵秉钧听到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难免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因此,当他获知应桂馨死讯时,不请示袁世凯就发出缉捕杀死应桂馨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世凯抱怨:“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这席话让袁世凯听了更加厌憎,本来在袁世凯看来,赵秉钧就应该出来主动承担责任,却屡屡想明哲保身,现在又因为应桂馨之死口出不满。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对赵秉钧起了杀心,袁世凯佯装不知此事,并表示要尽快通缉凶手。在此之后,接受赵秉钧的辞职,调任直隶总督。

时隔不久,袁世凯的第一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怪杰赵秉钧,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他死时才51岁。坊间怀疑是袁世凯为了杀人灭口。

赵秉钧的死也让王治馨失去了最有力的护身符,枪毙王治馨既能博得袁大总统惩治贪官污吏的美名,又能让王治馨尝尝“嘴上没把门”的后果,更能让那些心怀异志之徒有所收敛。袁大总统的这着棋,可谓一举三得,实在是高啊!

... 枪毙犯人

可怜的“王市长”,一直到一大理院宣判时,他还以为自己不过是走走形式,即便被判徒刑之后也能够设法尽快出狱,所以在宣判时也看不出王治馨的紧张和害怕。和王治馨同时宣判的还有两位官员,都是因贪污而被判刑。法官在宣读前两位官员的判决时,声音不是很高,但是依然能够听清,其中一名判五年徒刑,另外一位判决十二年徒刑。但是当宣读王治馨判决时,法官的声音忽然变得更低,不仅周围的人没有听清判决结果,王治馨也没有听明白。在退庭之后,王治馨还询问自己的律师,自己被判七年还是九年。

第二天一大早,法警来验明正身时,王治馨才明白,袁大总统这是闹着玩下死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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