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谢建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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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屋西房内侧的墙壁上，挂着一盏经年的马灯，虽已锈迹斑斑，但谁也不愿丢了，因为这是爷爷当年晚上学校办公、村扫盲班教学、应酬社会事务用过留下的遗物，是一种物证，更是一种念想。
爷爷在村上小学做教师时，负责学校工作，那时学校都有晚办公制度。晚饭后，爷爷就会点上马灯，去学校办公。
那个年代，乡村不通电，巷道里没有路灯，外面漆黑一片，窄小弯曲的村路、巷道全是泥土的，坎坎坷坷，夜晚行走，没有灯光是万万不行的。
到了学校，爷爷就在马灯微弱的光亮下办公，我们有时也会背着书包与爷爷一起去学校在马灯下学习做作业，等我们作业做完了，爷爷的办公桌上也已堆满了批改过的作业本。
于是，我又拿出喜欢的小人书看，这时，办公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只听到马灯的火焰哔哔剥剥的微音和爷爷批改作业时笔尖“喳喳”的声音。
那个年代，由于农村文化缺乏，识字的人不多，文化人凤毛麟角，村上一切有关文化、文字方面的事务，像给村民写家信、写上梁对联、春联，给民间写契约等，事无巨细，大小一股脑事儿都离不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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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人手少，教师缺乏，正好爷爷能写会画，毛笔字、钢笔字写得特别的好，常有村民请他帮忙，他也热心于村上、村民们的各种事务，认为帮助人家是自己的义务。
白天要上班教学，一些事儿都是安排在课余和晚上，马灯成了他夜晚出行的必备工具，是他走夜路的帮手。
晚上，常有乡下人家请他给写家信，那时的通讯方式要么打电话或电报，不方便，写信是最好的方式。
一次他被一村民请去给远在边疆当兵的儿子写信，那家儿子出去当兵了，又远在边疆，十分的想念。一封家信，家长里短，信息量大，要写好长时间，爷爷不厌其烦，根据人家的要求，帮着人家写好信，内容写全面，给家人传递心声，给远方的亲人送去思念与嘱托。
村上凡是请爷爷写信的，不管他工作有多忙，他从不拒绝人家，他总是说：“人家有困难才找你，帮人家做点事是应该的。”
有帮给在远方的亲友写信的，有帮在外工作的家属写信的，也有人家买房、购物，写合约的，写调解书、分家书的，因不识字，还有请爷爷去给念信的，五花八门，爷爷总是很乐意，他把这些当成是人家对自己的一种信任与认可，自己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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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每次出去，等办完事拎着马灯回来常常是子夜时分了。
那时的学校属于村办乡管，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扫除农村文盲，上面号召各村举办农民扫盲识字班，具体工作由学校负责，爷爷是校长，便主动承担了这份担子。
他每天上午把课调好上完，下午擓着小黑板，带着教本和粉笔，来到田头，乘着村民劳动歇晌的间隙，进行扫盲识字教学，无论严寒酷暑。
每天总有个别社员因事不能参加学习，他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擓着马灯，带着教材，登门补课，无一例外。
我们还小，每天晚饭后，知道爷爷要出去了，我们便主动站上凳子，帮爷爷拎下挂在中柱上的马灯，爷爷自己翘开灯罩，点亮了，拎着马灯走向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我们村子居住分散，是由三四个小“舍”组成的，舍与舍之间还隔着农田。
每晚，爷爷就是擓着马灯沿着巷道和田埂从这家到那家，给缺课的社员补课，风雨无阻，在这弯曲的村路上，不知印下了他多少个脚印，他用双脚丈量着这悠长而狭小的村路，一晚又一晚，一年又一年。
马灯的光亮，照亮了乡村的巷道与田埂，也照亮了村民们的心。村民们从“睁眼瞎”的文盲，到能读书报、写家信的“明白人”。
因为他出色的扫盲工作，受到了省市县各级的通报表彰奖励。工作之余，爷爷还经常给村里写宣传标语，写黑板报，出专栏，给村里写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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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马灯，擦灯罩，每次爷爷擦灯罩，我们都喜欢蹲在一旁观看，只见爷爷拎起马灯上面的盖儿，取下灯罩，对着哈口气，然后用废报纸里外擦，把灯罩擦得光亮透明，再安好，拧开油箱盖，用柴草测一测灯里的油足不足，晚上够不够用，揩拭灰尘，把马灯收拾得干干净净，似乎在做好出发前的准备，生怕晚上马灯半途中“熄火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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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爷爷被一家请去写分家书，事情办好后，爷爷拎着马灯往回走，那天风大，马灯被吹熄了，他只得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回摸，还撞了墙，摔了跤，到家时已是深夜时分。
马灯，跟随了爷爷一辈子，它是爷爷走夜路的眼睛，陪伴爷爷常年行走在这弯弯曲曲、坎坎坷坷的村路上，也见证着爷爷倾心教育事业、服务千家万户的辛劳与欢乐。
现在乡村条件好了，条条乡路都铺上了水泥路、柏油路，夜晚路灯高照，明如白昼。马灯，作为时代的记忆，历史的证物，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马灯，一盏夜行的明灯。今天，当我看到这盏灯，就会想起爷爷，它高悬在我的心头，有了它，我们在前行的夜路上就不会迷失方向。
